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順的才幹非同尋常 他在咸豐朝大刀闊斧地厲行重振綱紀

慈禧的政敵肅順，是滿洲鑲藍旗人，鄭親王烏爾恭阿第六子，為端華之弟。在道光朝，肅順於道光十六年（1836）被授以三等輔國將軍，委散秩大臣，道光十九年（1839）充前引大臣。道光二十四年( 1844)命在乾清門行走，道光二十八年（1844）署鑾儀衛鑾儀使，道光二十九年（1849）授奉宸苑卿，道光三十年（1850）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在道光時期，肅順雖也屢屢升遷，但多是一些無足輕重的閑散官職。這些差事對於勇於任事、雄心勃勃的肅順來說，毫無用武之地。直到道光去世後，35歲的肅順才獲得了施展才幹的機會和舞台。

肅順劇照

咸豐即位後，肅順迅速不斷地獲得升遷。咸豐在即位之年，即將肅順遷內閣學士。咸豐三年（1853）正月授正黃旗蒙古副都統，二月授鑾儀衛鑾儀使，九月署正紅旗護軍統領，充對引大臣，十二月充閱卷大臣。咸豐四年（1854）三月，授御前侍衛，四月署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升工部左侍郎，閏七月調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十月調禮部左侍郎，十二月署鑲白旗護軍統領。咸豐五年（1855）十一月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二月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咸豐六年（1856）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咸豐七年（1857）正月實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升理藩院尚書，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咸豐八年（1858）二月曆充查城大臣、崇文門副監督，四月署工部尚書，五月授內大臣，九月調禮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十二月調戶部尚書。咸豐九年（1859）四月署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十月命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十二月充八旗值年大臣。咸豐十年（1860）正月，授御前大臣，充經筵直講，五月充總管內務府大臣，十二月命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咸豐皇帝

從以上不完全的肅順升遷錄上可以看出，自咸豐即位後對肅順的升遷是不同尋常的，充分顯示了咸豐對肅順逐月逐年增強的倚重，肅順因而得以在權力的階梯上步步高升。到咸豐十年（1860），逃亡熱河避暑山莊的咸豐索性將「行在事一以委之」，使得肅順聲勢煊赫，震於一時。

肅順等人在被咸豐不次提拔重用之後，即大刀闊斧地厲行重振綱紀，「佐咸豐申國法以救積弊，銳行誅譴」。

耆英

咸豐八年（1858），肅順協助咸豐辦了兩件大事。一是堅持重懲了投降派官員耆英，另一件是「戊午科場案」。

大學士耆英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懾於英國侵略者的淫威，一意妥協，代表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咸豐即位後，力斥耆英誤國之罪，並將他降為五品頂戴。直至咸豐八年（1858年），在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後，咸豐才重新起用耆英，命其前往天津辦理與英法的交涉。耆英畏敵如虎，不敢與英法接觸，不顧咸豐「留津自酌辦法」的命令，擅離職守，以「面陳機要」為藉口，私自回京。咸豐勃然大怒，命僧格林沁將其鎖拿押解，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嚴訊，結果判處耆英「絞監侯」。

這時，肅順單銜獨奏，請將耆英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國法。咸豐雖然認為肅順所奏「亦未為是」，但還是採納了肅順重治耆英的主張，只是採取了一個折中的做法，「令耆英自盡」。耆英被處決罪有應得。這件事因只涉及耆英一人，倒也沒有在清廷政局中引起什麼波瀾。

同在咸豐八年（1858）發生的「戊午科場案」則在政海掀起了滔天巨浪，下一篇談談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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