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傳奇朱家：一個三代人皆為作家的家庭，他們如何相處，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無論從寫作密度還是高度，台灣的朱家都是個文學傳奇。

朱西甯是台灣傑出的小說家，張愛玲說他「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裡的小兵」，莫言則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先驅」；朱西甯的妻子劉慕沙是日語翻譯家，翻譯過井上靖、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人的作品；朱西甯的三個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都是作家，其中尤以朱天文、朱天心文學成就非凡；朱天心的丈夫唐諾（本名謝材俊）則是好評論家，而他們的孩子謝海盟同樣寫作，還曾是電影《刺客聶隱娘》的編劇之一。

作家阿城覺得，「這在世界上是少見的」，並在文章中感嘆：「我有時在朱家坐著，看著他們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為朱家有一股子傲氣（他們實在有傲氣的本錢），就錯了，樸素，幽默，隨意，正直，是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如此評論朱家：「我覺得除了他們作為台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者（這個不用討論），除了他們自身勾勒出台灣文學的脈絡之外，他們同時是另外一個視點當中的台灣史或者冷戰史。他們不是以作品現實主義的方式附載，固然也是以作品的方式附載，但同時是以他們的家庭故事，以他們的傳奇方式在傳遞著一個歷史故事。」

雖然朱家三代人都從事寫作，但由於時空、個性、經歷和閱讀等的差異，每個人的寫作呈現了不同面貌，寫作對每個人的意義也不盡然相同。而在這諸種差異之間，我們又可以發現朱家某種內在的傳承。

左起：朱天文、劉慕沙、朱天衣、朱西甯、朱天心

1.

寫作對朱家的意義是什麼？

當我們向朱天心和唐諾分別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們都覺得，寫作對於朱家而言，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這個家庭最為重要的事情。

「自然而然」的起點得要追溯到朱西甯。在朱天心看來，父親朱西甯一直是把文學放在所有生活或者生命里的最高位。這也影響到了他們。

朱西甯的爺爺是清朝山東臨朐人，因在德國人家裡做事，隨其信了基督教。為了讓山東農民更多地信教，朱西甯的爺爺把《聖經》轉化為中國傳奇歷史典故和當地風土人情講解。但是，這一做法遭到了當地教會的反對，認為是異端，將其驅離臨朐。經過一路顛沛流離，朱家在江蘇宿遷紮下腳跟。

1926 年，朱西甯出生。此時，中國正值北伐戰爭，他的哥哥姐姐們已經在外地「或者參加北伐繳匪行動，或者受教、成家、工作，都沒有回鄉」。所以，孤單的朱西甯從小聽著父母講述山東老家的傳說故事長大。這些傳說故事後來也成為了朱西甯小說創作的重要來源和素材。即使他從來沒有去過山東，但他一輩子都在某種程度上書寫山東。

2003 年，山東作家莫言讀到朱西甯長篇小說《旱魃》（三三叢刊版）的第 18 頁，就猜到了小說的結局。「這並不是說我高明，而是說明我與朱先生使用的小說資源是那樣相同。我在家鄉聽說過的故事，朱先生早我幾十年就聽說了。我使用的素材，朱先生早我幾十年就使用過了。」莫言寫道。

唐諾覺得，「朱西甯的文學自覺和文學教養源於『五四』和三〇年代，推動他小說書寫的並非懷鄉式的慰藉，而是文學自有的書寫傳統」。而且，年少的朱西甯喜歡看老舍的作品，也跟著六姑一起看張愛玲，成為了張愛玲的「死忠粉」。後來在戰爭期間，朱西甯的包里始終裝著一本張愛玲的《傳奇》，甚至將其從大陸帶到了台灣。

1947 年，朱西甯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洋化》。兩年後，他棄學從軍，加入國民政府的孫立人隊伍，後隨軍來台。入伍期間，他白天參加軍事訓練，晚上在大蚊帳里 5 瓦的燈泡下堅持寫作。 1953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大火炬的愛》，得到了孫立人的賞識。隨後 10 多年間，他迎來了自己寫作生涯的第一個高峰，其代表作便是《鐵漿》《旱魃》。

為了有更多時間寫作， 1972 年， 46 歲的上校參謀朱西甯提前退役，專事文學創作。朱天心覺得，當時父親「沒有任何一點存款，甚至每個月赤字」，小孩子也還都在上學，所以做出這個選擇「好膽大」。「我簡直不曉得他是怎麼想像以後的生活，所以他大概基本上在人生里的幾次重大選擇的時候，他都是完全以文學為他的最高，其他都可以讓渡、舍掉、放棄、再說，可是只有這點他不鬆手。」

朱天文稱，父親朱西甯不喜歡「軍中作家」的稱號，也討厭「職業作家」的說法，只能勉強接受說自己是「專業作家」。「他說，職業作家要靠小說吃飯。你這樣太侮辱小說了吧！」

1998 年，朱西甯因病逝世，留下已付出多年心力，但未完成的 55 萬字遺作《華太平家傳》。《華太平家傳》原計劃有 300 萬字，從義和團運動寫到眼下，講述山東華氏一族的百年史。

10 多年間，朱西甯八易其稿《華太平家傳》。當他第八稿寫了 33 萬字，覺得可以繼續寫下去，準備拿前面稿子重看時，發現堆在書桌上的稿子被白蟻蛀空，變成粉碎，只剩外面那一面。但身為基督徒的朱西甯很「淡然」，說白蟻也許是上帝派來嚴苛又殘酷的批評家，上帝是在用這樣委婉的方式告訴他，書寫得不夠好，需要從頭再來。

