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科普」：當科學被全民聚焦

知識 11-24

公民科學素質水平是決定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以及公民總體素質的重要指標。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科技快速發展，取得了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等一批高水平科技成果，「新四大發明」——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在海外「圈粉」無數……我國全球創新指數（GlobalInnovation Index，GII）排名從2013年第35名攀升至2017年第22名，成為進入前25名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

然而，我國公民科學素質水平卻沒有跟上創新發展的步伐。

中國科協2015年發布的第九次中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比例已從2010年3.27%上升到2015年6.20%。

但是這一水平僅相當於歐美20多年前的水平，距離創新型國家的標準——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達到10%，仍有不小差距，公民科學素質不高是我國創新發展的明顯「短板」。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我國「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超過10%」的奮鬥目標。

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飛速發展給「事件」營銷帶來了巨大契機。通過網路新媒體平台，成功的「大事件」營銷案例越來越多地走入我們的視線。

許多商業機構利用重大節日、重大事件、重大新聞等機會，根據新聞傳播的規律，將自己的產品或活動策劃搭車製造成有新聞傳播價值的事件，從而獲得廣而告之的成效，比如支付寶利用春節集五福搶紅包、天貓利用「雙十一」狂歡夜大行促銷等。

借「大事件」來達到營銷目的，是商業界越來越普遍的手段。

我們也可以將同樣的理念應用到科普工作中，通過社會與公眾對重大事件的高度關注來實現科學精神傳播和科學知識普及的騰飛，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重大事件科普」。

一

「重大事件科普」概念的提出

如何對「重大事件科普」進行定義？

王敏（2014）提出「社會熱點事件科普」的概念，認為社會熱點事件與人們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關，並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1]。

林兆彬（2010）提出「突發公眾事件中應急科普」的概念，認為構築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應急科普體系，在平時宣傳防災減災知識，在事件發生後及時開展應急科普宣傳，是科協系統和科普工作者的義務和責任[2]。

袁桂娟（2014）認為應該總結和借鑒國外應對突發性公眾事件科普模式的研究，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科普模式，完善突發性公眾事件的傳播模式，實現科學惠及全體公民[3]。

謝莉姣（2010）提出「公共事件科普」的概念，將其定義為圍繞特定公共事件，運用大眾媒體傳播、人際傳播和多種科普活動手段，及時開展面向公眾的相關科學知識、科學原理、前沿技術及科學負面影響在內的科學傳播普及活動[4]。

劉波等（2017）提出了「突發和重大天氣氣候事件科普」的概念[5]。

上述概念都很有意義，在特定領域都可以從理念和方法完善上進一步促進科普工作的開展，儘管如此，上述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領域局限性，隨著社會和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展和擴充上述概念的有關內涵。

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重大事件科普」的概念。

「重大事件科普」不同於科普大事，而是指對在科技、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國防等各個領域發生的重大事件中的科學知識進行挖掘，從受眾的角度出發，對科學思想、科學知識進行提煉梳理，利用公眾的高度關注及時開展科學傳播活動，利用重大事件本身的新聞價值、社會影響，高效利用媒體傳播資源和各界名人效應，高效節約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對目標受眾或者社會公眾實現最大範圍最好效果的科學普及，從而不斷促進公民科學素質水平的總體提升。

重大事件科普的載體和前提都是重大事件本身，科普要根據事件本身特點選擇相應的形式和主題，然後通過合適的方式向公眾傳播事件所涉及到的科學知識。

與現有概念相比，重大事件科普的內涵進一步被拓寬和豐富，增強了時效性、針對性和目標導向性，在有效整合所有相關資源的同時，還擴展了科普的人群受眾和內容範圍。

二

重大事件科普的特點和作用

首先，重大事件科普覆蓋的重大事件範圍比較廣泛。

一是包括科技界主導的重大科技事件，如可燃冰試采、「墨子號」衛星正式使用以及「悟空」號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的發射等；也包括需要科技界參與的重大事件，如我國自行研製並已正式開始建造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和正在推進的國家級頂層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

二是包括突發性重大事件，如地震、洪災等自然災害的預防與應對，以及對SARS、H7N9等突發性傳染病的防治等。

三是包括計劃性重大事件，如國家發起的「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專項、畜禽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

其次，重大事件科普的公眾關注度高，具有廣泛性影響。

重大事件科普的優點與「事件營銷」一樣，在於聚眾、傳播快、認同度高，甚至無須直接為造勢成本和效果買單，只需要把「勢」發揮到極致，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將信息傳播到最大範圍同時達到最優效果，為科普工作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

