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掃描｜歐羅巴的異鄉人：一戰西線上的中國勞工
原標題：外刊掃描｜歐羅巴的異鄉人：一戰西線上的中國勞工
整理、編譯：劉佑民
在那些炮火連天的年月里，一群異鄉人懷著忐忑、好奇的心情踏上了歐羅巴大陸，他們大多數是來自中國山東的普通農民，目不識丁，更不懂外文。在未來幾年間，他們忙碌的身影將出現在一戰西線上，或搬運物資，或修築戰壕，或在工廠里勞作，他們被稱作「華工」。幾年後，戰爭結束了，很多人返回了家鄉，也有很多人永遠地留在了歐洲，但無論如何，他們的故事似乎很快就被所有人遺忘了。
有些歷史不應該被遺忘。今年恰逢一戰結束100周年，當年中國試圖通過「以工代兵」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提升國際地位的願望，雖然在巴黎和會上被無情打破，但這段過往依然值得我們銘記，它既是中國不甘淪為列強玩物，為改變自身命運所做的努力，也是為中西文明之溝通搭建起的一座橋樑。本期外刊掃描所選的兩篇文章皆以此為主題，介紹英法一戰中招募華工的前因後果，以及華工的戰時生存狀況，同時重點從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角度闡述華工問題的意義。
法國Noyelles-sur-Mer的華工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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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東到索姆河
整理自： Paul Bailey, From Shandong to the Somme: Chinese Indentured Labor i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
來源：Language, Labor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Anne J. Kershen, Chapter 9, Ashgate, 2000
一戰中招募中國契約勞工是中國移民史上的重要一頁，因為這與19世紀不規範的中國「苦力」貿易頗為不同，也因為中國官方和知識精英將其視為20世紀前20年中法文化交流的內在組成部分，還與這些中國工人旅法期間的經歷息息相關。
一戰前，有超過三十萬中國人被非法僱傭到秘魯、古巴和英國在加勒比和南美的殖民地，在當地的糖料種植園勞作。苦力貿易是非法的，因為清朝在1712年已禁止移民出境。但在1847年（第一批通商口岸開放幾年後）與1873年（苦力貿易被官方禁止）之間幾十年，在通商口岸契約勞工被外國機構以強迫或欺騙等手段所僱傭，並且無須服從中國律法。這批勞工令人驚愕的處境與待遇最終使清政府決定採取嚴格的官方管控。在1860年英法入侵後，中國被迫承認了其臣民的移民權利，1866年政府就僱用勞工問題制定規章，1712年的移民禁令在1893年被正式廢除。但是由於清政府明確規定僱傭年限最高為5年，且合同到期後勞工可自由返鄉，英法政府拒絕承認清政府規章的有效性。
不過隨著德蘭士瓦（南非省名——譯者注）金礦業需要的勞動力越來越多，1904年，英政府與中國按照1866年的規章達成協議。根據該協定，僱傭合同必須刊登在中國報紙上，標明僱傭年限、工資以及每日工時，僱傭期間還可得到免費醫療，合同到期後還可帶薪返鄉，中國官員與監督員可以在南非當地監督勞工的福利情況。1904到1906年間，有超過63000名華工前往德蘭士瓦的金礦工作。主要的僱傭中心在山東威海衛，在總計僱傭的63695名勞工中，有62000來自中國北部省份。1906年，因為德蘭士瓦當地白人勞工對「廉價亞裔勞工」的敵視情緒持續高漲，僱傭工作被迫中止。
與1904-06年的南非勞工不同的是，中國官方熱情支持一戰期間在法國的僱用勞工，知識精英也認為這些勞工的存在有著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意義。一戰爆發時，袁世凱本計劃中國直接參与協約國的軍事行動，以遏制日本在中國的行動。袁害怕作為英國盟友的日本將以此合法地佔據德國在山東的租界區。1915和1917年，中國政府甚至打算派中國軍隊參與作戰：15年袁提出派兵前往達達尼爾海峽，遭到日本拒絕，17年段祺瑞提出派兵前往西線前線，法國政府對此最初很積極，但是因為英國輕蔑的回應、美國的冷漠以及護航軍艦的不足而作罷。
