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的父親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克念

經「近代史論語」授權轉載

宋嘉樹驚訝地看著店門口站著的兩位年輕的中國人。他們一副黃皮膚黑眼睛的東亞人面容，腦後拖著長辮，顯然大清子民；卻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不像是滯留美國的華僑華工。宋嘉樹腦筋轉了幾轉，還是想不出波士頓（Boston）怎麼會有如此人物。

溫秉忠和牛尚周，這兩位十七歲的青年留學生同樣疑惑而好奇地打量著絲茶店裡的同齡人。之前他們來過這裡，並未發現這個英俊黝黑而矮小壯實的少年學徒。

三位中國大男孩瞬間都有了彼此交往深談的想法。這一想法至少完全改變了宋嘉樹的命運，甚至也間接地將中國的命運推上了另一條軌道。

這是1878年的深秋，在中國是清朝光緒四年。此時的清廷在飽受太平天國運動、英法聯軍侵華和西北之亂的折磨後，國力有所恢復，已經進入了被後世稱為「同光中興」的康庄大道。誰都沒想到，美東海岸波士頓輕輕扇動的蝴蝶之翅，會在三四十年後的中國掀起滔天巨浪。

圖1：宋嘉樹

從韓教准到宋嘉樹

事實上，宋耀如的名聲，是在其去世後多年才逐漸到達頂點，毋庸諱言，這些名聲大部分來自其三女三子，尤其是三位女婿。因此，他在世的時候反而事功不顯，關於其真實的史料記載非常稀少凌亂，其中又夾雜著大量傳說或演義的成分。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宋耀如原本姓韓，是先世在南宋末年由大陸遷居海南島文昌縣的客家人。宗族派序到他那一代為「准」字輩，因此，哥哥名「政准」，他名「教准」，弟弟名「致准」。（按照譜系，其子宋子文等應該是「豐」字輩，子文的子侄應該是「元」字輩。）

除了其籍貫姓名，還能確定的基本要素，就是韓教準的生日。抗戰時期，其子宋子文頗有認祖歸宗的想法，遂託人徵得光緒初年續修的文昌韓氏家譜，其中清晰地記載，韓教准生於清咸豐辛酉年九月十四日，也就是西曆1861年10月17日。

這一天清晨，這位韓家次子降生的喜訊，並未給其父韓鴻翼帶來什麼快慰。韓家太窮了，只有一小塊沙地也貧瘠到連椰子樹都長不高。韓鴻翼只能以當搬運工為生，肩扛手挑將其他農民的農產品運送至港口。

韓教准出生的時候，雖說年號還是「咸豐」，但咸豐帝剛剛在承德避暑山莊駕崩。就在他出生半個月後，兩宮皇太后發動政變，誅殺顧命大臣而垂簾聽政，定明年的年號為「同治」。至此，在慈禧太后的直接領導下洋務運動起步，中國正式走上了近代化進程。

但這一切卻加劇了韓家的衰敗。由於沿海口岸陸續開放，遠洋貨輪不再以文昌為中轉港，使得當地經濟日漸蕭條，饑寒交迫之下，韓鴻翼只能咬咬牙，將年僅九歲的韓教准送出去做學徒，一方面學一門謀生技術，另一方面也減少家裡的教養負擔。

據有關記載，韓教准自九歲離家後，多年之內沒再回鄉省親。似乎有證據表明，韓教准甚至已經記不清老家的具體地址，更不懂用中文書寫。現在已經無法得知他究竟去了哪裡學了什麼手藝，能確定的是，他基本上是個只會寫自己學名的文盲，其同中華文化的唯一聯繫，就是會講一口客家話而已——或許也能聽得懂粵語。