2016年我國新一代運載火箭「長征七號」於6月底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現場有兩萬餘名民眾觀看了長征七號的發射瞬間，而通過騰訊網視頻直播在線收看火箭升空盛況的網民則超過300萬；另外，騰訊網製作的一部解讀「長征七號」的創意短視頻，3天的播放點擊達2000多萬次[6]。

這是因為重大事件往往是公眾關注熱點，即便事件的參與者只是少數人，參加現場科普活動的受眾人數與全國人數相比也僅僅是九牛一毛，但是互聯網革命讓世界變小，信息和知識的獲取及傳播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7年第二季度中國網民科普需求搜索行為報告顯示，我國網民對4月份「天舟一號」與「天宮二號」實驗室順利對接的相關航空航天事件的搜索指數為116.50萬，對5月份可燃冰試采成功相關的總搜索指數為129.25萬。

此外，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CNNIC）於2017年8月4日發布的第40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到7.51億，手機網民規模達7.2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4.3%，也就是說公眾即便不親自或現場參與到相關的活動中，仍然可以通過網路媒體平台獲取重大事件的相關內容，從而保持不同程度的關注。

因此，對於負責科普工作的機構而言，雖然受眾與重大事件本身沒有直接關聯，但是仍可以將熱點融入到科普活動中，而重大事件科普一旦運用得當，往往伴隨著巨大的社會效應。

再次，重大事件科普具有複合功能。

傳統科普的任務是傳播和普及科學知識，提升公民科學素養。而重大事件科普還具有決策諮詢、化解危機、啟迪興趣、激發動力等其他多種功能。

事實上我們已經組織過不止一次重大事件科普，並且都得到了非常好的科普效果。

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月球車「玉兔」微博危機的公關報道，巧妙借鑒國外相關傳播運營模式，以人性化表達方式報道嫦娥三號探測器工作進展和相關科普知識。

該微博3個月內粉絲突破60萬，並在月球車發生故障後，連續發文，通過媒體融合傳播，積極影響了國內外輿論，幫助化解危機，成為國際傳播的創新之舉，開創了以社交媒體融通中外話語體系的國際傳播新模式。

同樣以對話方式與網友互動來開展科普的，還有「悟空」號——我國第一顆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

這個衛星在發射前，面向公眾徵集名字，部分獲獎者將有機會獲得現場觀摩衛星發射的機會，同時它也有自己的微博「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悟空」，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和網友進行互動。

這種方式大大提高了公眾對暗物質衛星的關注度，激發了全國民眾和海外同胞對空間科學的興趣和熱愛，還通過權威專家的獨家解讀、通俗易懂的背景穿插、生動凝練的文字敘述發布科學新聞報道，記錄了人類探索宇宙的一個歷史性時刻，同時加深了公眾對暗物質領域知識的認識，更提高了世界對中國在基礎科學領域探索的認知度。

這些都是重大事件科普的成功案例。

最後，重大事件科普涉及的主體眾多，包括政府、有關部門、科研機構、媒體、公眾等。

傳統科普面向的對象主要有文盲、青少年、工作或專業學習需要的群體，而重大事件科普面向的對象通常比較寬泛，但凡事件知悉範圍內的政府、有關部門、相關組織單位和社會公眾都屬於科普範疇。

並且重大事件往往涉及國計民生，這就要求重大事件科普的主體需要多個主體協同開展，才能達到科普預期效果。

比如就三聚氰胺事件、福島核泄漏事件等食品安全或核安全主題開展的科普宣傳，就需要由政府主導，以高校科研機構和媒體為科普主力軍，在事件發生地區和周邊相關地區的行政服務大廳、科普館、學校、社區等多地開展針對性科普活動，同時利用網路媒體加以宣傳，從而吸引公眾關注，達到傳播目的。

重大事件層出不窮，社會的發展日新月異，但是為何我國公民科學素質還處於低水平，一些不科學的觀念和行為普遍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區依舊盛行？

毋庸置疑，缺少正規科學技術教育是一方面原因，但是對科學思想的傳播和科學知識沒能做到有效普及也是關鍵。

隨著科技的發展，通過大眾傳媒和新媒介的科學傳播獲取科學知識是大多數公民提高科學素質的最佳途徑，而重大事件科普便是實踐這一最佳途徑的最佳手段。

比如，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一個科學問題，根據國際科學界的主流觀點，經過安全評估後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和傳統食品同樣安全。

而在我國，轉基因技術被輿論近乎一邊倒地披上了妖魔的外衣，化身為破壞種族繁衍的洪水猛獸，甚至被上升為毀家滅國的新型武器。相關科研從業者居然被扣上「漢奸」的高帽，背上罵名。

值得借鑒的是，針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美國的「智能平方」（Intelligencesquared）辯論組織於2014年12月3日在紐約舉辦了一場真正平等和理性的辯論。

