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政文：領導處理日本戰犯 「港澳鎮反」威震敵膽
父親1910年4月26日出生於湖南資興一個貧農之家。1926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後隨軍上井岡山。參加了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父親長期從事我黨我軍的保衛工作和地方的公安、司法工作，系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公安、司法戰線第一代領導人。1961年12月12日去世，時年51歲。
父親撰寫了第一部《審訊學》
我知道我黨撰寫出版的第一部《審訊學》，是父親32歲時的著作。
我的父親機敏好學，忠貞尚武，耿直正派，嚴厲而有風趣。因家境貧寒，只讀了高小。他從小愛看《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等名著，愛聽有文化、通中醫的爺爺講《包公案》、《聊齋》故事。一生愛讀古典詩詞。雖然他原來文化程度不高，但酷愛學習，非常勤奮，尤肯鑽研。在革命隊伍里，在鬥爭實踐中，父親迅速地自學成才。中央蘇區時期，他從戰鬥部隊調到國家政治保衛局，開始專職從事保衛工作。葉劍英伯伯任建寧警備區司令兼閩贛軍區司令時，父親擔任建寧警備區保衛局長兼閩贛軍區及閩贛省保衛局長。1933年父親剛23歲，就在國家政治保衛局舉辦的保衛幹部培訓班兼任教師，主講審訊，頗得好評。他的講課，結合案例，旁徵博引，不少是從鬥爭實踐中得出的經驗，甚至是從失誤和鮮血中汲取的教訓，見解獨到，發人深省。
長徵到延安後，父親自1938年起，從軍隊調到地方，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副處長兼地方部長，後調中央社會部任地方部長，對審訊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心得、體會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總結。為此，中社部專門組織了審訊研究小組，協助父親集中精力研討、編寫審訊學。他在自己9年前國家政治保衛局訓練班講課稿的基礎上，綜合階級分析、民族特性、職業心理、犯罪心理和審訊心理等諸多領域的學術成果，進行整理、補充、編寫，形成了除「導言」和「結束語」之外的六章結構，於1942年5月寫成並出版了《審訊學》。被中央審定為正式教材。
我黨這第一部審訊學專著，是父親在革命最艱苦時期於百忙中擠時間撰寫完成的。是他在整風運動中對自己在鋤奸保衛部門工作歷史的自我反省和檢討，是蘇維埃時代及抗日戰爭（內戰和抗戰兩個階段）中審訊工作部分經驗的總結，其中不少是從沉痛的流血鬥爭中獲得的經驗和教訓，尤堪寶貴。為了戰勝敵人、保衛革命，他不但善於向歷史學習，甚至「虛心」向一切敵人學習。
被譽為審訊專家的父親，一貫重視人才開發培養和幹部隊伍政治素質、業務素質的提高。紅軍時期和抗戰時期，只要有重要的保衛幹部培訓班，父親總是積極支持，認真授課。他自己在紅大、抗大的學習結束後，還曾留任抗大訓練部教育幹事兼教員。在中社部任副部長時，他親自兼任接管大城市公安集訓的訓練班班主任。在任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長時，他迅即組建並親自兼任北京市公安幹校（北京人民警察學院）第一任校長。在任廣東省公安廳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時，同樣親自兼任廣東省公安幹校（廣東省公安司法管理幹部學院）和廣州市公安幹校（廣州市公安管理幹部學院）兩校的第一任校長。在我國政法系統幹部培訓的工作中，父親做出了突出貢獻，可以說他桃李滿天下。他的言傳身教，使一批批忠誠保衛工作和法制建設的有為青年，成長為我國政法戰線的骨幹，走上了公、檢、法、司的各級領導崗位。不少幹部經過更全面的培養和鍛煉，還成為省、部級獨當一面的棟樑之材。
建國後，在各方催促下，1950年11月華南分局社會部精裝再版了《審訊學》這部革命草創時期的專業開山之作。政法界許多高級幹部把這本書當做珍貴的個人藏品和紀念品。其中一本，現作為北京警察博物館珍藏的文物，在基本展中為公眾展出，向後人陳述著那些歷史塵埃遮掩不住的歲月和光彩。
毛主席支持我父親土改糾「左」
