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金斯學會：反思一戰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
11月13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召開研討會」沒有美國的世界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100周年反思美國的全球角色」。會上，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亞當·圖茲（Adam Tooze）介紹了各自的新書《叢林會復生：美國與這個處在危險中的世界》《崩潰：十年金融危機如何改變了這個世界》，並與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與歐洲中心主任托馬斯·賴特（Thomas Wright）就一戰後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美國對歐洲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及歐盟分裂趨勢加重的反應等問題展開討論。
一戰後外交政策失誤
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R.艾倫（John R. Allen）提出，1917年，美國向德國宣戰，不僅大大加速了一戰的結束，也讓美國首次登上國際舞台，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領導者。然而，不久後，美國便開始脫離這個自己參與建立的世界秩序，在接下來的20年里所採取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仇外態度，直接促成了二戰的爆發。
卡根表示，美國人對一戰的態度很複雜。美國1917年4月參戰，1918年夏天才在前線投入大規模力量，11月戰爭結束。美國軍隊雖在歐洲停留了很長時間，但大部分士兵沒有真正走上戰場，他們慶祝一戰勝利的熱情並不高。同時，1918年11月美國舉行了中期選舉，民主黨與共和黨都不想將功績送給對方。一戰結束後，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迅速趕去歐洲協商《凡爾賽條約》，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傳慶祝戰爭勝利，導致美國人對一戰的抵觸情緒並未因獲勝而消減。中期選舉結束後，政客們關心的是接下來的總統選舉。對共和黨來說，贏得總統選舉就是一切。亨利·卡伯特·洛奇在此次中期選舉中成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他的首要目標就是幫助共和黨人入主白宮。來自民主黨的威爾遜已連任兩屆總統，這是美國內戰後民主黨人第一次在總統職位上佔上風如此之久。洛奇準備將《凡爾賽條約》作為打擊民主黨和威爾遜的途徑之一。當時，參議院大多數議員與洛奇意見相同，要求有保留地通過《凡爾賽條約》，特別是保留國會的參戰投票權（無保留地通過條約意味著國際聯盟有權命令簽署國參與反對外部侵略的戰爭，無須簽署國國會同意），但威爾遜及其支持者否定了洛奇提出的議案。最終，美國沒有簽署《凡爾賽條約》，也沒有加入國際聯盟。
這些情況加深了美國人對一戰的負面看法，並在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外交政策被用於政黨爭鬥的一個案例。美國參戰改變了歐洲局勢，局勢從僵持或者說可能有利於德國的僵持，變為德國被美國以及美國與英國、法國的合力所壓倒。美國原本有望成為戰後維護歐洲和平穩定的關鍵力量，但卻選擇了放棄，為二戰爆發埋下了導火線。
圖茲認為，政黨極化是一戰後美國對外收縮的原因之一。從當時美國的財政稅收政策來看，美國沒有做好承擔世界領導者重任的準備。一戰結束後，美國與各國談判中最關鍵、也是進展最緩慢的問題是戰爭賠償。戰後英國、法國所欠債務佔據美國債務總額的三分之一，美國不可能輕易免除。而美國對協約國的資助來自於對國內大規模的徵稅。1918年及1919年，美國富人繳納了高額的稅款。這一時期，個人所得稅稅率高達65%—70%。因此，當時共和黨對威爾遜的攻擊包含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1921—1932年，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共和黨人安德魯·威廉·梅隆開展了聯邦稅收改革，為頂層收入者減稅，保留累進性的個人所得稅，主張減少國內債務。這一政策在共和黨人柯立芝擔任總統時達到巔峰。1926年，美國預算盈餘達到4億美元；1926財年結束時，美國內債從1921年初的240億美元降至196億美元。減稅、減內債意味著美國很難保持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
美歐密切合作並非常態
賴特提到，美國在歐洲影響力的後退更多體現在政治和外交上，而非軍事方面。即便是表現出戰略收縮傾向的特朗普政府，依然強調加強美國在中歐和東歐的軍事力量。二戰後，美國在歐洲介入頗深，但近幾年逐漸遠離歐洲內部辯論，例如在英國」脫歐」問題上，美國並未做出任何試圖影響談判的努力。
圖茲表示，認為後期的小布希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對歐債危機袖手旁觀的觀點並不準確，應探討美國為何對歐債危機的介入如此低調，以及為何媒體在回顧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報道中未曾提及此事。美國《大西洋月刊》2016年4月對奧巴馬的專訪，是媒體回顧奧巴馬執政生涯的開篇。在這次專訪中，奧巴馬對歐洲談及不多。但事實上，在他任職期間，美國深陷穩定歐債危機的掙扎中。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向歐洲銀行的投資占其對銀行總敞口的一半，如果主要的歐洲銀行破產，將危害2011年復甦的美國脆弱經濟。美聯儲通過臨時性貨幣互換協議向歐洲銀行提供了大量資金，否則這些銀行難以倖免。
談及美歐」秘而不宣」的經濟關係，卡根提出，可以回想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1923年，由於德國未能向協約國兌現一戰賠償，法國和比利時出兵佔領德國魯爾，引起德國人消極抵抗，德國經濟遭受重創。為解決困境並約束德國繼續賠償，美英打算共同協商約束德國賠款。美國需要說服法國，讓法國相信如果德國經濟穩定下來，會更有能力支付賠款，但公開討論這件事可能促使德國繼續抵抗佔領。為此，美國律師協會特意在英國倫敦舉辦年會，以便時任美國國務卿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以協會會員的身份赴英。」美歐關係的常態是雙方並不那麼合得來，所以我們更應該記住這些美歐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歷史時刻。」卡根對本報記者說。
卡根還談到，兩德走向統一時期，老布希政府相信這對於美國至關重要，美國政府認為自己必須參與引導這個進程，並為此努力說服英國、法國。相比之下，在英國」脫歐」過程中，美國幾乎沒有做任何事進行預防，即便維持歐洲統一更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圖茲說，英國」脫歐」公投第二天，特朗普在蘇格蘭稱」脫歐」是一個」偉大的舉動」，英國人民通過投票」奪回了對自己國家的控制」。特朗普在歐洲統一問題上的立場，與歐洲極右翼政治人物相同，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原標題：反思一戰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 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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