但這不妨礙法政府使用中國勞工。早在1915年法國政府就考慮僱傭中國工人以應對勞動力的短缺，戰前法國出生率一度下降，外來人口則不斷增多至1911年的100萬，當然戰前的移民多是不規範的，也包括鄰近國民的自由遷移。一戰期間法國更積極地投身移民勞工的招募與組織工作，無論是在里昂、魯昂等大城市，還是布雷斯特、勒阿弗爾這樣的小地方。在法國僱傭的660,000名外國工人中，132,000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49,000來自印度支那。
華工赴法路線圖
1915年法國政府派特呂剃爾（Truptil）中校帶隊前往中國商談勞工事宜。因為當時中國還是中立國，為了避免德國猜忌，中校自稱為「農業工程師」並與表面上屬私人所有，實際是一個準政府機構的惠民公司合作，它的實際掌控者為梁士詒。梁先生很支持這個計劃，認為華工會學習西方先進工業技術並回報祖國，同時幫助協約國作戰還會在未來的和平會議上提升中國地位。
1916年5月，特呂剃爾就與惠民公司簽訂了合同，第一批華工（1700人）於同年8月抵達法國。與此同時，英國也與中國政權達成招募勞工的協議，初衷是為了代替在法國的英國造船工和交通運輸工，這樣他們就可以回國參軍或工作了。第一批英募華工（1000人）於1917年4月抵達普利茅斯，隨後被送往法國。1915年後，法國主要通過惠民公司招募華工，而英國則像1904-06年間那樣，直接從其在威海衛的租借地招募。法國的招募中心主要設在天津、青島和浦口，還在上海的租借地招募了一批技術工。最後總計有大約100,000名英雇勞工和35,000名法雇華工，他們大多來自北方尤其是山東省的貧農家庭，也有少量的學生、前朝小吏和科舉制下的秀才們。
有意思的是，在英文版的合同中使用的是「苦力」（coolies）一詞，而在中國文件中則使用「華工」，這個詞包含了中國官方的期待，希望勞工的積極貢獻能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被英國僱傭者官方稱之為中國勞工兵團（Chinese Labor Corps），簽的是三年合同，在茶館等各種公共場所都張貼著關於他們的中文告示。在通過體檢並簽訂合同後（通常採取按手印的方式），僱用勞工會馬上獲得20鷹元（約10.8美元）的獎勵。在法華工工資是10天1法郎，工頭是1天5法郎。在旅法期間，他們的直系親屬每個月會也會得到10鷹元（5.4美元）。除了免費食宿外，沒有額外的病假工資，而且如果連續生病超過6個月，將不再每個月提供安家費。儘管合約明確規定工人不會捲入軍事行動，但他們依然受制於戒嚴令。中國勞工軍團居住在法國西海岸和西北岸的營地內，個別營地甚至容納超過3000人，到1918年他們已經投身到挖戰壕、埋死屍以及修建從阿拉斯到康佈雷的小型飛機場等工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僱傭的戰時海外勞工中，中國勞工軍團人數最眾，其他則包括48,000位印度人，21,000位南美人，15,000名埃及人和8000西印度群島人。
法政府招募華工簽的是5年合同，而且與英雇華工不同，他們可以選擇繼續留在法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需要自己支付回程的旅費。1925年，一份法國軍官的報告表明3000名中國勞工與學徒選擇留下來。最初在殖民勞工局（Service d』organisation des travailleurs coloniaux）的管理下，這些工人更廣泛地分散在遍布全國、靠近鄉村的小營地里。從北部的布雷斯特到南部的馬賽，華工被派往軍需工廠以及私人經營的冶金公司、化工企業以及建築公司。與英國不同，法雇華工在政府戰時僱傭的全部海外勞動力中只佔小頭（全部662,000人中有36,941名華工）。而且政府為了避免被工會批判引入廉價勞動力，法雇華工的待遇比英雇華工更好，除了提供食物、衣物和住宿之外，每天工資為2.5法郎，英雇華工的最高工資為5法郎每天，而法國則付給他從上海僱傭的機械師每天8.25法郎。此外，按規定，法雇中國勞工還可以和同樣工種的法國勞工享有同樣福利。他們在病假期間還可以獲得每天50生丁的病假工資，最長不超過6周。從放假情況上看，英雇華工和法雇華工都享有每周1天的法定假期，但法雇勞工除了法國節假日之外，在中國節假日時也可以放假。無論英法勞工，按合同規定當出現死亡或永久性傷殘時，還需要支付給他們的家人150鷹元。