據韓教准自己回憶，差不多十四歲的時候，他徹底告別家鄉，跟著哥哥韓致准去爪哇島謀生。這一去就是兩年，究竟是學生意還是從事體力勞動，現在已經一無所知。

到1878年，十六歲的韓教準的命運發生了第一次轉折：他做了堂舅父的養子，並追隨其來到了美國。這位堂舅父其實是韓教准某位姓宋的嬸母的胞弟，在麻省（Massachusetts）首府波士頓開設唯一的一家絲茶鋪，專門經銷中國產的絲綢和紅茶。此人自廣州經南洋到美東，以海上貿易為生，路過爪哇的時候，將韓教准收為養子帶在身邊，並改其姓名為「宋嘉樹」。

然而，具體過程無法確認。如今有檔案材料表明，韓教准（或者應該稱其為「宋嘉樹」了）的父親韓鴻翼甚至不知道二兒子已經離開南洋去了美國，更不知道其已經改換門庭被宋家收養。當時離祖出嗣首先要徵得原宗族同意，開過祠堂後才能決定。所以宋嘉樹這種偷偷摸摸連親生父親都不知道的出繼，顯然令人匪夷所思。

韓教準是這一年初夏在波士頓成為宋嘉樹的。就在秋天，他於養父的絲茶鋪內結識了「留美幼童」溫秉忠和牛尚周，其命運發生了第二次轉折。

圖2：宋氏全家福

從小學徒到大學生

從今天來看，自1871年開啟的「留美幼童」項目，是有著魔幻色彩的宏大構想，其設想中幾乎橫跨二十年的留學生養成年限，為中國的全球化、多元化、現代化過程注入了充滿想像力的澎湃能量。

這個如今看來似乎是天方夜譚的官方計劃，被當事者一本正經而一絲不苟地耐心執行。數年內，一百二十名十至十六歲的中國孩子分四批來到美國，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d）安居下來。

清朝官方很快發現，寄宿在普通美國家庭的中國幼童們正在迅速疏離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西化的速度勢不可擋。於是，清廷命令在哈特福德設立「駐洋肄業局」，一方面作為管理留美幼童的最高機關，另一方面定時召集這些幼童集體學習，聆聽最新的聖諭，或者重溫「四書五經」的教誨。

然而，這些年少留學生們對五百米外的一棟磚紅色哥特式建築更感興趣——那就是著名的避難山教堂（Asylum Hill Congregational Church）。幾乎所有的留學生都不顧清廷之前頒布的「不準接觸洋教」的禁令，偷偷進教堂觀摩，有的後來受洗，成了終身虔誠的基督徒。其中就有溫秉忠和牛尚周。前者是廣東新寧縣人，但父親在上海經商，他也在此地出生長大；後者是江蘇嘉定縣人，從小就在上海公共租界讀書。他倆關係友好，經常結伴出遊。

哈德福德不過是個小鎮，留學生們如果有休假，更願意到附近最大的城市波士頓去一開眼界。兩地相距一百英里，坐火車的話要小半天時間，但也不能阻擋年輕人旺盛的好奇心。就在一次度假中，兩人發現波士頓唯一的一家華人絲茶鋪來了個小學徒宋嘉樹，此人粗通英語，友善熱情，且求知慾旺盛，似乎對美國的一切都充滿著強烈的介入感。

三個年齡差不多都是十七歲的少年成了好朋友。溫牛二人向宋嘉樹介紹了對普通美國人和美國家庭的觀感，並分享了信仰基督教後的神秘的心靈體驗。當時溫牛二人還不知道僅三年後所有留美幼童都將被朝廷下旨召回，因此他們還在努力備考大學。事實上，他們僅見面幾個小時，宋嘉樹就確定了兩件事：信教，以及讀大學。

他找了個機會跟養父懇切請求，希望得到讀書的機會。這些想法固然十分不實際，因為宋嘉樹受教育程度太低，無論漢語英文都毫無根基，若是從頭培養，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考入大學。而且養父只需要一名店員而不是什麼專家，根本沒必要費心費力讓他去深造。

於是，宋嘉樹作出了一個令他命運發生第三次轉折的決定：逃跑。

——他登上波士頓港口的緝私船加勒廷號（Albert Gallatin），成了美國海岸警衛隊的一名現役水兵。在海警隊保存至今的檔案中，宋嘉樹以「Charles Sun」的名字記錄在冊。由於其昵稱為「Charlie」，因此後來也有人叫他作「宋查理」。

