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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畫背後有一種獨特的語言系統

文人畫背後有一種獨特的語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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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良志看來,解讀藝術有很多途徑,而他想做的,就是從自己熟悉的藝術哲學的角度,來發現文人畫的藝術真性問題。朱良志說,實際上他想解決的不是文人畫本身的問題,而是解決自己思想的問題。


「人過中年,垂垂老矣,心情有一點荒漠,對世相的喧囂和混亂有點不太適應。人生命的價值何在?」厚厚一本《南畫十六觀》是追索這些問題的成果之一,藝術史上的十六個文人畫畫家,也是十六個靈魂各自面對人生境遇的解答。


「我不在乎一個藝術家後人怎麼評價,現在市場賣了多少錢,我不在乎這個人生前怎樣顯赫,身後有多少弟子追崇他,我也不在乎他這個人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像倪瓚有可能只有兩三件是真跡,我覺得有此也夠了。重要的不是他留下的作品,而是他創造了一個作品。曾經留下了怎樣的心靈的記錄。


初秋的下午,在離寓所不遠的雕刻時光咖啡館,一壺茶沏上之後,記者開始了對朱良志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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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十開 董其昌 明代 天博 絹24.3X17.3

文人畫不僅僅是圖像

記者:你研究中國古代繪畫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大致是什麼樣的經歷?

朱良志:應該是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吧,那時候我還在安徽,當時在博物館接觸了一些,我有老師也喜歡書畫。我當時主要做繪畫理論,特別感興趣哲學觀念和繪畫之間的關係,就開始接觸畫了。那個階段文史和繪畫方面的知識積累,對我後來的研究起了一些積極作用。

當時文獻方面的東西讀得比較多,先讀四庫全書藝術類的,然後在此基礎上再開始讀其他中國古代書畫著錄方面的書,當時有一套台灣出的中國藝術類的文獻集成,有七八十本,收穫也挺大。九十年代初上海出了套《中國書畫全書》,這裡面出的書大多數我都讀過,這樣一來就積累了一些基礎。

記者:所以後面就開始進行石濤的個案研究?

朱良志:對,從石濤到八大山人,實際是一個觀念上的研究,這兩個點探討的是禪宗和繪畫之間的關係。我想找出推動文人畫向前發展的內在因緣。為什麼中國畫水墨畫的黑白世界能成為畫道主流?這肯定是哲學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材料問題。《六法》說中國畫要氣韻生動,但你看倪瓚的《幽澗寒松圖》,氣韻生動在哪裡?沒有風,沒有人,沒有任何一點生氣、一點活力,怎麼講氣韻生動呢?我想嘗試找出一條解釋它的道路,它背後哲學的思想。對八大山人的研究給我啟發尤其大,他的作品多是觀念化的,你不了解他的思想就很難理解他的畫。

比如說八大有一組1695年的冊頁,現藏於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館,不全,現存只有十幾幅。題詩基本上都是讀《世說新語》的感想,詩與畫結合到一起。現在美術史的教材上都會有這個冊頁中的一幅《雛雞圖》,在畫面中央一個毛絨絨的小雞,眼睛不看人。美術史書上都解釋是「空靈」,實際上在我看來不是形式的空靈,而是一種無相哲學。詩寫道:「雞談虎亦談,德大乃食牛。芥羽喚童僕,歸放南山頭」。雞談,老虎也去談,他明顯寫魏晉時期的清談,很多政治權威、文化權威、道德權威認為他們可以左右一切,但並不是正確的價值觀。第二句「德大乃食牛」就諷刺這個;第三句「芥羽喚童僕」,古代鬥雞把芥粉撒在尾巴上面,雞抖動尾巴的時候,芥末的氣味就刺激它向前沖,喚小孩去看鬥雞。這第三句話講爭鬥的危害。人世崢嶸、競爭人我,無有止境,人心如何平和!「歸放南山頭」,我是一隻不鬥的小雞,縹緲不定的,眼睛閃爍的,不愛不憎的。這幅畫表達的思想極為豐富,不是一個簡單空靈的問題,我甚至感覺這幅畫可以給《老子》這本書做封面。第一句話反對理性,第二句話反對權威,第三句話反對爭鬥,最後一句就是自然而然隨順從化,很深邃,很有智慧。

記者:你為什麼對文人畫情有獨鍾?