在英國軍官監督下華工們將袋裝燕麥搬上卡車
儘管合同規定在法華工不可被當做戰士，但他們依然面臨巨大的風險。早期的一些華工團體是經由蘇伊士運河和地中海運送而來，他們很有可能遭到德國潛艇的攻擊。1917年時其中一艘船阿多斯號（Athos）在地中海被魚雷擊中，造成540名華工身亡。在1917年8月份中國正式對德宣戰之後，華工被安排到靠近戰線的地方工作，負責挖掘並重新埋葬陣亡者。據1917年12月28日《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華工們事實上在做運送火藥到前線的工作，他們待在戰壕里修補防空壕，還要維持機關槍放置有序。到戰爭結束時，已有大約2000名華工因疾病或敵方進攻而喪命，比如在加萊和敦刻爾克工作的華工就特別容易遭受空襲。
僱傭華工不僅僅得到了中國官員的歡迎。世紀之交的中國有一批親法教育家、學者和改革家，他們和中國政界、法國政界和知識界都有著廣泛交往，他們一直在推動中法文化交往和中國學生赴法留學。李石曾（1881-1973）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他是清廷官員之後，20世紀初曾在法國留學，狂熱地推崇法國文化和世俗的共和理念，他認為法國所代表的自由、創造力以及和平主義是與德國所代表的專制、功利主義和軍國主義相對立的。他建立起了與法國政界和知識分子聯繫的廣泛交際網路，此後幾年還與其他中國知識分子出版了一份無政府主義雜誌，在巴黎開辦了一家豆腐廠，並為其中的中國工人辦夜校授課。1912年，李石曾創辦了留法儉學會，到1914年前已送出約100名學生赴法留學。1916年當特呂剃爾與惠民公司協商時，李石曾就充滿信心地預測僱傭華工將會給中國帶來巨大好處，不僅失業問題可得以解決，而且在法華工可以形成一個受過教育的勞工核心，回國後可以傳播工業技術、助力改革。同時他還認為華工在旅法期間能夠變「文明」，改掉他們迷信、不負責任與揮霍無度的惡習。
1916年李石曾在巴黎開辦了一家華工學校，教授法語、中文和科學。第一批學生是1914年之前已經在法國的華工，他希望其中一些人經過訓練能給1916年底開始陸續來法的華工當翻譯。工人們被鼓勵接受講禮貌的西方習俗，比如公交上給女士讓座、愛護動物以及關心公共福祉等。在以華工為目標讀者的法國《華工雜誌》上，李石曾等人還為華工制定了精細的每日生活指南：進屋前把鞋擦乾淨，早上還穿著睡衣時不要開窗，進屋前先敲門，公共場合禁止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嘩，他們甚至敦促華工養成每周日讀報紙的習慣。中國駐法大使也有著類似的擔憂，他告誡稱華工們必須節減、勤奮才能不損害中國形象，同時也要注意儀容儀錶。此外，1916年由李石曾、蔡元培等親法改革者與歷史學家奧拉爾（Alphonse Aulard）等法國知識分子聯合創辦的中法教育會也鼓勵在法華工抽出時間接受教育。
李石曾
法國戰時殖民部長馬里烏斯·姆代（Marius Moutet）希望華工在未來能夠成為加強法國對華文化和經濟影響的有力工具，但他的美好期待不能掩蓋如下事實，即西方人總是以種族主義目光和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華工。多數情況下他們被形容為幼稚、溫順、聽話，「如果對待方式恰當的話」。1918年《北華捷報》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沒有人回去時和來時完全一樣……畢竟，他們只是些大男孩，而無論他們年歲多少，在心性方面沒有人超過10歲……很順從，軟硬兼施下很容易掌控，如果適當對待他們便會徹底服從……對任何害怕他們的人，他們只會感到厭惡。一條狗也是這樣。」法國戰爭部在關於如何對待華工的指示中也說道：「中國人的自尊心極強。因此適當的方式是友善地對待他們，並在他們做出哪怕一點好事時毫不猶豫地給予獎勵。」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看到法國人流露出的防範心態。法國戰爭部也警告法國僱主不要大發雷霆，因為中國人相信一個人「將憤怒的情緒表現出來是缺乏自控力的表現，因而也就是野蠻的。」一份關於魯昂附近一個勞工營的報告則批判了華工普遍的行為舉止，因為他們「對我們（指法國人）懷有居高臨下的高傲。」人們還時不時地擔憂華工會和德國囚犯走得過近，甚至破壞活動；儘管至少發生過一次華工們因為同伴在德國空襲中喪命，襲擊德國人的事件。與這種擔憂密切相連的，是他們懷疑德國從一開始就試圖打斷華工招募進程，他們在一艘運輸船里發現了一份中文小冊子（可能是德國人偽造的），其中警告華工他們在法國的處境會很糟糕，甚至有生命危險。
