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反西方最凶的卻是常年同洋人做買賣的廣東商人？

原標題：為何反西方最凶的卻是常年同洋人做買賣的廣東商人？

在近代的中西方衝突史，有一個細節往往會被人忽略。常年居於廣州，並以中外貿易為生的商人集團，恰恰是反對洋人最凶的團體。

他們的強硬作風與在朝為官的士大夫們不相上下。又因常年處於中外貿易的中介身份，而成為了朝廷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信息來源。他們的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近代史的發展。

清朝雖然號稱自給自足 但一樣有對外貿易需求

清朝長期以來被稱為閉關鎖國的典型，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北京的朝廷還是為對外貿易留下了四個有限的口岸。在19世紀，這四個被允許貿易的地方被稱為粵海關、江海關、閩海關與浙海關。其中以廣州為核心的粵海關，由於距離歐洲勢力的距離最近，所以接待了最多的西洋船隻。在全盛時期，廣州對西洋貿易額達到了清朝四海關的83%，被稱之為「一口通商」。

但管理粵海關的官老爺們，並沒有直接與洋人貿易，而是由國家出面招募民間商人代勞。這就是著名的廣州十三行起源。用後世的話來說，他們就是不折不扣的官商買辦，坐擁儲量巨大的官僚資本。

以今人的眼光看，十三行對待洋人的手段可謂令人髮指。他們把前來貿易的洋人圈禁在為稱為商館的固定區域內活動。裡面設有辦公室、倉庫、宿舍乃至妓院。沒有他們的首肯，洋商們無法隨意外出。按照慣例，來大清貿易的洋人，每年可以有幾次旅遊機會。不過要限定名額，人數一般不能超過十人。

此外，早期來大清的西洋人還被禁止學習中文，不得購買任何中文書籍，更不可能私自與官府溝通。若是有非常必要的文件傳遞，也要通過十三行的買辦們轉達才行。

於是，被隔絕在小世界裡的洋人，自然就和十三行的地頭蛇們有了信息上的時差。這也是十三行不法行為得以實施的主要原因。十三行的商人們，每年都需要向廣州的各級官僚輸送一些禮物，方便他們在國內的貿易。而且不同於正式的稅收，這種潛規則式的支出，完全沒有固定模式可尋。十三行的商人們，就自然將這筆開支轉嫁到洋人身上。實踐了羊毛出自羊身上的亘古哲理。

最開始，「羊毛」價值僅僅是正常商業稅收5%。但在十三行的推動下，數量一路瘋漲，到最後增加到驚人瞠目結舌的20%。

十三行能夠這麼肆無忌憚，自然是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於清朝當局認為洋人會「帶壞」天朝的順民，所以不允許普通民眾與外部世界有自由接觸機會。但他們又希望從貿易中獲利，便僱傭最擅長與洋人打交道的商人作為中介。這個政策給了官商們以巨大的便利，使他們從平等貿易逐漸轉向掠奪式貿易。為保住這種政策上的優勢，十三行積極反對洋人與大清直接貿易。

經歷了鴉片戰爭的慘敗後，也是他們一直阻撓和慫恿清政府拒不履行《南京條約》中的很多進步條款。若官府的態度出現鬆動，他們又可以高舉忠君為國的旗幟，尋釁滋事。因為根據五口通商的協議，西洋各國已經擁有了與清朝官民直接進行貿易的權力。這無異於給挾洋自重的十三行官商們，以釜底抽薪式的打擊。

鴉片戰爭後 外來的商人已經不必局限於過去的商館之中

這樣鬧事的結果，自然是廣州一港的衰退與廈門、上海和寧波等新口岸的崛起。而重視法律條文的洋人，也不依不饒的要求直接進入廣州城做買賣。這些推諉與衝突，很快引發了損失更為巨大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被迫簽訂《北京條約》，並同意學習國際慣例的進行外交和貿易事物。

此後，十三行中介們便徹底失去了鬧事的資本。恢復平靜的廣州口岸，因更深入的加入國際體系，而出現了貿易份額增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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