朱良志:我為什麼要研究它?在我看來文人畫不僅僅是圖像,它是用造型語言來表達自己對生命的感受,對一種生活狀態、一種存在的思考。它不是表現性的——— 就是把概念的、情感的東西表現出來,而是把思考凝固在它的獨特的語言中。像陳洪綬的東西,今天看來依然很震撼。

記者:能舉個例子嗎?

朱良志:我很喜歡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一幅陳洪綬的作品,就是《禮佛圖》。左側畫假山,假山畫得似乎低下頭,與前面的孩子遊戲。右側畫幾個孩子,有的是拿著小掃帚,手上抓了個小佛像給它掃灰;有一個胖胖的小孩,捧著插著花的花瓶;還有一個小孩跪在地上,小屁股都露出來;孩子前面有一個小案台,案台上放個小佛像,比孩子小多了。佛像斜著眼跟他們對視。你感覺到畫里的內容是在嬉戲,但實際上表達的是南禪宗中極深的道理,就是即心即佛的道理。佛在心中莫浪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且向靈山塔下修。整個畫面充滿了機趣。

記者:藝術史當中一個比較固化的認識是,認為中國繪畫的活力與創造力在宋代達到頂點,之後就開始衰落了,對文人畫是有不少爭議的,你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朱良志:這可能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這也涉及對藝術本質的理解問題。我覺得繪畫並不是筆墨精純或者是圖像構造完整就好。縱然你畫了千山萬水,如果沒有一個凝聚的東西,沒有你賦予的精神氣質,或者中國藝術說的境界,那也不能算作成功的作品。不能用自己淺薄的思維來否定別人深邃的東西。藝術是跟人生有關係,我覺得要尊重這樣一個傳統。繪畫歷史上本來是為裝飾的,後來重視宣教———政治、道德的、宗教的圖像性呈現。這兩種功能我們現在依然還存在,但是繪畫作為表達身心、傳達個體體驗的語言,在這中間具有極高的位置,這正是文人藝術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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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畫揭示中國人獨特的生存狀態

記者:我覺得大多數人欣賞畫,即使特別認真地讀也未必讀出那麼多信息來。你是怎麼看畫的?

朱良志:我是做哲學研究的,這裡面傳遞的觀念我作過較長時間的梳理,文人畫背後有一種獨特的語言系統,熟悉這樣的語言系統,對打開這個世界極為重要。比如上面說的《禮佛圖》,它顯然與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真佛心內坐的思想有關,重要是自己內在心靈中的佛,佛不在遠方,不在外在,而在內心,即心即佛——— 這是很深的思想理念。

我在八大山人研究中,深感這套語言解讀的重要性。八大將他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對人生的覺解,通過他的畫表達出來。為解讀這套語言,我作了一些嘗試,我不敢講有多大推進,但是我想嘗試能否打通他和我們現代人的那種聯繫,把它變成我們可以分享的東西。

八大之所以能夠作為中國古代藝術家中的重要代表,筆墨的精純、書法繪畫的造型能力、他那種綜合性的修養當然是一方面,更在於他把繪畫引入到一種非常「現代」的狀態。他所觸及的是他靈魂深處的問題,他表達的是他自己觀察世界最直接的反應,沒有虛與委蛇,沒有忸怩作態。

記者:從石濤到八大,再到《南畫十六觀》,你研究的線索、關注的焦點有什麼變化?

朱良志:我一開始做八大、石濤的時候,還是比較側重想講哲學與繪畫之間的關係。但後來做《南畫十六觀》的時候,我已經放下這個企圖了,重點在講一幅好的作品到底要傳遞什麼。我研究藝術作品研究藝術家,有一個潛在的傾向,第一不能跟我無關,第二個不能跟現代人無關。我是做藝術哲學的,我做藝術研究首先要能夠解決我自己的問題,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研究的過程也是一個印證自我的過程。

記者:《南畫十六觀》涉及時間段很長,從元初的黃公望到清後期的金農,這十六個畫家你是怎麼選擇的?