宋是1879年初加入海警隊的，於1881年三月份退伍，在這兩年服役期間，宋嘉樹（或者應該稱其為「宋查理」了）贏得了緝私船的船長加布里森（Eric Gabrielson）的喜愛和信任。船長几乎動用了他所有的人際關係，甚至向華府財政部長寫信，推薦宋查理能否得到官費培養。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倒是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最重要的新教社團美國南方監理會有意收留，前提當然是宋首先要入教。

於是，1880年11月7日這個星期天，在威明頓（Willminton）的監理會教堂舉行了宋的受洗儀式。據當地媒體報道：「迄今為止，他也許是在北卡羅來納州受洗的第一位中國人。」儀式結束後，宋查理很激動地在教堂里來回走動，同每位教友握手。媒體報道，「他興奮地告訴大家他是如何找到救世主的，並一再表示他希望返回中國向自己同胞介紹主耶穌的拯救」。

回國傳教誠然是他如今的理想，但也是他同加布里森船長的一個約定——船長將其推薦給北卡州首富卡爾「將軍」（Julian S. Carr）為義子，後者將作為監護人資助宋查理進神學院深造，條件是宋學成後應回中國為監理會傳教。所以，客觀而言，宋查理不僅無法選擇自己的職業，甚至還因此無法入籍美國。

無論如何，就在二十歲那年，宋查理在卡爾「將軍」的資助下進入聖三一學院，成了一名大學生。這是他命運的第四次轉折。順便說一句，此學院後來發展成美國南方最著名的杜克大學。到今天，杜克大學還保存著關於宋查理的豐富的檔案材料，供後人憑弔或研究。

圖3：宋氏三姐妹

從傳教士到大富商

宋查理的監護人卡爾因富有而行善，對南北戰爭時期的傷殘軍人幫助很大，因此被授予「將軍」的榮譽軍銜，時人多以此稱之；他又熱心教育，聖三一學院的土地就是他捐贈，宋查理也就得以免試入學。

宋查理享受到了「小灶」待遇——他生活在教授家裡，由校長親自授課。此時的他連英語口語都結結巴巴，更談不上文本閱讀。按照計劃，他必須在一年之內通過預科考試，以決定是否有深造的資格。

他入學是1881年的春天。在安定下來後，他於6月25日給失聯多年的父親寫了封信。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英文寫就，證明他完全無法掌握中文，還是用英語寫作來得更順暢。這封信的署名是中文「韓教准」，即他出嗣宋家前的原名，證明其生父韓鴻翼並不知道他曾經改名換姓。

這封信的內容很簡單，彙報了自己目前在北卡州的聖三一學院進修，「我正在加緊讀書，以便能回到中國」，傳達上帝的恩惠。然後用了很長篇幅告誡父母「拜木頭菩薩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他懇請父親回信。

與此同時，宋查理給「親愛的艾倫先生」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寫了封信。林氏是資深牧師，美國南方監理會在中國教團的總負責人，按照約定，宋氏回國傳教，必然接受他的領導。宋給林樂知寫信，一方面請求中國教會轉達其給父親的家書，另一方面也是先保持溝通，以求今後能有親善的關係。兩人以此保持著不絕如縷的聯絡，在其後的來信中，宋查理也索性表明「希望我將來學成後能回到中國傳教」的立場，想必林樂知也心知肚明。

第二年秋，也就是在聖三一學院接受一年預科培訓和半年神學基礎訓練後，宋查理考入田納西州的范德比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Nashville,TN）神學院，開始了長達兩年半的正規學習。

