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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識字往事:從何時開始,認字不再是件難事?

原標題:中國識字往事:從何時開始,認字不再是件難事?


1950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16軍的一個師,正在西南剿匪。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成立了,但戰爭還在繼續。


半年時間內,這支部隊輾轉2000餘里,一邊跟野獸、毒蛇較量,一邊殲滅土匪10萬多人,建立了縣、鄉兩級政權600多個。


剛剛,318團山炮營又打了一個漂亮的奇襲仗,獲得師部獎勵:一台嶄新的留聲機。


就在這時,團文化幹事祁建華接到一封上級發來的文件。看後,立刻就去找他的河南老鄉,山炮營營長鐵辛。

鐵辛還沉浸在剛剛奇襲得勝的喜悅中,聽著留聲機里常香玉唱的河南梆子《花木蘭》,拍著大腿。


祁建華推門而入就直奔主題,原來那封文件是開展全軍掃盲運動的通知。祁建華想說服鐵辛,把山炮營當做他教戰士識字的試點。


鐵辛不以為然。「小日本滾蛋,國民黨逃跑,他們怕的是炮,不是字!」


祁建華只好私下裡教一些戰士認字。那個年代,戰士的文化基礎都很差,比如,一個從國民黨投誠過來的小戰士,想給兩年沒見的媳婦寫封信,可是不會寫,只會畫。自己屬豬,就畫了一頭正在吃食的豬。


祁建華教小戰士識字的方法,就是注拼音識字,將字典里的字母拆分成聲母韻母,然後組合起來認字。這種方法現在看來很常見,但在當時,是新鮮玩意。他私下裡教過的戰士,很快都學會了識字。


很快,一紙調令下來,讓祁建華進京任職。周恩來主持會議,讓他坐在自己身邊,向全體與會者說:

今天會議只有一項任務,在全軍迅速推廣祁建華同志的《注音速成識字法》!

過了幾天,祁建華卻收到一封從家鄉勞改農場的來信,署名鐵辛。他覺得很奇怪,急忙拆開讀。

建華,你想不到我會在勞改場給你寫信吧?但這是真的。


你調往北京的第二個月,國家精兵簡政,我就轉業回鄉,安排在城建局當副局長,主管正在建設的汝河大橋。

新官上任,我急著想干出一番事業為部隊爭光,後來沒有按照施工圖紙,雙向推填,結果當晚在橋下歇息的49名民工全部被拱橋側塌砸死,我也因盲目組織施工造成重大責任事故判刑10年。


我真後悔當初不跟你學文化。現在家裡斷了指望,麻煩你寄些錢給你嫂子母子渡過難關。

1


1918年,北大教授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圈炸開了鍋。

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

錢玄同說,為了救中國,必須廢漢字。


這個主意今天看起來荒誕,在當時卻是大師們所討論的焦點。包括蔡元培這樣的大師在內,很多人都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漢字,走國際化路線。


因為他們覺得,漢字的難讀難寫,影響到了識字的普及,民眾的覺悟。無先進之國民,必無先進之國家。


大師們說話文縐縐,有的人更直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借徐特立之口,這樣描述30年代的西北農村:

除幾個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能讀書寫字。文盲幾乎達95%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你不曉得嗎?陝北和甘肅的人竟相信水對他們有害。

每到冬天農閑季節,陝甘寧邊區的農民們便會被組織起來讀書、識字。除了集體掃盲,還有個別教學、炕頭教學、送字上門、巡迴教學等多種形式,總有一款適合你。


那時的陝甘寧邊區,為了掃盲,正大力推廣一種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


毛澤東也是拼音文字的提倡者。


他自信地對斯諾說:

文盲問題,對於一個真正想要提高人民經濟生活水平的人民政府來說,並不是一件困難任務。早晚有一天我們不得不廢除所有的漢字,如果我們決心創造出一種群眾能參與的新型社會文化的話。

1940年12月,邊區政府就頒布法令,確立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之地位。為了配合新文字的學習,不僅出版了拉丁化文字的課本,還辦了一份用拼音文字寫成的《新文字報》,全部是拼音。不知道的打眼一看,還以為是英文報紙。



當時的拼音課本


但是,當時的拼音尚不完善,致命的弱點很快暴露出來:它無法標識音調。


比如,「wenzi(文字)」、shihou(時候)、yiwu(義務),也可以理解成「蚊子」「事後」「衣物」,容易造成混淆。對文盲來說,經常需要早上學識字,晚上學發音。