事實上，華工們絕不像英法僱主假想的那樣溫順，他們也常常對僱主違反合同的行為加以抗議，也會對他們工作的危險性和有時受到的嚴苛待遇表示不滿。1916年在勒克勒佐、1917年在聖德尼都爆發了法國工人和中國工人之間的鬥毆。在波爾多和南特招募中國碼頭工人的公司都抱怨稱他們沒法管教。1917年9月敦刻爾克華工發起了一場罷工，他們難以忍受時刻面臨的德國空襲危險，他們和法國警衛之間爆發了武裝械鬥，導致2名工人喪命。在1916到18年間華工參與了25起騷亂和罷工。特別重要的是，1918年5月後法雇華工開始受軍紀管制。
華工將彈藥運往前線
與激進性同樣重要的是在法中國工人自我提升的熱情。他們在蒙塔日、卡昂和克萊蒙-費朗等地組織起「自治會」，給自己制定關於禮貌和日常行為舉止的規矩，禁止賭博和鬥毆，對於醺酒這類不得體的行為還需要繳納罰金。人們還組織起了業餘學校和夜校，通常是由基督教青年會(YMCA)里的中國成員或者1919年到達法國的半工半讀學生進行授課。1917年在圖盧茲附近有超過700位華工在這類班裡參與過學習，1918-19年在里昂、土倫和魯昂開辦了夜校，後者接納了多達900名華工。1920年，400名華工在法爾尼爾的一個工廠里建立了自己的學校，邀請附近半工半讀的學生給自己授課。一份關於1917年5月至1919年3月間翁熱一家火柴工廠華工教育進展的報告指出，到1919年3月，930名華工中大約四分之一正在上課，而有一半在空餘時間學習、閱讀《華工雜誌》。工人們識字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方便閱讀家中來信以及法文通知、說明。
華工們都很勤儉，很努力，為了完成祖國交給他們的職責。很明顯可以看到，這一時期超越地區認同的國家與民族認同在華工中間逐漸形成。當張勳復辟的消息傳到法國時，抗議電報就是以「在法中國勞工、商人和學生」的名義發布的。1919年10月，卡普德納克一座工廠里的工人們就綉了一面國旗來慶祝辛亥革命。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當1918年肆虐直隸省的大洪水爆發時，數以百計的在法華工參與了賑災募捐，例如勒克勒佐的500名華工捐了557法郎，翁熱的1000名華工更是捐了2070法郎。
由英國僱傭的中國勞工1920年被遣返回國，而法雇華工則於22年返鄉。他們在戰時起到的作用受到時人的高度肯定，負責運送第二批英雇華工的馬尼柯·格爾（Manico Gull）在1918年將華工稱為「歐洲大戰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馬里烏斯·馬代評價道：「這段經歷值得銘記的毫無疑問是中國政府的善意，他們願意在這場事關法國存亡的戰爭中起到積極作用。這份幫助很有價值。數以千計的華工在我們的工廠工作，這使得我們可以騰出同等數量的法國工人去服兵役。」
華工在工廠
凡爾賽和會上中國政府希望以此貢獻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然而這個願望還是落空了，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體系並未廢除，德國在青島的租借地歸日本所有，英國仍佔據威海衛直至1930年。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加拿大、美國對華移民敵視情緒絲毫未減。就連法國似乎也很快就忘記了這個歷史篇章。1925年4月，當成立於1919年的華工總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Workers）請求法政府以建立紀念碑和國家公墓的方式銘記華工在戰時的貢獻時，遭到了禮貌而果斷的拒絕。而且在中國學界，只有陳獨秀在1920年援引華工的戰時貢獻，以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勤奮、勇敢的例證；顧杏卿1936年出版的書中詳細記述了自己為一個中國勞工營當翻譯的經歷，以此突出華工為維護世界和平、提高中國國際地位所做的卓越貢獻。但此後不久，中國史學家也對此失去了興趣。
