卡爾維諾與金克木的啟示

隨看隨想

這也是一篇談讀書的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張輝教授。文章寫於2015年1月，原載2015年3月31日《文匯報》（上海）筆會副刊。

讀書，讀好書，讀「第一手」的書，讀經典的書，讀偉大的書；以及，何以應該如此——文章要說的就是這樣一個意思。這「最平常不過的常識」，卻需要被一再述之論之呼之吁之。這是為何？金克木先生「車輪」「包袱」之說，可能是一解。欲求其原由的全面細緻和深入，還應該深長思之；而中小學語文教師，尤當自問。

文中提及的卡爾維諾、金克木、陳寅恪、夏曾佑、阿蘭·布魯姆等諸人，我們可以著重了解一下。 （任余）

寒假終於來了。在確定這個假期找哪些好書大快朵頤之前，我又重溫了一遍義大利著名小說家卡爾維諾的《為什麼讀經典？》。沒想到文中的下面這段話，卻帶給我揮之不去的憂慮：

我們總要……一再讀第一手文本，而盡量避免二手書目、評論和其他解釋。中學和大學都應加強這樣一個理念，即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書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然而學校卻傾盡全力要讓學生相信恰恰相反的事情。這裡廣泛存在著一種價值逆轉，它意味著導言、批評資料和書目像煙幕那樣，被用來遮蔽文本在沒有中間人的情況下必須說和只能說的東西——而中間人總是宣稱他們知道得比文本自身還多。

讀那些好書本身，也就是讀卡爾維諾所說的「第一手文本」，盡量避免「二手貨」，這應該不是什麼驚人之論，而是最平常不過的常識。問題是，卡爾維諾這裡所謂的「價值逆轉」卻不僅至今尤是普遍現實，而且在中國已有愈演愈烈之勢。

這幾年一直參加大學自主招生以及研究生招生考試，每每詢問同學們讀過一些什麼書時，這種「價值逆轉」的印象甚至格外強烈了起來。提到讀經典，這些從千千萬萬考生中遴選出的佼佼者，在很多情況下，往往只能告訴我們這些「考官」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而極少有人可以如數家珍地向我們介紹一部或幾部自己心愛的作品。有某一場考試中，當被問及印象最深刻的文學經典時，五位考生居然有三位給出的答案是《飄》。他們之中，完整讀過《紅樓夢》的屬鳳毛麟角，能夠細緻複述自己所讀作品具體細節的也總是屈指可數。武斷一點也許可以說，我們的不少考生並不缺少他們為通過考試可以倒背如流的「知識」，但卻非常非常缺乏親炙好書並與偉大心靈對話的興趣、能力和內在的愛。

倒是有一次一位來自邊遠鄉村的考生，背誦了《史記》中的幾個未曾出現在教科書上的大段落，一時間令我們感佩不已。但是，當她說出箇中原因，卻又讓我們全體啞然。因為，她說，在她的中學，除了教科書，她能找到的最喜歡的課外書——「也就只有《史記》了」。

多想所有這些僅僅是我個人所遇到的偶然中的偶然，所產生的偏見中的偏見；多想我們可以說，卡爾維諾也不過是在杞人憂天。可惜，似乎不是。

多年前從金克木先生的文章《「書讀完了」》中知道了一則逸事。據說，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說過，幼年時他見到另一位學者夏曾佑。夏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對這個「神話」，金先生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在他看來，這絕不是夏曾佑在「誇海口」或「打啞謎」，而恰恰意味著「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的書的基礎，離了這些書，其他書就無所依附」；所以，如果讀懂讀通了這些作為其他書的基礎的書，確實是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聲稱「書讀完了」的。相反，停留在背誦教科書的水平，而遠離這些偉大的原典本身，就真的如金先生所說的「好像是見藍圖而不見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畫去想像本人」了。

金先生的這個解釋，很顯然可以與卡爾維諾所下的相關結論對讀。卡爾維諾不是也認為「中學和大學都應加強這樣一個理念，即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書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嗎？

可是，為什麼實際的情形卻弔詭地與此相反，甚至大相徑庭呢？金先生早在1984年說過的話，至今發人深省：

文化和書籍應當是前進中腳下的車輪而不是背上的包袱。讀書應當是樂事而不是苦事。求學不應當總是補課和應考。兒童和青少年的學習應當是在時代的中間和前頭主動前進而不應當是跟在後面追。僅僅為了得一技之長，學謀生之術，求建設本領，那隻能是學習的一項任務，不能是全部目的。為此，必須想法子先「掃清世界」……由此前進。「學而時習之」本來是「不亦悅乎」的。

我們不禁要問：是誰把書籍變成了「背上的包袱」？又是為什麼讀書成為苦事，求學也只是為了補課和應考？而教育只是為了得一技之長、求謀生之道呢？讀好書，讀該讀的書，難道不是教育最應該有的手段和目的嗎？

當然不該苛求學生，他們毫無疑問有難言的苦衷。但作為他們的師長、他們的父輩，我們怕是難辭其咎。至少需要捫心自問：那些我們期望中學生、大學生讀的好書，那些偉大的書，我們自己認真而投入地讀過嗎？我們的心智離那些書是不是越來越遙遠？

不讀該讀的書，這個看似微末的問題，不僅將在深層次上最終危害知識生產和經濟發展之類功利目的，而且更將危及民族文化與文明共同體的健康生存。這應該不是危言聳聽吧。美國政治哲學家阿蘭·布魯姆在《巨人與侏儒》一書中曾說，對一本偉大著作或者一個偉大作者的反覆閱讀與信賴的消失，「不僅導致生活基調的庸俗化，而且也導致社會的原子化。因為，有教養的民族結合在一起，是基於對德行與惡行、高貴與卑鄙的共通理解」。而這些共通的理解，離不開偉大的書。離不開《詩》《論語》《孟子》《老子》和《莊子》，也離不開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馬克思……儘管這一切至今仍會被某些人無端判定為國產的「封建糟粕」或進口的「西方毒素」。

卡爾維諾和金克木給了我們思考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不可多得的啟示。我們身處這個讀書風氣已然敗壞的時代，這個或許「與真理隔了三層」的時代，要真正重返偉大經典、真正讀懂並讀好那些該讀而恰恰沒有讀的「第一手文本」，依然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對我們而言，不僅書遠遠沒有讀完，而且讀該讀的好書，也需要重新開始。

（選自張輝《如是我讀》，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第1版）

《中國教師報》2018年11月21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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