沒過多久,這種新文字的推廣工作就停止了。大家還得從頭來過,走捷徑是不行的。


國民政府當然也一直在掃盲,有得有失。蔣介石在推行他的「新生活運動」,口號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名言「國之四維,禮義廉恥」。


對於當時廣大的人民群眾來說,誰懂禮義廉恥什麼意思,大家只想吃飽肚子。另外,畢竟現在還在抗戰期間,也不可能有人站出來說:

同志們,八年抗戰還剩一多半了,再堅持堅持。

同樣在這一年,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一部系列動畫片的第一集上映了:《貓和老鼠》。


當時,美國的文盲率是:3.2%。


2


1950年9月,中國鋼產量為15.8萬噸,約佔世界的0.1%,人口卻佔世界的25%。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

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當時中國的5.5億人口當中,至少80%都是文盲。別說鍊鋼,就是好好種地,提高農業產量,都困難。


有的人將肥料的比例配錯,毀壞了莊稼;新農具因不會使用而毀壞;記工分時不會寫字,只能劃橫道,時間一久就亂,引起爭吵;更有甚者,村會計利用農民不識字,胡亂記賬,貪污錢糧。


別說農民,幹部的水平一樣高不到哪裡去。河北省的西高大隊黨支部書記,到外村學習農業合作社的經驗。等回來向村民傳達內容時,看著自己本子上的圈圈點點,硬是想不起來記的啥內容,急得滿頭大汗。


不識字的人,遭遇的最大困難,並不是文字本身的用途,而是對世界產生的畏懼和退縮,進而喪失勇氣和獨立人格。


這年,村裡的幾個婦女到縣城開婦聯會議,因為不識字,本想買棉花,卻進了男廁所。她們再也不敢出門了,寧可在村裡待著。


為了改變這樣的局面,各地在編寫的掃盲課本上著實費了一番功夫。不同地區,針對不同人群,都有不同的內容。


北京市婦聯編寫了專門給婦女學習的課本,從買菜,算賬,到如何看孩子成績,都有所教授。


但是,各地普遍教學的第一課,都是學自己的名字。


在識字率5%的年代,農民是不配堂堂正正有名有姓的。當年有個姓都是地位的象徵


因此,知道了自己何名何姓,也是成為一個獨立的人的開始。

一些識了姓名的婦女,嫌名字太土氣,請掃盲教師重新起個文雅的名字。好些年輕媳婦都改了名字,肖條條改成了肖麗秀,李桃子改叫李秀民,王欠欠改叫王菊蘭。


北京石景山的麻峪村,全村共有420多戶,2957人,上過學的人寥寥無幾。而讀過小學的15歲姑娘李芳華,就成了村裡的知道分子,被拉去當起了掃盲教師。


給比自己大二三十歲的人上課,李芳華心裡也沒譜兒。每天上課前,她先帶著婦女們唱一遍當時紅遍大江南北的掃盲歌曲,《夫妻識字》: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寫字


放呀么放光明


庄稼人為什麼要識字


不識字不知道大事情


舊社會咱不識字

糊裡糊塗受人欺


如今咱們翻了身


受苦人變成了當家的人


這首歌唱的並不是愛情,更多的是一種勇於開眼認識世界,改變自我命運的勇氣。



20世紀60年代,王昆作為第二批中央農村文化工作隊陝西隊隊員為農民演唱


幾十年後,這首歌的演唱者——女歌唱家王昆,卻以另一種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勇氣。


從費翔到韋唯,都是唱了一輩子革命歌曲的王昆,發現和推薦到主流舞台的。


1986年5月9日,她組織了一場由一百名年輕歌手參加的演唱會。在這場演唱會上,朝鮮族小伙崔健唱了一首歌: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

在走台時,她已經聽過這首歌,還鼓勵了崔健兩句,批准他就唱這首。如果不是她,中國搖滾樂的誕生可能要晚上好幾年。


3


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全國建立了229所大學,12474所初中、高中,小學數達到547300所。


僅1957一年,參加掃盲學習的職工人數達763萬人,共有600多萬農民和居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根據當時制定的標準,農民識字1000,城市勞動人民識字1500,幹部和工人識字2000,就不算文盲。


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的喜悅,使全國上下瀰漫著趕英超美的願望。工業躍進,農業躍進,掃盲運動也要躍進。


1958年,全國掃盲協會會長陳毅,提出了5-7年完全掃除文盲的口號。


如果按照這個目標,就要一年掃除3000-4000萬文盲,這是以往速度的10倍。其實根本完不成。


這年1月,黑龍江省的寧安縣向省里彙報:實現了基本掃除文盲的消息,省里立刻提出「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


