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期，窮困潦倒的旗人們為何不肯走出滿城、自謀生計？

作者：金滿樓

清末末年，由於革命黨的「反滿」宣傳一時興起，國中對旗人無所事事的狀況也嘖有煩言。

為此，清廷不得不在1908年啟動旗人改革計劃，而其中主旨即「裁停旗餉」、令旗人逐步走出滿城，自謀生計。

為順利實施該計劃，清廷隨後設立「變通旗制處」以具體規劃實施。

不過，話雖如此，一旦涉及到數百萬「自己人」的棘手問題，變通旗制處的大臣們也是一籌莫展，萬分為難。

原因很簡單，他們擔心貿然施行，旗兵會因此嘩潰生事。因而，幾次討論下來都毫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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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申報》對此有極其生動的報道：

「澤公載澤、倫貝子溥倫、寶侍郎寶熙、達侍郎達壽、熙侍郎熙彥及恩、吳兩提調，齊至變通旗制處會議變通旗制辦法。惟那相那桐未到。

聞各堂到齊後，皆守緘默。雖恩、吳兩提調對於變通旗制辦法，本來極有主張，及見各堂對於此事均在有意無意之間，亦遂嚓口無言，不敢獨作朝陽鳴鳳。

是日，略談他事，日暮而散。論者曰此役也，會而不議。」

不過話說回來，很多所謂消除「滿漢畛域」的新政舉措往往不切實際，但其中最主要的難題，在於清廷缺乏資金來推動這項計劃。

譬如，將旗兵安置到附近的農場或者購買附近的土地，但清末除了東三省有空閑土地，其他八旗駐防地均無空餘的土地可以安置；

而要是就地購買土地的話，而朝廷又無錢承擔這筆巨額的費用。

再者，將他們安置到邊遠地區，早已習慣於城市生活的旗人們又不願意（哪怕回東北老家也是不願意的，畢竟離開一兩百年了）。

至於其他辦法，如辦教育、辦工坊，培訓勞動技能等，這些都要看長期效應而無法解決短期的困難，何況當時社會上的就業機會本就很少。

不可否認，清廷也想出很多辦法，如通過第一鎮、禁衛軍與新設置的警察機構中多招收旗人、出賣關外的皇室土地以彌補費用缺額等，但這些措施仍不足以根本解決問題。

重重困難下，除1909 年新修訂的《現行刑律》中規定滿漢民刑事案件一律歸地方審判廳審理、「旗民分治」的成規被廢棄外，其他工作大多了無進展。

等到上頭問起來，「變通旗制處」的大臣就以仍在「調查戶口及荒地」相搪塞。

對此，《申報》評論說，「變通旗制處設立三年矣，其於旗人之生計，初未嘗一為之謀」。

而以事實論，直到清朝覆亡，也沒有任何一省的駐防被取消（東三省除外），而旗餉仍舊照發，旗人也沒有被編入民籍。

慈禧太后在世時，對消除「滿漢畛域」的舉措相對堅定，但性格軟弱的載灃上台後卻不免有所退縮。

特別在遭到旗人們的強烈抵制後，載灃不得不稱設立變通旗制處並不是要限制旗人的津貼，而是要尋找供養旗兵幫助旗人自強自立的方法。

更要命的是，載灃在執政期間過多的任用親貴，使清廷越來越像是一個滿人的朝廷。

不可否認，歷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項極為艱巨的任務，特別是涉及到改革者本身利益時。

對於旗人來說，「鐵杆莊稼」是特權但同時也是牢籠，這一群體日益貧困的根本原因也在於此。

至於滿人親貴，值得同情又不值得同情，或許他們也想把國家搞好，但末日王朝已是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而這些人，仍舊昧於大勢而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這與歷代亡國者可謂皆同一理，但公道地說，歷史並不是沒有給過他們時間與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旗人改革能夠真正得到實施、旗人能夠走出滿城自謀生計的話，那麼辛亥革命時一些地方對旗人所發生的屠戮行為，恐怕也就不會發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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