朱良志:我當時是有選擇的,一方面跟我的偏好有關係,另一方面我還是要根據內在的歷史邏輯。比如說文徵明跟沈周,他們在文人畫發展中有特別的意義,在整個文人意識的成長中有特別意義,在中國思想發展的脈絡中,也有其獨特的價值。他們通過書、畫以及生活方式,揭示的是一種中國人的獨特的生存狀態。他們的藝術在說明藝術是生活的延伸這一問題上,表現得極為充分。像唐寅、白陽,都是環繞文沈而活動的,徐渭、董其昌、陳洪綬那裡,也能感受到明顯的延續。

《南畫十六觀》這本書還是從我自己感覺到的人文意識出發來做的,我不是為了寫書而寫,而是做一個觀念性的東西。比如說趙子昂,他是很有爭議的人,他為什麼有爭議,就是他和文人意識中間提倡的東西有矛盾,他的藝術形式中傳遞的一些東西,太熟太甜太膩,他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但不是文人藝術的出色代表。所以本書就沒有選他。再比如石溪也是第一流的畫家,但因為石溪的不少東西在八大、石濤中涵蓋了,也就沒有選。

記者:你怎麼評價董其昌?

朱良志:董其昌是文人畫史中間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是少數幾個最懂中國藝術的藝術家。學問精湛,筆墨精純,思想深邃,才華卓絕,一般人達不到他這個境界。但是他公務繁忙,思想圓熟,功利多多,也影響到他的藝術。他是個總結性的人物,對中國藝術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的繪畫,實際上是把中國詩書畫傳統結合了,有大量新的東西。從畫中間看出他對中國傳統的理解很深,你看他畫杜甫的《秋興八首》,精彩無比,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相輔相成。雖然他被後來人罵得一塌糊塗,其實很多人並沒有讀懂他。

記者:怎麼看他的爭議呢?

朱良志:當然他有很多爭議的東西,南北分宗,我覺得以他這種方式歸納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要求他把什麼東西都涵蓋到。實際上八大、石濤都從董出來的,然後才是蘇、黃一路。清初以來好多都是這個道路。董其昌的東西很精彩,不易學,容易程式化,學不好,就走入斜徑上去了。他的空靈,可能到另一個人那裡,就會變成了空落落的,很俗氣。他的蕭散,學得不好,也會變成鬆散無度。就董的書法而言,他的草書、行書都好,大字也好,小字也好。董其昌的藝術,如同詩家之王維,不太容易真正切近,似乎懂了,但又可能沒有懂。他的畫中那種精純的境界、飄渺的用思,非有深造詣者不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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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鑒定沒有通才

記者:我知道你這幾年另外一個工作是在寫一部和鑒定有關的著作,這是和你之前特別不一樣的工作,怎麼考慮的呢?

朱良志:鑒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像考古學,地下挖出來的東西,總是要確定它的時代、墓主等等,包括真偽。沒有這個基礎,其他方面就很難開展。宋代以後捲軸畫、書法,作品量很大,在拍賣市場中間也佔有很大的分量,偽作的情況非常嚴重,沒有真偽鑒定的基礎性工作,其他研究就奠定在沙灘上。

比如說研究一個藝術家,他留下來一千幅作品,有五百幅是假的,根據真假攙在一起的東西做出一些研究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怎麼會可靠!捲軸畫真偽鑒定的問題,原來的研究多為博物館的老專家們,現在又擴展到拍賣行中間的一些人。我感覺到這方面的研究遠遠不夠。

記者:真偽問題很複雜,像一個《溪岸圖》討論那麼多年,你傾向於從什麼角度來做?