在應付艱苦學業的同時（比如每天要花四小時背誦經文，一學期起碼要閱讀二千頁宗教文獻），他還在不斷同林樂知寫信。「我親愛的艾倫博士」，他寫道，「當我完成我的學業時，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帶給中國人」。這封信以基督教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聖徒保羅的名言結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在他發誓要為上帝奉獻自己而回中國傳教的同時，自己的思想卻悄然變化。在貧苦大眾中傳教，這種工作無疑是艱辛而痛苦的；另一方面，監理會通過林樂知在上海舉辦了中西書院，如果在其中擔任教職，當然要比基層傳道者輕鬆很多，也體面很多。宋查理對自己的職業規劃也有了調整。既然已經通過大學的正規學業訓練，何妨更上層樓？宋想到了普通美國人都難以企及的事業方向：學醫。

帶著去書院做教師還是繼續學醫的矛盾，1885年五月份，宋查理迎來了他在范德比特大學的畢業典禮。

然而，宋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及在教會心目中的地位，他的要求弄巧成拙，反而激起了南方監理會總負責人馬克蒂耶（Bishop McTyeire）極大的惡感。

首先，宋查理的學業遠沒有自己想像得那麼優秀。他只是通過了聖經學的考試，因此僅獲得畢業文憑，但沒資格得到學士學位，當然也沒資格獲得學院教職；其次，宋自從進聖三一學院，四年以來口口聲聲自己學習的目的是回國傳道，因此學校對其考試比較寬鬆，「為了讓他儘快在中國為上帝旨意辦事，是讓他急急忙忙完成學業的」。在馬克蒂耶大主教眼裡，宋如今恃寵而驕，竟然背棄承諾，一心要留在美國，這是決不能容忍的。

馬主教還將這種不滿直接寫信告訴了林樂知，認為宋查理貪圖享樂，因此必須讓其在傳教過程中「做一些有益的苦差事」，下基層干最苦最累的工作。

美國監理會總部既不同意宋查理任教，更不同意其留下學醫，而是堅定地要派其回上海傳教，宋知道此事後反覆爭取了半年。但這樣做除了增加教會對他的鄙視外，一無所獲。1885年底，宋查理啟程回國，並於明年初到達上海。在接受了大半年的技術訓練後，他被派到上海附近的小縣城崑山，做了一名基層傳教士。

作為中國人，宋查理有個嚴重問題，那就是他幾乎是中文文盲，對中國傳統經典一無所知，而且也不懂通用官話和傳教區的吳語（上海話）。林樂知原本就對他飽含偏見，等見面之後親自測試，更加極度失望。

林樂知向美國總部彙報道：「中西學院的普通學生都遠比宋查理優秀」，「他（指宋查理）絕不會成為一名儒學名家，最多只是一個失去了民族特徵的中國人。除非給他的地位和薪水遠遠超過他所應得，否則他永不會滿意——我發現，教友們誰都不願意接納他」。

因此，林氏付給宋查理最低的月薪：十五美元。這相當於五十元銀幣，遠低於一位接受過美國大學正規教育的年輕人應得的工資。

這種苦日子宋查理撐了四年。到1891年初，也就是他回國的第五個年頭，正式退出監理會的傳道團，一心一意從事以印刷業為主的工商業，不久就成為安逸富足的實業家。這是他人生的第五次轉折。

但是，他在美國南方監理會中的名聲也坍塌了。

圖4：宋查理長子宋子文

從革命黨的戰友到孫中山的岳父

1887年，宋查理同出身基督教世家的倪桂珍結婚。這場婚姻的介紹人是十年前在波士頓結識的兩位「留美幼童」溫秉忠和牛尚周。溫牛二人回國後都在上海供職，一個海關一個電報局。當時滬上的基督徒圈子還比較狹窄，兩人分別娶了倫敦會牧師倪蘊山的兩個女兒。宋查理回國後同兩位故交意外重逢，他們就把倪家第三個女兒倪桂珍介紹給了宋。於是，三位好友成了連襟。

兩年後，大女兒宋靄齡出生。家庭負擔的加重使得宋查理的十五美元月薪捉襟見肘，他不得不販賣聖經以貼補家用。此時溫秉忠也頗留心於教育，發現新式教材將是今後書籍銷售的大宗。於是三位連襟共同投資，由宋查理出面辦了座印刷廠，專門印製聖經等神學讀物和西式教科書。生意穩定後，宋查理也就辭去了監理會所有神職，麵糰團做起富家翁來。