1942年父親調赴晉綏，任晉綏分局常委、社會部長兼晉綏邊區政府公安總局局長。我黨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戰，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後，很快又迎來了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為進一步發動群眾，在解放區大力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康生主持下搞的土改試點，推行一套極左的土改政策和幹部政策，在晉綏造成了惡劣的影響。1947年，當土改工作全面鋪開時，父親由分局常委分工，被派作山西崞代兩縣土改工作團團長併兼崞縣縣委書記，領導崞縣和代縣兩個工作團。
父親出身農家，熟悉農村，熟悉農民。早在1926年，他剛16歲，便在廣州考取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教導團後，被黨組織派回家鄉搞農民運動，曾任區蘇維埃土地委員，不乏農村工作經驗。父親帶工作團下鄉時，正值晉綏「左」風泛濫。父親將原縣委書記、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幹部留任為副書記，不但在工作中給以信任，而且在下面別有用心的人亂揪亂斗時，專門派員給以保護。同時，又把鄉公安員及一些村、鎮治安員都抽調到工作團工作，發揮他們的知情優勢。但有的同志思想不通，不願離開自己的工作「領地」。待運動進行到審干、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別的區、縣都在查三代、「搬石頭」、「鬥爭」基層幹部，鬧得雞飛狗跳時，崞縣的基層公安幹部只在工作團開了三天會，整頓思想，清查歷史，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便基本都順利過了關。到這時候，大家才理解父親對幹部關愛、保護的一片苦心。
然而，父親在崞縣抵制和糾正「左」傾錯誤的一系列做法，在當時是不合潮流的。那時，侵犯中農利益，挖地主「底財」，對地富亂打濫殺，傷害基層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甚至批鬥摧殘同情革命、支持共產黨的開明紳士等等極左的錯誤相當普遍。所以，管轄崞縣的六地委視崞縣工作團為另類，對其非常冷淡。晉綏分局那邊也有人不斷吹風，「敲打」父親，不要搞右了。主管政法的保衛幹部，可不能犯右傾錯誤！土改一年多，隨團記者「才子」馬烽（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和電影《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作者）寫了不少通訊發往《晉綏日報》，居然一篇不用。父親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堅持實事求是，於1948年初對崞縣土改工作特別是糾「左」的經驗進行了認真的總結。2月8日報告送至晉綏分局，分局未予理會，留下不發。
直到1948年3月12日，毛主席親臨晉綏看到這份報告，高度評價了崞縣的土改經驗，批示《人民日報》以「山西崞縣是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為題，於3月24日全文刊發了我父親的報告。並以「按語」的形式，同時發表了他在我父親報告上的批示原文：「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領導同志們，在對自己領導的各項重要工作發出決議或指示之後，應當注意收集和傳播經過選擇的典型性經驗，使自己領導的群眾運動按照正確的路線向前發展。現在是成千萬的人民群眾依照黨所指出的方向向著封建的買辦的反動制度展開進攻的時候，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不但指出鬥爭的方向，規定鬥爭的任務，而且必須總結具體的經驗，向群眾迅速傳播這些經驗，使正確的獲得推廣，錯誤的不致重犯。」隨後，才有毛主席4月1日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和4月2日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重要講話，不僅為晉綏分局土改工作的路線之爭作出了明確的結論，全力支持了我父親的觀點和做法，全面肯定和推廣了崞縣的經驗；也不僅為老解放區乃至下一步全國解放後廣大新解放區的土改運動指明了方向；而且就運用典型經驗領導群眾運動方面，向全黨高級幹部提出了方法論和領導藝術的更高要求，以適應全國解放的新形勢，迎接建設新中國的新任務。
父親是首都公安奠基人