三個月後,黑龍江省向中央彙報,原文盲率達到85%的黑龍江省提前九年基本完成了掃除全省青年文盲的任務。

之後,各地陸續報捷。到10月中旬,全國79.7%的縣、市都成了無文盲區。


除了報喜訊,各地還彙報介紹神奇的方法。


四川彭縣辦起了「青年躍進班」,學員十人,苦戰十天,八人脫盲。麗春鄉辦起了「掃盲火箭班」18名學員,採用快速寫作法,突擊半天,能寫二三百字的短文。


也是在這一年,身為文聯主席的郭沫若首先響應,來了首打油詩:


文藝也有試驗田,


衛星何時飛上天?


工農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流連。


這樣,詩歌之風吹滿地,全國人民再躍進。五千年歷史上,頭一次寫詩的主力不是詩人,而是廣大的人民群眾。


作詩的任務下來,各地區都嚴陣以待,一場群眾運動又搞了起來,要求上自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下至七八歲的娃娃,都要寫詩。



詩歌下面還要註上拼音


不過,毛澤東還是清醒的。詩歌運動不到一年,他就批評道:

讓幾億農民寫多少詩,這違反辯證法,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統統取消。

也就一句話,全國各地都消停了。


1958年之後,大家肚子都填不飽,遑論識字了,一邊掃盲一邊作詩的熱潮也就停了下來。


4


1971年,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978年,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阿馬杜-馬赫塔爾·姆博訪問中國,尋求合作,接待他的是主抓教育和科技的鄧小平。


之後的事情都水到渠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的文盲率已下降到4.08%。


2013年,中國教育部副部長郝平擔任了教科文組織第37屆大會主席。這是中國人有史以來在教科文組織獲得的最高職位。


人生如一個8字,兜兜轉轉,循環往複,最終都會回到原點。想當年——194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倫敦成立之時,中國就是14個原始簽字國之一。只不過那時還是國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團長是胡適。



胡適


英美兩國為這第一任的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之位爭得不可開交,最後大家都認可胡適。


不過,那時的胡適心思可不在國際上。另外,中國當時的文盲率至少80%,當國際上管文教的,估計心也夠虛的。


胡適拒絕之後,第一任總幹事落在了英國人赫胥黎身上。對,就是我們課本上那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孫子。


就這樣,從1945年胡適和總幹事的職位擦肩而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長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當選,中國人足足走了68年。


這半個多世紀的錯過,也是中國艱難走過的掃盲之路。從40年代文盲率80%以上,到2010年的4.88%,既是我們走向現代化的側影,也是中國對世界文明史的貢獻。


5


趙本山說過一句話,他這輩子小品成就的最高峰,就是「昨天 今天 明天」。


那是1999年春晚,他和宋丹丹的一場對談。那一年,全國人民剛過了不得了的98年,正準備齊心合力跨世紀。


這屆春晚之後,李嘉誠投資港幣1600萬元,拍了一部40集的公益廣告,題為「知識改變命運"的公益廣告,在央視播出。


當河南省唐河縣教師馬景武介紹著他的掃盲教具和「識字歌」,與袁隆平、張藝謀等名人一起出現在電視上時,觀眾一片嘩然:這個老頭是誰?什麼,50年代的掃盲模範?



從下鄉知青到棉紡廠工人再到張藝謀,他深刻懂得知識改變命運


中國人對掃盲這個字眼,已然有些陌生了。


歷史的車輪一直在向前。


曾經被周恩來讚揚的祁建華的注音識字法,在改良成漢語拼音後就一直留在《新華字典》里,成為現在小學生們識字的必修課。


2009年初,成立了56年的中國教育部掃盲處被撤銷建制,各地區的掃盲工作組也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其他單位。


有人問曾任掃盲處處長的王岱:

是不是國家不重視掃盲工作了?

王岱一樂:

這證明我們的文盲快掃完了啊。

不過還沒高興一會,教科文組織對於新世紀的文盲有了新的定義,不會使用電腦進行學習、交流和管理的人,將成為「功能性文盲」。如果按這個標準,估計一些發達國家的文盲率也要攀升。


聽起來,中國倒是不用擔心。中國沒有錯過第四波互聯網的發展。文盲的減少,也間接促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用戶市場。


今天的人們,恐怕已很難想像幾十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


此時的中國,已成為一片智能手機的海洋。


但正如文盲有了新的定義一樣,在義務教育普及的今天,識字已遠遠不夠,文化普及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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