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教授對精神人文主義思想的提出和深度闡述，堪稱指路明燈！

中西差異的根本原因，源於兩者對人性的善惡的不同認識。

中國古聖賢認為，人之本性良知，無善也無惡，只是具有知善知惡的辨別能力。但到了孟子，成了人之初，性本善。明代陽明先生好不容易糾正過來，卻沒能引起足夠重視，曇花一現後，又消聲匿跡。

而西方以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為代表，認為人性本惡。尤其是基督教出現後，整個中世紀都以為人性是惡的，帶有原罪，因此必須用懺悔、贖罪的方式，以獲得靈魂的今世拯救。無論是原罪，還是懺悔，都是以人性惡為基調的。

到了近代，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西方的不少哲學家、思想家和心理學大家，開始深層思考，變得越來越理性，認識到了人性的無善無惡和知善知惡之能力，因此出現了很多哲學流派，其中就包括實用主義和實驗心理學。

而在中國，經過近現代的一系列深重災難和慘痛教訓後，我們也開始重新審視先賢們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去除糟粕，汲取精華，與時俱進，正本清源，為我們未來的發展添磚加瓦。我們必須承認，西方文明確實造就了很多新事物、新理念，是科學和民主的提出者和倡導者，甚至現代化中的不少東西也是經由西方文明傳播過來的，但這是否就意味著西方文明完美無缺？是否就是說我們中華文明過時了，抑或對世界的進程作用不大了？是否意味著我們在中西文明對比，以及或融合或對抗的過程中，敗下陣來？中國儒家的傳統在未來的世界發展中，是否有大有可為之處？我們的哲學和人文環境，是否能拋棄那種自我狹隘主義以及歷史決定論，進入一種囊括全人類幸福的大格局和大框架中，進而培養起一種具有全球治理、宇宙視角和命運共享共擔的大愛能力呢？

對於這些問題，清華人文學院教授杜維明教授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一起來看下。

杜維明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原為哈佛大學客座教授)：

近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議題，即「精神人文主義」。我曾於198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學習了八個月, 因此很榮幸能重新回到這裡闡發自己的思考。我認為, 「精神人文主義」是一個正在湧現的全球性領域——當然, 我提出的是紮根於儒家傳統的「精神人文主義」。

在宏觀的視野上，這一思想關聯著我們如何能夠找到一條通向永久和平的道路、如何通過文明對話達成文化諒解、如何與地球形成一種可持續的關係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於一種新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即一種新的思想的出現，這就是基於儒家傳統的「精神人文主義」。

那麼，儒家傳統是否擁有可以幫助我們解答這些問題的資源?「精神人文主義」是否能夠 (抑或已經開始) 在當今中國湧現呢?以下是我的看法和理解。

「精神人文主義」這個議題首先產生於對啟蒙問題的反思。在人類過去的幾百年中，啟蒙運動及其構想的人類整體計劃，在歷史上發揮了極大作用，財富和權利成為人們最關注的對象。而在啟蒙運動之前人們所珍視的那些生活中重要的東西，則不再被關注。由此，世俗的人文主義事實上成為了主導世界的意識形態。所以，我們亟需在啟蒙運動之後，對它帶來的諸多不良後果作出反思。這些不良後果包括：帶有侵略性的人文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過強的慾望以及佔有性的個人主義等等。

而在儒家傳統基礎上的「精神人文主義」則倡導「天人合一」的理念，則要求對天敬畏、對地球尊重和愛護，進而建立一種互相信賴的社群，並以天下太平為文明對話的目的。總之，「精神人文主義」特彆強調和解與和諧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認為，「和」的對立面是「同」，而「和」的前提條件是「異」。這種認識與近五十年來興起的女性主義、環保主義、多元文化論等所提倡的觀念有不謀而合的地方。這樣一種人文主義的出現，是我們設想「一個真正意義上永久和平的世界能否出現」的先決條件。

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具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中國的、印度的、希伯來的、希臘的、古埃及的……，它們都提出了與現代的哲學、宗教、文化有密切關係的理念。而面對現在這樣一個全球生態環境失衡、世界社會秩序重組的時代，世界上所有的精神文明都需要經過一個重要的轉型或轉變，以促成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的出現。每個人都可以信奉不同的哲學理念、信仰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每個人其實都面對著當前世界的共同現狀，也就是我們整體人類所遭遇的生存困境。這就要求我們除了有一種特殊性的背景外，還要有一種站在人類整體高度的思考。所以，真正能夠指引我們在21世紀生存並持續繁榮的思想，應該可以拓展我們從啟蒙運動以來被狹隘化的心態，而獲得一種更加深沉厚重的道德積蓄。其中最低的要求是，我們要能超越我們這個時代各種狹隘的特殊主義——世俗的人文主義就是其中一種，而在世界各地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也是其中的典型。