我父親率領一百單八將，組建北京市公安局，為首都公安奠基，成為共和國公安史的一段佳話。
1948年父親調任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時，親自主持中社部「西黃泥訓練班」的工作。黨中央為迎接全國勝利，從西北局、華北局、華東局和晉綏分局抽調一百名縣團級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優秀保衛幹部，到中社部接受接管大城市的公安集訓。後來，又從北平調來八名大學生，合起來謔稱「一百單八將」。
革命形勢的發展，比人們預料快得多。原定一年學期的中社部訓練班，剛學了不足三個月，父親便已面臨接管北平的新任務。當時，正在研討定都北平的動議。中央決定，將由我父親主持北平公安工作。父親向中央請求，將訓練班為全國培訓的公安精英，全部帶往北平，「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為將來的首都公安建設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也為全國其他各大城市的接管開個好頭，闖條路子。所以，這一百單八將，加上中社部機關抽調的二十個幹部，再加上進京途中不斷向我父親歸建的中社部直屬平津情報站、冀熱遼北平情報站及各大區、軍區在華北的所有情報站約一百多名幹部，就成了日後組建北京市公安局的骨幹力量。父親一是抓住訓練班，二是抓住情報站，使公安系統對北平的接管有了堅實的基礎和得力的隊伍。各情報站的工作結合地下黨提供的情況，使市局基本掌握了北平的敵情、社情，以致進城後能夠立即對著門牌和名單去搜捕敵特分子。
1948年12月17日，進京途中在保定召開了第一次北平市委會議。市委書記彭真，第一副書記、軍管會主任兼市長葉劍英，公安局長譚政文是七人常委之一。當時沒有配副局長，在中社部、公安部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下，就由他一個局長，帶著不足十名處長、十幾個科長和內七、外五、郊八共二十個分局長等四十多員幹將，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經過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在首都整頓好了戰後的混亂狀態，建立起了正常的社會秩序，給黨中央創造了一個穩定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後續接收和管理大城市樹立了學習榜樣。
1949年2月2日上午10時，以我父親為首的軍管會正式接管舊警察局。2月3日，解放大軍舉行了隆重而熱烈的入城儀式。集中的接管工作，約持續了一個多月。經過短暫的秘密登記後，市局又設立公開登記處。截止2月19日，接管特務機關三十七個，國民黨、三青團機關十九個，舊警察機關三十二個。從2月19日起截至4月，僅收容散兵游勇一項，已登記了包括馬占山等國民黨將軍在內的流散軍人兩萬一千多人。到6月，共登記特務三千五百餘名。約5、6月份，接管工作基本結束，社會秩序基本正常。
按照父親的工作安排，市局對天橋、八大胡同等藏污納垢的場所進行初步清理整頓和加強過渡性管理的同時，對妓院、賭場、制毒販毒、一貫道、包括天主教中的反動勢力和間諜活動，進行了大量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積累了比較系統完整的基礎資料，為日後條件成熟時及時開展禁娼、禁毒、禁賭、取締反動會道門和黑社會組織等專項鬥爭，創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礎。
當年的北京市公安局，除要行使社會治安和城市管理的職能外，還肩負著直接保衛黨中央的重任。3月25日黨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進京，父親在召集有關方面研究部署警衛工作後，還親自去迎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等中央領導同志進城。7月1日，華北局和北京市在先農壇召開黨員大會，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父親擔任大會副總指揮，具體布置大會保衛工作。開會前，父親隨同中社部長李克農伯伯一道，去接毛主席安全到會；會後，又親自護送毛主席安全返回。有三十萬人參加的開國大典的保衛工作，父親同樣肩負著重大的歷史責任。除主席台的警衛由公安部直接負責外，其餘的大會保衛任務幾乎全部由市局承擔。在市委統一領導下，市裡其他部門積極配合。