但這個歷史篇章在兩個方面十分重要。其一，中國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給外派華工這件事賦予了政治含義，華工們既可以被看做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標誌，也代表著中國可以在國際體系中與其他國家享有平等地位的權利。第二，它顯示出中國知識精英何等積極地投身華工事務，也以此作為提升中法文化交往的途徑。最後還有兩件小事值得一提：1919年中國政府捐款5萬法郎幫助法國戰後教育體系的重建；1922年，當時法國經濟處於最低谷，中國政府又向法捐助了400噸雞蛋。很明顯，中國在這一時期僅僅作為帝國主義的悲慘受害者，而無法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自主角色的傳統觀點需要變一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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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青年會與一戰歐洲華工
整理自：Peter Chen-main Wan，Caring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The YMCA and Chinese Laborers in World War I Europe
來源：Church History, Vol. 78, No. 2 (Jun., 2009), pp. 327-349
眾所周知在一戰期間歐洲戰場上有175,000位華工為協約國勞作。華工解決了協約國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也在野戰工事、建築工地和工廠中辛勤工作。儘管人們已經大體上了解到，基督教青年會（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包括英國的基督教青年會和北美的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委員會——是最積極熱情地給華工提供幫助的團體，但其中細節尚未有專門探討。需要強調，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國際性組織，吸納多元文化，所以當請求在華基督教青年會支持華工事務的呼聲傳來時，已經有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人準備好投身其中了。
1916年，英國政府當時面臨巨大的勞動力短缺，於是開始思索如何從中國得到更多勞動力，軍方建議英國傳教士們伸出援手，除了幫忙招募外，他們還要去安撫歐洲華工。20世紀初，傳教士在中國很受尊敬，中國人對傳教士提倡的事業不會有任何懷疑，在山東、山西和陝西尤其如此，這些地方的百姓身體也相對比較健壯，更能做重體力活，因而英政府認為浸禮會和其他教派的教友是招募中國勞工軍團的合適人選。
挖戰壕的華工
1916年12月，英國公使正式向在服兵役年齡內的在華傳教士發出緊急呼籲，敦促他們參與到組建中國勞工兵團的任務中來。這個方案取得了成功，除了擔任宣傳員，他們還幫助華工搬到威海衛的營房裡居住。而且由於數以千計的華工都是文盲，也從未和外界有過接觸，僱用他們絕非易事，英國軍方再一次想到動用會說中文、熟悉中國文化的傳教士們幫忙，但陸軍部擔心這會妨礙指揮官們最大限度地使用中文。因此，他們最後挑選的傳教士都必須「信仰正統，熟悉教義，堅實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背景，並且願意參與到 『教化』和管控中國人的工作中去。」陸軍部成功地讓許多傳教會社相信，幫助招募華工，宗教信仰和為國服務之間可以相融。但因為在華傳教士本身數量有限，篩選要求又比較嚴格，實際上只有少量傳教士參與到其中。最積極的基督教組織是基督教青年會，但英法官方起初都擔憂，基督教青年會的參與會使得對華工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直到1917年末，青年會才開始逐漸為英雇和法雇華工提供服務或組織活動。
