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的「有夏之居」，忽悠了歷朝歷代的所有先秦史學家
（作者：趙輝）在對夏朝國都遺址的求證尋找過程中，從古到今，歷代學者都將目光投注在洛陽地區，認為夏朝的國都應在洛陽與豫西地區。而最重要的線索、最重要的依據就是《逸周書·卷五·度邑解》中記載的「有夏之居」，司馬遷在做《史記》，編寫《史記·周本紀》時，也完全採用了《逸周書》的記載，完整記錄了周武王關於伊洛「有夏之居」的記述。
有以上兩部極其重要的史書做為備註，似乎夏朝國都遺址位於伊洛地區，是毫無異議的事情。但事實果真如此嗎？為什麼我們一直尋找不到夏都遺址？我們以此為依據能解決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階段的夏朝問題嗎？能在伊洛地區尋找到夏朝嗎？如果事實果真如此，夏朝的所有問題應該早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夏朝國都的難題早就可以得出明確結論了，但事實卻恰恰相反。直到今天，對於夏朝的疑問仍是困擾中華民族的重要難題。反思一下，我們對於史料文獻的解讀是否過於簡單化了？
首先讓我們來完整地了解一下《逸周書》與《史記》中的原文，解讀分析一下周武王表述的「有夏之居」，具體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逸周書·卷五·度邑解》：叔旦恐，泣涕其手。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途，北望過於有岳，鄙顧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
《史記·周本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筆者對《逸周書》的解讀為：姬旦恐懼，流著淚拱手施禮。武王說：「唉呀，姬旦！我要效法東夷，安撫這些殷朝後人，只有依靠我們的祖地。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必須要請教先祖，求問先祖也不遙遠。宗族有要事相辦，需要找我也不難。從洛水到伊水以北，地勢平坦而無險固，其具有夏朝國都的地理地勢。我從那兒向南望望過三塗，向北望望過太岳，從都鄙回頭後望望過黃河，順勢望去望過伊水、洛水，這兒距離我們的祖地也不遠，其非常合適建立周朝的管理城邑！」
《史記·周本紀》此段的重點解讀為：「……（周武王）在雒邑營建周城，然後離去。放馬於華山之南，放牛於桃林之野，放下干戈不用，整頓軍隊，解除武裝：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
仔細推敲這兩段歷史記載的原文，及所記述的前因後果，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總體的認識：周武王是要效法夏朝大禹的建都理念，將都城建在平坦開闊的的地方，無任何險要與軍事防備的地方，向全體諸侯國展現周朝要以德治理天下，不會向天下用兵，所以建都的位置也不考慮軍事防備的要求與需求。周武王的這一建都中心思想，在《史記·周本紀》中表述的更加詳細與明確，兩者之間相互印證。
因此，周武王在伊洛地區看到的地理環境與夏朝國都的地理環境非常吻合，並距離周朝的中興之地鎬京不遠，才發出了「有夏之居」的結論與感慨，做出決定並交代周公姬旦，要在伊洛地區營造新王朝的都城。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效法夏朝大禹的治國理念，安撫殷人，化干戈為玉帛，實現並恢復大禹建立的夏朝以德服人的普世價值。
周武王的這一要傳承夏朝大禹治國理念的信念，在出土的何尊青銅器中，也得到了明白無誤的證實。何尊銘文：「唯王初雍，宅於成周。復稟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勛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雍州何賜貝卅朋，用作口(周)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其中，周武王的原話「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我把國都建在國家的中心位置，國家自會得到人民的擁護。這段出自周武王的原話也得到了《史記》中對周公旦記述的證實。《史記·周本紀》雲:周公贊成周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周公的話是對何尊銘文「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真實意義最可靠、最有說服力的證實；而不可解讀為「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這種為了體現「中國」，而有意或誤會的解讀，丟失了何尊銘文的重要歷史史實，誤導了後世對歷史史料的解讀。
那麼，伊洛地區體現夏朝大禹建都與治國理念的具體概念是怎樣的呢？為何周武王會發出「有夏之居」的感慨呢？
《淮南子·卷一·原道訓》：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沖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谷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鹰鵰搏鷙，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大禹當年為了團結四方民眾，化干戈為玉帛，不惜「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實現了「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天下和平繁榮的局面。這種天下一家、和平繁榮的盛世，不正是周武王與周公旦的理想家園嗎？當周武王在靠近周朝中興之地不遠的伊洛地區看到和夏朝國都同樣地理環境，能不打動周武王做出在此建都的決定？周公旦對此也是極力贊成，並付諸實現了這一偉大理想，建立了現在我們仍在尊崇的周禮制度。
周公為營建成周洛邑，定禮樂，特意前往夏都塗山地區，採風定禮樂。《呂氏春秋》之《季夏紀第六》中明確記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這也就是《詩經》中「周南」「召南」的本意與來源。
那麼，夏朝國都的地理環境具體是什麼樣的呢？任何文獻也沒有記載夏朝國都的具體地理環境特徵。如何確定伊洛地區的地理環境與夏朝國都相同或相近呢？
在安徽省蚌埠市懷遠縣的四方湖畔，有一個不知歷史來源的古城遺址；其位於淮河流域北部，淮北平原，北淝河北岸，四方湖畔；其周圍無任何險關要隘，地勢平坦；其悠久的歷史來源，至今無人能考證；而其雄偉的規模與城池配置，非繁榮鼎盛的大統一國都所能具有。經筆者通過全方位的論證，這正是華夏民族千方百計尋找、求之不得的夏朝國都唯一遺址。其與「南望過於三途，北望過於有岳，鄙顧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的地理地貌，極其吻合。周武王的陳述正是對夏朝國都地理地貌特徵的寫實描述。
因此，綜合以上史料論述，「有夏之居」並不是周武王陳述伊洛地區有歷史遺存的夏朝國都遺址，而是說明伊洛地區具有夏朝國都同樣的地理地貌。是周朝實現部落大團結，實現像夏朝一樣治國理念，可以建立像夏朝國都一樣的周朝國都。周武王的這一理想，通過周公的努力，不論是在周朝國都建設上，還是治國理念上，都得以實現，建立了以夏禮為基礎的周禮制度，一直延續至今。
夏朝國都的尋找工作，各方還在努力地進行著，了無蹤跡，甚至已經把目光延伸到了遙遠的國外。面對如此尷尬的局面，夏朝國都的尋找與確立，不僅對歷史學家與考古學者是個考驗，更是關乎中華文明世界地位的重要課題。不管對於歷史學家與還是考古專家，不管對於理論還是現實，不管對於國家還是地方，如果「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如何早日實現夏朝國都遺址的定位與確立？（作者：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