為了永載史冊的開國大典萬無一失，父親在局裡專門召開了兩天會，研究、布置大會內外的各項安全保衛工作。僅觀禮台周圍，就從公安部隊調派了一千多便衣警衛。可以說，開國大典有沒有一個安全的環境順利進行，也是對市局前段工作的一次嚴格檢驗。事實證明，從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歡，都沒有發生重大事故。北京市公安局不負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重託，光榮地完成了開國大典的安全保衛任務，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彰。同時，也為以後歷年的國慶保衛工作積累了最初的寶貴經驗。
那時，國民黨潛伏特務活動十分猖獗，不斷策劃暗殺我中央領導、高級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甚至陰謀組織武裝暴亂，妄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所以，對於直接保衛黨中央的工作，父親總是親臨一線，一絲不苟，竭盡心力。一次正開政治局會議，李克農伯伯讓秘書打電話通報我父親，毛主席和政治局領導同志當晚要到長安戲院觀看梅蘭芳的京戲。父親放下電話，便緊急部署，派人把長安戲院控制起來，並將包廂全部包下（包賠全部退票損失），在戲樓上設立了一圈安全帶。他自己穿著便衣，拿著手電筒，親自在戲院門口迎候。其他同志見他連隨員、警衛員都不帶，很不放心。他卻說：「今天還管我幹什麼！你派個人跟著我，不是反倒暴露了嗎？」直到散戲，觀眾也不知道那晚與往常有什麼不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安全退場後，父親提著的一顆心才算放下來。
雖然父親在北京市只工作了一年，但作為奠基人，他卻給首都公安鍛煉了一支好隊伍，締造了一派好作風，留下了一個好傳統。
「港澳鎮反」威震敵膽
葉劍英伯伯從北京市長任上，南下去主持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任華南分局書記兼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廣州市（直轄市）市委書記、市長。他點將，要求中央把曾與他兩度共事的我的父親調去做他的助手。1949年11月15日，中央任命公安部長羅瑞卿兼北京市第二任公安局長，同時任命我父親任華南分局常委、社會部長、廣東省公安廳長、廣州市公安局長兼廣州警備區政委，去協助葉帥開闢公安工作和情報工作在祖國南大門的前哨陣地。
父親赴廣州履新，面臨嚴峻的形勢。那時，廣東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五萬之眾。廣州作為敵人在大陸的最後據點，各地、各系統的特務匯聚於此。僅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全省就發現土匪三百三十七股、四萬餘人，發生反革命暴亂、襲擊、爆炸、搶劫、縱火、投毒、暗殺事件三百四十九宗。面對這樣的危局和亂局，父親努力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雷厲風行地連出重拳，短期內迅速扭轉了局面，掌握了主動。
父親在廣東的工作特點，可用「兩手共抓，兩面作戰」這八個字概括。在那個複雜形勢犬牙交錯的特殊歷史年代，使他心力交瘁的是，一方面要高度警惕地對敵鬥爭，另方面又要時時注意克服內部的不良傾向。在反對錯誤思想的干擾時，他也要同時與右的和「左」的兩種錯誤傾向進行鬥爭。父親堅決反對敵我不分、寬大無邊等右傾錯誤；同時，也反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搞擴大化的極左做法，使廣東的政法工作堅持了正確的方向。
在內部建設上，父親首先抓了「文」、「武」兩個方面。一手抓「文」，刻不容緩地成立省廳公安幹校；另一手抓「武」，儘快組建廣東公安部隊。父親本人尚未到廣州，已令先遣幹部開始了幹校的籌建和招生工作。首批學員招收了千餘名廣州的社會青年和大中學生。從中挑選兩百多人辦速成班，四十天結業即分配各處。後來還專門成立了女生隊。此舉對於加強公安隊伍建設、迅速打開工作局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由京南下的同時，父親即已下令從廣東各地方部隊調員，儘快組建公安十九師。該師下轄兩個大團，約九千餘人。1950年3月，中央軍委決定將公安十九師改為廣州公安總隊。有了這樣一支專業化的威武之師，廣州乃至廣東的大局立即穩定下來。