朱良志:其實本來就沒有真偽鑒定這個學科,捲軸畫真偽鑒定之學,實際上是二十世紀以來形成的。成就比較大的,有謝稚柳、徐邦達、張珩、啟功、楊仁愷等前輩。這些專家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但他們離世後,鑒定似乎有些青黃不接。

西方的中國藝術史研究界非常重視鑒定,他們好多人連漢語都不懂,卻在熱烈地討論《溪岸圖》等等的真偽。他們可以做,為什麼我們不能做?真偽鑒定,首先當然要求對書畫本身質感的了解,但還必須有文史考證等其他輔助手段。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在推動鑒定的發展。有一些鑒定專家,有很大的貢獻,從整體上看,有很高水平,但不代表他們什麼都可以看。就鑒定本身看來,沒有通才。你鑒定米芾、蘇軾可以,鑒定石濤、八大可以,但不一定鑒定其他藝術家都可以。

我覺得現在非博物館人員能參與真偽研究,有幾個有利條件。第一個就是現在博物館開放度高,可以看到真品。第二,隨著拍賣向前推進,出版物、影印件多了,絕大多數的東西都不是秘而不宣,藏在深閨,這樣人們可以把握它的來龍去脈。第三,除了剛才說的影印件,圖錄這塊目前跟進也比較快。像我們國內出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這樣的圖目相當於提供一個線索,雖然不是很清晰,但是這樣的著錄跟以前文史資料中的著錄是不一樣的,你能看到一些頭緒。第四,文史資料的豐富化,尤其大陸文史資料近年來出版量大。以前很多稀有版本,現在多在影印出版,你可以讀到很多東西。以前我們看到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古代著錄著作,比如說書畫匯考、銷夏錄之類的東西。現在大量的作家別集、地方文獻,包括家譜中間都隱藏了很多收藏線索,漸漸展現出來了。

總的來說現在所提供的東西是豐富的,只要用心,非博物館人員也可以做,甚至我感覺到,可以做到有些博物館人員無法做的研究。我認為,可以像建立考古學這樣,建立一個中國唐代以來的書畫鑒定這樣一種學科門類,給現在的藝術研究提供一個比較好的科學支持,這已經有可能的了。

記者:你覺得書畫鑒定工作目前來講整體還是有所推進的是嗎?

朱良志:研究在深入,現在有幾種,一種廣義的就是比較散地談鑒定,針對某一個藝術家的,比如黃庭堅他的書法有一些鑒定專家,比如八大的書法有一些鑒定專家,我覺得在推進。大家形成合力建立一個可信的(平台)。問題的關鍵在於,不是我們研究有沒有可能,而是是不是具有一種科學態度,這最重要。現在拍賣行中吃假飯的情況很嚴重,往往為了一己之利,受制於某些利益集團,以偽作真,知假賣假。書畫鑒定研究,不解決這一科學態度問題,完全受制於市場,是無法推進真正的研究的。

另外,鑒定其實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很多人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說別人一件東西是假的,總是一件不高興的事情。博物館是公家的,我長期看這個東西,某一天某一個人說它是假的,我也不高興。至於私人收藏家更是如此,你說他收藏的東西是假的,如果說有爭議還尚可說,如果沒有爭議一下就把人家斷了死路,他一千萬買的,突然之間你說假的,定了論,他就很難出手。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其實有很大風險。

我所開展的研究,不是為拍賣行而做,也不是論證博物館收藏的真實性,我主要是為我的研究做基礎。因為我做明清以來的東西,裡面涉及的真偽問題很多,沒有真實的東西沒辦法做。如果我不能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那我的研究就推進不了,比如說吳鎮,徐小虎教授認為吳鎮大量的作品都是假的。如果你要否定,你就得下功夫。

文人畫背後有一種獨特的語言系統

海棠春秋圖 朱耷 清代 紙本154×55

書畫真偽鑒定文史的證明非常重要

記者:這裡面哪部分功夫你覺得很重要?