兩名正方選手分別為全球最大轉基因公司的首席技術官兼世界糧食獎獲得者，以及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員兼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而兩名反方選手則是長期致力於評價科學對農業影響的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以及可持續農業等方面的科學政策諮詢委員兼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

經過每人七分鐘的陳述、自由辯論、觀眾答疑以及每人兩分鐘的總結陳詞，贊同轉基因的觀眾從辯論前的32%提高到辯論後的60%，未決定的人數從辯論前的38%降低為辯論後的9%，反對人數則幾乎不變，從30%到31%。這樣一場被評為不吵不鬧、不撒潑不噴狗血的辯論，也為新聞媒體開啟了一種理性對待爭議、正確引導輿論的新模式。

對於國內猶如鬧劇的轉基因爭論，媒體可以搭建交流平台，幫助各方建立一定共識，以迴避各方以低層次糾纏的方式吵架，避免拿一些已被證明虛假的流言作為論據，這對爭議的解決會起到實質性推動作用[7]。

三

對做好重大事件科普的思考

第一，做好重大事件科普，需要主辦方做好與政府主管部門的及時溝通和有效銜接。

重大事件往往由政府主管部門主導，對重大事件的宣傳和輿論管理相對集中，需要建立並完善相關機制以實現科技界能及時、客觀對重大事件中的科學問題發聲。

第二，重大事件科普應符合精準傳播和精品傳播的要求，這就需要組織專門的專家團隊，尤其需要重大事件相關領域的權威機構和權威專家藉助主流媒體及時發聲。

重大事件科普的載體和前提都是重大事件本身，要根據事件本身特點選擇相應的形式和主題，然後通過合適的方式向公眾傳播事件所涉及到的科學知識。

重大事件發生後，各種信息傳播魚龍混雜，民間科學家的解讀有失偏頗，這時迫切需要權威發聲以正視聽，必要時可以明確其在重大事件科普中的責任義務，從而得到公眾的信任。

因為科學大家一般是所在領域的學術權威，其影響力和權威性非一般科研人員所能企及，科學大家親自參與重大事件科普，將對公眾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同時，充分運用主流媒體的影響力，成立搭車新聞媒體對重大事件的報道，如通過央視的新聞聯播、焦點訪談等一些重要欄目，及時傳播科學聲音。

第三，重大事件科普應充分發揮科學共同體的作用。

在現實中，科學家往往因為工作繁忙、受限於保密條例、擔心被媒體曲解等原因，在重大事件中選擇沉默[7]。

為解決這一問題，可以充分發揮中國科學院學部、中國工程院、國家級學會等科學共同體的作用，鼓勵這些科學共同體積极參与甚至負責組織重大事件科普，可以由其在相關領域挑選具有較高公信力的專家組成專門委員會或者及時設立諮詢項目，把大家形成的共識和重大事件所涉及的科學知識，以整個科學共同體的名義向政府決策部門和公眾及時傳播[8]。

第四，創新重大事件科普工作的開展方式，充分運用互聯網思維，用好微信、微博和其它網路手段，提高新聞報道的趣味性並增加互動性，同時也要避免雜音泛濫[9]。

由於國民總體科學素養偏低，互聯網極易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從而成為謠言傳播的溫床，如「天津濱海危險化學品爆炸事件」中的一些「科學謠言」，如在京津地區下「劇毒雨」，以及「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中涉及的網路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等，這就不免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不安。

因此做好重大事件科普的關鍵還在於主題事件相關資源的系統運作，特別是事件的後期動態監管，這也是難點之一。

建議政府相關部門聯合相關機構和單位充分利用法律條規，切實做好網路信息監管，充分利用「正宗科普」正確引導社會輿論，幫助公眾科學認識事件本質，使得謠言止於官方發聲。

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全民科學素質水平，是科研機構及科研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大多數科研機構和科研工作者是在科研工作的同時「順便」從事著科學傳播，但是往往卻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在信息爆炸且混亂的今天，運用好重大事件科普方法和手段，普及科學知識，將是科學普及工作的一項利器。

為實現重大事件科普的系統化、方法化和全面化，今後需要更多的科普工作者及研究者圍繞重大事件科普開展進一步的實踐和深入研究，助力開拓科學普及工作新局面。

參考文獻

[1]王敏. 關於社會熱點事件科普的一點思考——以湘潭產婦死亡事件為例[J]. 科技傳播, 2014, 6(23): 193—194.

[2]林兆彬. 建立突發公共事件中應急科普體系的思考[C]. 公民科學素質建設論壇暨全國科普理論研討會. 2011.

[3]袁桂娟. 國內外突發性公眾事件應急科普模式研究綜述[J]. 青年科學·教師版, 2014, 35(7) :26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