在公安業務工作上，父親一手抓治安，一手抓肅反，不同階段突出不同的重點，同時展開交替進行的兩方面工作。父親認為，不肅清各類反革命分子，天下永不得安寧；反之，不抓好治安建設，肅反不僅失去了紮實的工作基礎，也失去了最直接的意義和目的。所以，他主張，「防治並重，以防為主；防治並用，以治為先」。在治安格局中，明確以廣州為核心：穩定廣州，輻射全省。1950年上半年，廣東迅速開展了肅反運動。不到一年，便破獲敵特案件一千二百多起。
1950年3月3日，敵機臨空，特務的信號彈滿天飛，幾乎將黃沙火車站炸平。「三·三大轟炸」的各類損失和政治影響都很大。面對黨、政、軍、民各界的責難和政治壓力，父親精心策劃，周密部署，親自指揮，決定打掉敵特在港澳的指揮機構，給敵人一次「釜底抽薪」的致命反擊。經請示葉帥批准，展開了代號為「港澳鎮反」的特別行動。首先，原廣州偽偵緝處長臨要出走西班牙的前兩天，被擊斃在澳門的街道上。不久，又處決了軍統澳門站站長和軍統港澳穗站站長。前線完成任務後，向省廳和我父親發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報。敵特全線震駭，活動大為收斂。不到兩個月，華南、廣東的治安迅速好轉。1950年過了個安穩祥和的「五·一」節，黨、政、軍、民無不稱讚。節前父親向廣州市人民代表會議作了治安工作報告，《南方日報》發了消息，還舉辦了公開展覽。半年後，繼續執行「港澳鎮反」第二階段任務，在香港處決了軍統華南站站長。至此，一連剪除了軍統（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將級特務頭子，「港澳鎮反」的計劃全部勝利完成。原來比廣州公安機關編製還大的港澳特務機關，一度陷於癱瘓，並一蹶不振，遭到摧毀性的打擊。台灣保密局長鄭介民為之驚慌失措。「港澳鎮反」的成功，從根本上改善了東南沿海各省的政治環境和治安狀況。
父親領導處理日本戰犯
1954年，由周恩來總理「欽點」，毛主席以國家主席名義任命我父親為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同年，憲法頒布後至1961年，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其間，他擔任中央處理日本戰犯指導小組副組長、組長，出色地領導了偵查、起訴、審判和處理日本侵華戰犯的工作。
正確處理日本侵華戰犯，是一項司法難度極大、政策性極強而又為全國人民及世界各國矚目的特殊歷史使命。妥善解決這一世界大戰的善後問題，不僅對於中日兩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對於弘揚社會主義的正義事業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持續鬥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父親為此又開始了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的辛勤工作。1954年2月起，從全國各地調集了三百多名司法幹部，組成「偵處日本戰犯工作團」，由譚政文親自動員，在北京真武廟進行有關方針政策、法律程序、偵查審訊和調查取證等業務的短期集訓。一個多月後，便在掌握和熟悉歷史資料的基礎上，採取「爭取下層，瓦解中層，動搖上層，孤立打擊少數特別反動、頑固、狡猾的戰犯」的策略，對在押的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戰犯開展了個別訊問與認罪檢舉相結合的大規模偵查。同時，先後派出六批幹部，分赴十二個省、區，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間接的有力罪證。從1955年底至1956年6月，檢、法、司合署辦公，各方司法專家匯聚北京卧佛寺，由我父親牽總，起草起訴書、公訴詞、辯護詞和判決書等各類法律文書。大家在統一對敵的原則下，分工負責，相互制約，共同準備，密切配合。後來，檢察、審判、辯護三方又分別進一步修改加工各自的文件。最後，由彭真伯伯親自指導，對這些文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使所有起訴的罪行起碼都有兩個以上的證據。
戰後十多年了，再對戰犯罪行進行如此周密的偵查，是非常艱巨的。一來戰犯多數是中毒很深的「武士道」崇拜者和軍國主義分子，關押期間有機會串供，偵訊審理十分困難；二來由於語言不通，多數受害群眾對當時日軍的番號、罪犯的姓名等記述不詳；三來時隔已久，所涉地域遍及廣大的淪陷區；四來戰亂期間，許多罪證早已湮滅難尋。在這種情況下，父親領導著「偵處工作團」，經過短短一年半的時間，便完成了對一千多名日本戰爭罪犯的全部偵查工作，使他們在我革命人道主義管教的感召下，在如山的鐵證面前，一個個認了罪，服了法，創造了國際司法史上的奇蹟。