1917年初，隨著越來越多的英、法雇華工來到法國，英、法官方也因此面臨不小的麻煩。他們中80%是目不識丁的農民，此外還有「學生、失業的小吏、士兵以及窮秀才。」他們完全不了解歐洲文化，語言也不通，文化和語言上的巨大鴻溝在華工和他們的歐洲僱主之間造成了許多誤解，再加上協約國官員對華工管理不善與種族歧視，這在中國勞工軍團中引發了無數的衝突、罷工和暴動。在法華工一般來說是在三國分別控制下被安置在不同營地，英國在法國北部有23個營地，法國87個，美國10個，後來美國又從法國借調1萬華工。具體而言，英國營地中有7個容納超過3000名華工的營地，其餘營地容納人數都在100到1000不等；法國營地更小且分散，每個容納25到2000名不等；美國的「主要」營地大約每個容納1500人。英國營地里的華工每500人為單位被分到不同公司，再細分成不同的小組和部門。因為華工並非士兵，根據合同他們不用直接上前線，只需要參與軍需品製作運輸、修路、挖戰壕、戰後重建等工作。
工作條件和待遇因營地不同而不同，而且在華工到達不久後就發生了衝突。一般來說，法國僱主對待華工更加民主、具有同情心，也不嚴格按照軍紀管理之，華工們在非工作時間還被允許在附近自由活動，拿到護照後在節假日還可以去其他城市旅行，早上上班時也可以鬆散地走過去而不用列隊前往，因而華工與法國僱主往往關係更好。與之相反，對英國來說，華工就是軍事組織的一部分，需要以軍紀管理，工人們對此頗為不滿。即使非工作時間他們也被要求待在營地，一次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離開，而且不能超出營地方圓3英里範圍。一位基督教青年會秘書認為這些華工的境遇就像「戰爭犯一樣」，而且把500個健康男性日復一日地關在圍場中「幾乎是一種犯罪」。英國長官因為語言與文化不通，無法理解勞工，僅僅把他們當做下屬和勞力，還常常侮辱他們。因此，尤其在英屬華工營，衝突、騷亂或罷工時有發生，1916-18年間大大小小至少發生了25起，而後果則是悲劇性的，17年6月到18年6月之間有10名華工因違反軍紀而被處決，更多的人被處以罰款或關進監獄。有一條文獻記載稱：「在基督教青年會出面之前，幾乎每隔幾天就會發生騷亂或罷工；其中很多僅僅是雙方語言溝通困難造成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當一位英國軍官對華工們喊「咱們走吧（Let』s go）」的時候，他們以為軍官罵他們是「狗」，結果一整天那些華工都拒絕幹活。另一個文化差異的例子是，在一家公司，一位英國官員因懂些中文而深受華工們喜愛，後來他接到調令，離開的當天清晨，華工們自發聚集起來為他送別，而其他長官因不懂中國的送別習俗便粗暴地勒令他們回到工作崗位，結果引發了一場集體罷工。
華工與他們的英法長官關係有好有壞
艱苦、無聊而漫長的工作，以及缺乏娛樂活動，使得華工們滋生了很多惡習。其中最嚴重的是賭博，大量華工發工資後一兩天就輸了個精光，有些輸錢者還因此大打出手。其次是嫖娼，不少華工因此染上了性病。此外，他們還酗酒、鬥毆、盜竊乃至強姦。對此，主管中國勞工軍團的英國軍官布萊恩·費爾法克斯（Bryan Fairfax）指出，需要找到能夠和華工打成一片的人，「傾聽他們的抱怨，向他們解釋工作要求，以及如何完成工作。」到1918年，華工的情緒極其低落，危機一觸即發，英國當局只能再次尋求基督教組織的幫助了。
到1918年，儘管沒有官方批准，基督教青年會的英國委員會已經在30個華工聚集地開展活動了，他們在調解糾紛和罷工方面的出色表現引起了英國軍方的注意。1918年2月12日，英軍方正式致函青年會英國委員會，希望他們承擔「為英雇中國勞工軍營提供休閑娛樂，照料他們的飲食」的職責。由於工作量很大，英國的基督教青年會接受了該任務後，便號召他們國內外的基督教兄弟們伸出援手。1918年3月4日青年會邀請11個傳教士會社一道討論，達成了兩項決定，每個英國傳教士會社都派出40位傳教士，有必要時可以從中國召回人手，其次是向加拿大和美國的傳教士會社尋求幫助。同時，基督教青年會北京分會的幹事德懷特·W·愛德華茲（Dwight W. Edwards）被青年會國際委員會派往法國，他從1918年4月13日待到5月11日，並撰寫了一份十分詳盡的報告，這也成了後面青年會援助在法華工計劃的主要基礎，報告稱，華工正承受著社會、身體和精神方面的痛苦，他們急需青年會的幫助，長久來看，這也是促進基督教在華傳播的良機，最後這更能讓西方文明在華工心中留下好印象，進一步推動西方文明在華擴張。愛德華茲的報告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要求無論對英雇、法雇還是美雇華工，所有對在法華工的服務都要統一化管理，其二是要向中國的基督徒尋求幫助，以此將青年會在法國的工作與在華傳教工作聯繫到一起，後者將在未來產生重要影響。