朱良志:文史的證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很多文獻可以支持其結論,也可以糾正很多錯誤的結論。張大千仿明清以來大量人的作品,包括像石濤、八大山人、陳洪綬等等,每每出錯。為什麼呢?因為他對這個畫家生涯中什麼時候開始使用什麼印章,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跟什麼人有交往,他這方面的知識比較匱乏,所以他的仿作常常露出破綻。他是非常自信的藝術家,說他們很多偽品五百年後都不會有人發現,但他很多偽作,在他離世不久就被發現了。今天還在不斷被發現。

已故汪世清先生的文史就做得特別好,有的人說汪先生做研究,每一句話都有出處。他的研究結論在鑒定上也發揮重要作用。比如說你說石濤,1708年、1709年以後還有好多石濤款的作品。汪世清考證,1707年秋冬石濤已經去世了,那麼後面的作品你怎麼說?你說石濤有個《畫譜》,字特別像石濤寫的,落款在1710年,那時石濤已經去世了。石濤原來的《畫語錄》思想是偏重於道禪這一塊,但《畫譜》偏重於保守的理學一派,思想完全收攏。朱季海、謝稚柳他們的結論是:《畫譜》是石濤晚年的定本,《石濤畫語錄》是稍早的本子,他的定本思想趨向於保守。但是像這樣的結論在文史考證面前一下擊破了,完全不成立。我進一步證明《畫譜》是偽造的,並且提供了偽造的過程,後來朱季海先生去世前,還跟他的學生談,說朱良志這個考證是可靠的。

記者:我想請你談談一些個案,比如石濤的作品,就你看畫的經驗來講,在各大博物館的分布是怎樣一個情況?

朱良志:比如石濤有一些標準件的東西,收藏比較多的肯定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然後是上海博物館。北京故宮有兩百多件石濤的作品,上海博物館也有大體相當的收藏,這兩家收藏占石濤一半左右。遼博和台北故宮雖有不少石濤收藏,但不是重點,遼博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基本上是清宮的東西為主,清宮對遺民畫家一般是排斥的。張大千一個人收藏石濤的作品有一百多幅,後來散落在好多地方。廣州也很重要,因為石濤是南粵人,清代中期以來,粵籍收藏家曾經有一個收藏石濤作品的高潮(葉夢龍、潘季彤等),廣州市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這兩間博物館收藏了石濤好多重要的作品,石濤早年有一個二十多開的冊頁就在廣東省博物館,還有他最精彩的一個杜甫的冊頁,廣州市博物館也有幾幅非常好的收藏。石濤收藏另一個重地就是香港,目前在香港的石濤作品當有百幅以上。很多是從廣東流出的。四川省博物館因為張大千的緣故,有很多張大千舊藏歸於四川省博。南京博物院收藏石濤照理應該是很多,因為石濤在那待的時間很長,但實際上並不多。安徽省博物館也有一些,但不多。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時候,石濤畫作的流布又有幾個因緣。一個是日本人很喜歡僧人畫家,日本侵略中國,那個時候大量的繪畫通過日本傳到國外,所以日本收藏石濤不少,日本有幾個博物館,京都博物館、京都泉屋博古館,大阪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比較多的石濤作品。二戰以後,大量的石濤作品流入美國,美國大都會、波士頓、克里夫蘭、納爾遜-艾金斯、弗利爾、普林斯頓大學等收藏的石濤作品有數百幅,美國的私人收藏家也有大量的石濤收藏,如沙可樂、王方宇、王季遷等。歐洲的石濤收藏主要在英國、德國和瑞典。

如果我們將一套冊頁算一件作品的話,那麼石濤的傳世真跡估計不到一千件。大陸藏有一半左右,剩下的是美國、香港、台灣、日本以及歐洲的收藏,大致不到一半,還有就是私人收藏。

記者:你接下來會做什麼樣的研究?

朱良志:還是做觀念的東西,還是會圍繞藝術學一些理論方面的思考。中國古代藝術有很多東西,都成了我們生活的基礎,但我們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比如說,為什麼中國藝術中喜歡枯木,好好的蔥翠樹木不畫,去畫枯木寒林,所以它確實需要解釋。比如,我們以前一講「古」就是復古,就是重視傳統,實際的情況與此相差甚遠,中國人形成一種獨特的「古趣」,跟我們獨特的時空思考有關。再如,中國藝術有「拙」這樣意思思想,並不是對愚笨和粗糙的感興趣。一切藝術都是締造一種法,締造一種秩序,這種秩序一旦習以為常,它就有可能阻礙人的創造思維,「拙」的哲學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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