為了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周到，中央還委派日本問題專家廖承志叔叔參與其事，並擔任處理日本戰犯指導小組組長，我父親任副組長。他們兩位取長補短，合作得非常默契。1956年3月7日，周總理指示，改由我父親擔任六人小組組長。無論大政方針，還是具體環節，整體工作始終是在周總理親自領導下有條不紊地進行。有時深夜一兩點，周總理還會給我父親打來電話，或問情況，或作指示。父親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於3月12日在周總理主持的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上，就日本戰爭罪犯處理問題作了說明性發言。4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贊同黨中央「下層從寬，上層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認罪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通過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確立了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六項原則。
當時的特別軍事法庭分設瀋陽和太原兩地。瀋陽一庭審理日陸軍大案，瀋陽二庭審理偽滿大案。審判從1956年6月開始，至8月結束。其間，父親三下撫順、瀋陽，一下太原，對戰犯管教、偵訊及審判等各方面的一線工作，進行細緻周到的具體指導。工作細緻到連特別法庭的設置細節，都要一一親自過問。據很多受審的日本戰犯講，一進莊嚴肅穆的法庭，就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國法律的神聖和歷史的威嚴，內心感到沉重的壓力，令其終生難忘。在審判庭的樓上，專門為父親布置了一間辦公室，電話直通法庭上的審判長和首席檢察員，使他能夠根據現場的情況和變化，坐鎮指揮審判的順利進行。那時，對四十五名職位高、罪惡大，或職位雖低，但罪行嚴重、情節惡劣的主要戰犯，分作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提起公訴，進行審判，根據罪行輕重和悔罪表現，分別判處八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對其餘一千多名次要的或悔罪較好的戰犯，則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分三批免予起訴，寬大釋放（一般都已關押六至十年以上）。
確如父親所言，當年他親自領導的嚴正而寬大的審判，對日本戰犯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力和感召力。中國人民不但在戰場上是勝利者，在法庭上同樣是勝利者。審判中，被判刑的戰犯對起訴的罪行一一供認不諱，表示沉痛的懺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證人謝罪，還有的跪地磕頭，要求判自己死刑。一些參與審理過其他戰犯的蘇、美等國司法專家，為之驚嘆折服，認為不可思議。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國就發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罪行、號召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的《告日本人民書》，並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合會」，前日本中將師團長藤田茂當選為會長。有的人返日後，立誓一輩於睡覺不許自己的腳對向中國。很多人四處現身說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與中國人民友好下去。
這一切，不但產生了一般人當初難以預料的深遠影響，在中國司法史乃至國際司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也在父親短暫的三十五年革命生涯里，留下了獨特的驕人篇章。