經過跨國動員，最終有來自英法美諸國的109位基督教青年會幹事赴法投入華工事務中，61位在英雇區工作，35位在法雇去工作，13位沒有被指定區域，其中有74位是中國學生幹事。他們的工作可以分成三個方面：教育、休閑娛樂和宗教。教育工作包括開設中文、英文、法文、歷史和地理、數學等課程，還有許多關於公共事務、公民身份、醫療健康和世界戰爭的意義等方面的講座。晏陽初（James Y. C. Yen）辦的《中國勞工周刊》（Chinese Laborers』 Weekly）成功地激發華工學習中文的興趣。休閑活動方面，儘管許多華工在忙碌一天後也沒有很多精力參加體育活動，但其中一些人還是會打打乒乓球、籃球或排球，更多的人更喜歡中國象棋、放風箏或其他娛樂活動。勞工們親自演出的業餘戲劇也受到人們的歡迎。最後，宗教活動包括佈道、主日禮拜、講授《聖經》甚至洗禮。此外，青年會幹事還提供代寫家信的服務，此舉深受華工感激。
華工們的休閑娛樂活動
對於中國的青年會幹事來說，無論他們是直接來自中國還是海外留學生，先前他們都沒有太多與勞工打交道的經驗，因而在法國的服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次自我教育。他們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在戰場上與國外傳教士產生聯繫，在親眼目睹傳教士為華工提供的服務後，他們消除了很多往日的偏見，甚至有學生稱這段經歷使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外國傳教士的努力也進一步激發了中國學生服務同胞的熱情：「中國為這些人做了什麼呢？……當我們想到美國所做的、並且正在為在法華工所做的，我們應該為我們自己對這些華工的冷漠感到羞恥。」在充分認識到華工的艱苦條件以及青年會服務的成效後，青年會的中國學生幹事們還想進一步在中國本土發起一場大眾教育運動，1919年4月就有60位中國學生幹事在凡爾賽集會，並擬定了一份題為「作為中國大眾教育推動者的基督教青年會」的備忘錄。
晏陽初在一戰中參與基督教青年會的華工服務工作，回國後組織了大眾教育運動
為赴法華工服務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當青年會國際委員會徵召人手的消息傳到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反響熱烈，除了29位幹事，還送出了許多用以休閑和教育的物資。在籌款過程中，它前後捐的錢達到了原定配額10萬美元的14倍。但更為重要的，是未來十五年間由它主導的大眾教育運動（Mass Education Movement）。根據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報告，這場運動十分成功，到1935年已有25萬民眾參加了他們組織的大眾教育學校。同時他們也很重視對歸國華工的後續工作，首先是繼續為他們提供聽講座、聯誼會、觀看電影以及講授《聖經》的場所。其次是傳教佈道工作，試圖將更多華工吸引到教會。最後是在1930和40年代，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致力於為返鄉華工開展鄉村項目和工業項目。
學者們尚未就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在一戰中的勞動服務達成共識。有人低估了青年會的貢獻，也有人認同青年會的服務給華工們帶來了慰藉，也對參與其中的中國青年起到了教育作用。總而言之，通過本文的研究，不難看到基督教青年會為一戰華工的服務在各個方面都是重要、頗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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