我們作為中國人，要想探索一種新的思想，不能脫離自己的傳統。一種在中國興起的人文主義，一定天然地與中國的儒家、道家有關係，否則它將缺乏深沉的思想根基。而且，只有具有這種深沉的根基，它才能帶給人們以當今這個時代所最缺乏的敬畏感。我們常說，年輕一代迫切需要敬畏感的培養，即對天地自然的敬畏、對超越財富與權利的整體人類精神世界的敬畏，但如果這種敬畏感沒有紮根於本民族文化之中，那麼它是很難真正產生作用的。

我所提倡的基於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義」，作為一種面向未來的、實現人類持續繁榮與昌盛的渠道，將有助於各種思想、宗教、文化傳統發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識，以解決整個世界和人類所面對的困境，而這也將有助於世界各國關係的改善。因為這種人文主義，要求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的融通、互信與了解，這是對他者的一種尊重，也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整體變遷。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與文化的文明體，通過不斷重新發現、重新修復、重新建構自己，進而更新了自己。也就是說，中國文化不是過去和歷史，而是一個生生不息、自我更新和凈化的大傳統。我們都正在參與這樣一個工作，我們與歷史正在對話中相遇。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人發現了一種能與世界分享的重要的意義資源與寶藏,，它在中國仍將活生生地存在和繼續。

西方將基督教的「己所欲，施於人」作為人類在文明對話中的最基本共識，我的看法是，中國儒家傳統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適合作為文明對話的基礎。我當然希望將自己認為最好的理念與他者分享，也希望他者可以接受，這是一種非常好的利他主義；但是如果我過分執著，則會認為他者理應接受，倘若他者不接受，我不會認為自身有問題，相反會認為他者對我了解不夠，從而會用一種強有力的方式令他者接受，這樣就會引發各種各樣的衝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表面看雖然是一個消極語言，但其背後卻蘊含著積極的因素，它蘊含著了解他人、尊重他人、承認他人、互相學習、互相參照的精神；由此出發，文化溝通、文明對話就成為真實可能的。應當說，這種價值雖然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儒家話語提出，但它絕不是儒家獨享的價值，也不是中國人獨享的價值，而是達致真正的互惠溝通的道理，是人類整體遭遇當下世界困局時所不可忽視的、屬於所有人的重要價值。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對於很多價值的理解和西方不一樣，比如：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正義的價值和自由一樣重要；同情比理性更有必要；人的責任，特別是一個人對家庭、社會、人類的責任，比權利更重要；禮治比法治更為基礎；社會的和諧比個體的發展更優先……等等。而基於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義」, 則要跳出一種狹隘的、武斷的、過分簡化的處理方式，來建設一種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義。所以，基於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義」要建構的是一種可以容納眾多重要價值的人文主義：我們既應注重關係、注重和諧、注重人對社會的責任，同時也應注重自由、注重法治、注重理性。

人類現在正處在一個多元現代化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有西方所代表的現代化和全球化，也有中國所代表的、印度所代表的、非洲所代表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因此，我們需要對其他各個文明進行了解、學習，其目的並不是要放棄我們的根源性、特殊性，而是要把我們的根源性、特殊性擴大，擴大到可以包容和兼顧整個人類。因為只有能夠包容和兼顧，才可能逐漸成為人類都認同的一種真正意義的人文主義精神。

在我從事文明對話的過程中，我發現儒家傳統中的很多內容，不僅是關於地球的，更是關於整個宇宙的。如孟子所講的「天」、宋明理學所講的「天理」, 它們乃是從宇宙的角度來關懷人類，而這種關懷可以和世界各個文明發展出來的重要的「精神人文主義」相配合，以構成一種更加符合人類未來的「精神人文主義」。也就是說，每個人在自己可以扮演的諸多獨特的角色之外，還有一個無法選擇的根本——每個人都是人。而我所提倡的「精神人文主義」, 就是試圖從這個角度確立。

目前，我對「精神人文主義」形成了一個框架性的認識，謹提供給大家，作為我的一個結論。作為一個包容而綜合的人文主義，「精神人文主義」分為四個不可分割的側面：

第一是個人，指個人的身體、心智、靈覺和神明這四者的融通；

第二是個人與他者、與社群之間的健康互動，所謂社群包括家庭、鄰里、社區、城市、國家、世界乃至更大的宇宙；

第三是人類和自然世界的一種持久和諧；

第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輔相成；

一般我們思考人文主義時，只考慮前三個側面，但真正的「精神人文主義」還應該包括人和天道的關係問題。

總之，現代中國除了給世界帶來政治、經濟方面的新道路和新機遇外，還應當在文化方面對世界有所貢獻。而這個貢獻所帶來的成果當然並不是中國強迫全世界接受的，而是它更具有包容性、涵蓋性和整體性，它是一條真正寬廣的道路，能夠讓全世界的人都行走在上面。

（備註：本文摘選自簡書，作者劉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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