父親是位仁愛的性情中人
父親是位愛憎分明的性情中人。工作中不畏艱險，殺伐決斷，雷厲風行。他對敵鬥爭英勇、頑強、堅決、果敢。同黨內錯誤傾向鬥爭堅持原則，不屈不撓。對敵人像一柄劍，對人民、對同志卻像一團火。他以高度負責的態度要求自己的工作，也以同樣的態度要求自己的同志和部屬。遇到工作中出了毛病和差錯，他毫不講情面，甚至會忍不住要瞪起那雙熬紅了的大眼睛，厲聲訓斥一頓。但是，跟他工作過的同志，包括挨過他嚴厲批評的同志，卻仍然愛戴他。幹部對父親畏而不怨，敬而不遠，主要是因為：他批評幹部是為工作好，為幹部好，不是故意整人；批評過後，幾乎立即就手把手地教改正的方法；而且事後對幹部在政治上、生活上照樣關心愛護；特別是，別管他罵得多凶，在上級面前卻從不諉過，總是替下面承擔責任。所以，底下的幹部都說：「譚老闆脾氣大，心地好！」
父親情重戰友，心系軍魂，十分珍重戰爭年代、艱苦歲月的同志友誼。中共八次代表大會期間，父親特意將來京開會的好友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夫婦和山東省委書記舒同夫婦，分別請到家中吃飯，暢敘舊誼。曾希聖伯伯堪稱湘南才子，是父親的資興老鄉。舒同伯伯是黨內書法家，長征時與父親同在一軍團二師工作。父親是師特派員，舒同伯伯是師宣傳科長。那時師一級，除師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和特派員五大首長外，非軍事幹部不配馬匹。身材不高的舒同伯伯就是拉著父親戰馬的尾巴爬過雪山的。一天行軍夜裡，父親抽煙睡著，不慎將軍毯燒毀，過草地宿營時，只好同師政委劉亞樓叔叔合蓋一條毯子過夜。和孩子們講起長征的故事，父親總是難以忘懷這些同甘共苦的戰火春秋。
在三年困難時期，有次父親到草原去打了幾隻黃羊，除分別給幾位領導同志家裡送去些羊肉外，還在家裡做了一桌「黃羊席」，特意請高檢各廳的正、副廳長來「打打牙祭」、「補充營養」。逢年過節，我的父親、母親都要請身邊的工作人員吃飯，感謝他們的工作和服務。勤務員、炊事員和司機結婚，都是在我們家裡舉行儀式，都是父親作他們的證婚人。秘書的孩子病了，父親還專程到家裡去看望。
父親特別喜愛孩子。工作再忙，哪怕是深夜回家，也要到我們的房間去看看已經入睡的兒女。他對孩子少有重言重語。不贊成學生讀死書，對我們在學校的成績從不看重，從無苛求。要求我們品學兼優，虛心向社會的三教九流廣泛學習，讀好「無字書」。只要允許，他走到哪裡就把孩子帶到哪裡，盡量讓我們多見世面，多長見識。我上的寄宿的幹部子弟學校同班有兩個烈士子弟，周末我放學回家，父親就讓把那兩個同學也帶到家裡來，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戲，一起郊遊，同吃、同住、同洗浴、同置衣。有的領導同志奉調到外省主政，父親就叫老戰友的兒女住在自己家裡，讓他們能夠繼續在北京的學業。
1959年父親去藏區視察平叛後的工作。當地的縣委宣傳部藏族女幹部荷茂作為身邊工作人員，照顧他生活，十分盡心。雖有一個班的警衛戰士護衛，但由於情況複雜險惡，連首長上廁所，荷茂也緊跟不離。她的馬，總是比其他戰士的馬離父親的坐騎更近。父親非常喜歡這個樸實機敏的藏族姑娘，徵得荷茂和她丈夫縣委書記的同意，認她做了乾女兒。父親鄭重地辦了一桌酒席，邀請當地各族各界的負責人，一起來慶賀這樁民族團結的大喜事。席間，父親還讓荷茂姐給客人斟酒、敬酒，給大家演唱「吉祥如意」的祝福歌。後來，草原上居然傳說：荷茂姐是紅軍長征時留下的孤女，現在，當紅軍的阿爸回來了，認出了失散多年的親生女兒，大家都說：漢藏兩族的受苦人、革命人，本來就是一家人！
父親熱愛生活，熱愛生命。但積勞成疾，被確診患有十一種疾病。1961年8月，被診斷為肺癌。藏族女兒荷茂姐趕到北京來探望，第一次同全家人見面，卻是在這樣的境況中，大家悲喜交集，都非常激動。為了讓淚流滿面的藏族女兒開心，父親專門向醫院請假，抱病和全家一起陪荷茂姐到團河玩了一整天。父親對荷茂姐說：「荷茂，你不是最愛吃葡萄嗎？可惜草原上不容易吃到。這次爸爸帶你到團河農場葡萄園去，讓你吃個夠！」這竟成為父親最後一次遠遊。肺癌後期，已有大面積轉移擴散，父親相當痛苦，他卻以堅韌的革命意志同病魔頑強地戰鬥到最後一刻。
父親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榮的一生，也是傳奇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他的高貴品德，他那許多不為人知的功績，將永垂不朽，所有正直和善良的人們都會永遠懷念他！
作者：譚 斌
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