由於開始同中國的士紳階層打交道，按照慣例，宋查理給自己起了個表字「耀如」以便他人稱呼。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牛尚周的電報局同事陸皓東，並因此結交了陸的香山縣同鄉孫中山。

1894年12月4日，宋查理（或者應該稱其為「宋耀如」了）的長子宋子文出生。也就在這中日甲午戰爭的節骨眼上，「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激憤。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終止」——這是孫中山的回憶。當時他正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準備赴美籌款，是宋耀如的一封信令他改變主意，去廣州發動革命黨第一場反清起義。

這大概就是辛亥革命之前宋耀如同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的全部因緣了。迨1912年四月份，剛剛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準備由上海去廣州，不料客輪在製造局船塢修理，非滯留三四天不可，於是他住進了法租界寶昌路491號宋耀如的宅邸。在其他革命黨人眼裡，宋耀如不過是孫中山新任英文秘書宋靄齡的父親，何以孫要親近到攜家眷住進他家？孫不得不寫信解釋一番：

「宋君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孫中山自稱）初談革命者，二十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於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然彼從事於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弟今解職來上海，得再見故人，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夕談之事。今宋君堅留弟住其家以話舊，亦得以追思陸皓東之事也。」

自此以後，宋耀如才正式進入革命場域，成為孫中山的親密追隨者。據宋氏次女慶齡在1987年的回憶，說「我父親是老同盟會員，在1912年參加了革命，幫助孫先生從事財務工作和負責英文信件的答覆等等」。於是宋也得以將其子子文以「功勛子弟」的名義申請到了官費留美。

1913年「癸丑之役」，國民黨起兵反袁失敗，黨員星散，流亡海外。八月初，宋耀如和孫中山差不多同時坐船離開上海。宋氏攜女靄齡先期到達日本神戶；孫中山原打算去香港同黃興碰頭，在基隆得知黃已離港赴日，於是換船去了神戶。他抵埠後第一個召見者即是宋耀如，「晚11時許宋來訪，密談約兩小時始離去」。

這是宋氏命運的第六次轉折。自此開始，他將自己及全家的命運都主動同孫中山及其國民黨捆綁在一起，榮辱相隨，生死與共。他剛到日本就給正在美國整裝回鄉的宋慶齡發電報，要她改簽船票來日本相會。八月底，宋慶齡抵達橫濱。至此，父女三人都成了孫中山流亡日本時期的英文秘書。

一年以後，也就是1914年九月，宋靄齡同孔祥熙結婚，孫中山似乎沒有到場觀禮。此後，眾所周知，孫捲入了同宋慶齡的感情糾葛，直到一年以後兩人成婚。

先是，1915年六月份，宋慶齡放棄在孫中山身邊的工作回到上海。宋耀如陪女兒回國後又來到了神戶。但令人奇怪的是，之前他同孫朝夕相處，如今卻互不見面，僅僅過段時間寫封信，措辭也是謹慎而客套。八月份，宋的健康非常不好，回到了上海。十月份，宋慶齡不顧父母反對，離家出走。10月25日16:30，孫中山和宋慶齡在東京某律師家舉行婚禮，並辦理了官方登記。

兩天以後，宋氏夫婦趕到日本，當然已經阻止不及。宋耀如暴跳如雷，倪桂珍淚流滿面，其間發生的混亂而悲傷的一幕，在五十年後還被宋慶齡反覆回憶，可見其印象之深刻。後來，宋耀如悄悄對其老朋友說道：「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是我自己的女兒和我最好的朋友給害的。」

從此到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去世，三年半間，他再也沒見過孫中山。

在宋耀如去世十年後，他的二女婿孫中山也已去世，但其締造的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尊孫為「國父」；他的小女婿蔣介石此時已經是中國最高軍政領袖；他的大女婿孔祥熙和大兒子宋子文將輪流執掌內閣及國家財經事務達二十年之久。事實上，中國自此進入了宋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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