朱西甯的整個創作生涯超過半個世紀，留下超過 30 本文學作品。在這一點上，朱天文覺得，自己和妹妹朱天心都「大大不如」父親。唐諾認為，純粹從文學的角度講，朱西甯是 1949 年至今台灣最優秀的小說家，如果加上「之一」的話，大概也沒有幾個。

朱天心補充說：「第一篇小說是因為我的眼鏡破掉了，那時候眼鏡要重配，很貴，所以我覺得我唯一可以賺錢的方法，印象裡頭就是大人們寫稿、投稿，所以那個動機非常不高貴也不神聖，可是就偷偷寫了，然後也沒給父親看，就登出來。」

唐諾習慣稱朱西甯為朱老師。從高中開始，他就常去朱家找朱老師約稿。在他印象中，朱老師生活清簡，雖然文學地位高，但都不怎麼在外活動，大部分時間不是在沙發上看書，就是在書桌前寫稿，再不然就是跟唐諾他們很愉快、平等地聊天。

而在這個家中，寫作永遠是第一位的事情。大家都看慣這樣的生活，也都過著這樣的生活。「我覺得還是一個價值的承傳。我們從小看父親是這樣過，所以到你念完書，得跨入社會工作的時候，好像有前人在這樣說，你也敢這樣子過。他們這樣都活得了，還養得了三個孩子，那我怎麼會沒有勇氣選擇這樣的生活呢？所以好像並沒有很大遲疑，就不打算去做一般人做的事情……家庭生活對我來講，也毫無吸引力。到最後你會覺得，好像寫作的時候，你才最來勁，整個人是可以動員的，那就這麼過吧！」朱天心說。

這也影響到了家中的第三代謝海盟。「我覺得這些態度不僅影響我們，其實對海盟來說，影響非常深。海盟到現在，大概寫幾百萬字，從來不會想要發表，甚至也不會想給我們一屋子的人看。在買碎紙機之前，他是定期焚稿。因為他怕我們偷看。他創作根本不會想到有什麼評論者、讀者、市場，把我爸一生對文學（的態度）好像推到極致，推到很詭異的境地。」朱天心說。

虹影認為這和教育有關。「一是直接的教育，一是潛移默化的教育。你家裡每一個角落，甚至衛生間都是書，你說這個孩子會成為什麼？」

事實也確實如此。朱天心回憶，小時候她和姐姐朱天文的功課都非常好，但父母從不在意，非常淡漠，也不誇獎。到了她養育謝海盟的時候，謝海盟在玩耍，她也不會去問謝海盟「功課做了沒」之類的問題。「我覺得這一路下來，會有一個很自然的，讓你知道什麼事才是最重要？對這個家裡的人來講，大概寫作是最重要的，所以其他事都可以舍、不理、敷衍。」

所以，寫作的意義對這一家人而言，不僅是自然的事情，更是所謂的「志業」，是「生命中主要做而且最有意義的那件事情」。「就像韋伯說的，你生命總要做這個抉擇，你認準了這尊魔神，就專心地侍奉他。像朱老師一樣，他是寫到最後一刻。」唐諾說。

虹影認為，「他們三代人相同的就是對藝術的那種激情、認真和追求完美的精神，真的是用文學彼此抱團取暖的一家人」。

一九五九年家庭合照，攝於鳳山。後排左起劉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心、朱天文

這種對文學的態度也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直到現在，他們仍擠在生活簡樸的朱西甯留下的小房子里，「不開車，家裡沒有所有現代配備」，物質生活要求比一般人低。朱家一直堅持用筆寫作。朱天心最近這些年才開始用手機，唐諾至今不用。而且，唐諾認為朱家這樣不是一種「道德抉擇」，而是一種「理性」，「只有讓你的生活盡量簡單，你的自由度才會出來」。

在作家許知遠眼中，唐諾完全就是個隱士。印刻總編輯初安民也有類似的看法，他曾對虹影說，朱家都是隱士，受人尊敬，卻太孤傲，不輕易與人來往。黃平麗說他們「幾十年一直在同一個屋檐下寫作，有點像是隱居在都市裡面。文學對他們來說，有點像手藝人一直在堅持的東西。」

不過，唐諾覺得，朱天心和朱天文比不上朱老師對寫作的純粹。因為朱天心會把一些時間放在關心政治上，比如動物保護運動。朱天文則會用部分時間在電影上面，她是侯孝賢的御用編劇，也是侯孝賢重要的談論跟構思對象。

而且，雖然朱家姐妹有著同樣的生長環境，閱讀的書也有大量重合，但性格和關懷等不同，造成寫作的不同。「比如天文性格較冷，天心較熱；天文內心世界非常平穩，天心動輒生氣、憤怒、焦慮……所以她們服膺自己，對自己誠實的時候，所想要捕捉跟所關懷的東西，自然就會不同。那因為這個關懷，而拉動你的思維、閱讀、書寫，自然就會（形成差異）。」唐諾說。

除了個人秉性和關懷，寫作又跟時代和社會的變化相關。唐諾覺得，在朱西甯書寫的年代，文學是「遍在的」。「以前文學是大家共有的，每個人不管你各行各業，總會讀幾本文學書，聊文學話題。文學現在已經不是人的基本事實。」

唐諾還稱，自己這一代很多文學圈的朋友和朱家不同，最後會「千方百計防止自己兒女走上這條路」，覺得「太苦了」，會讓其讀金融、建築等。「你生命裡頭最重要，而且事實上某種程度是你最看重的一件事情，你居然會覺得怕兒女走。所以這其實是蠻悲傷的一個生命判斷，但在今天台灣，它就是事實。」

一九六七年，於內湖一村家中留影

2.

回看朱西甯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無論是朱天文、朱天心，還是唐諾，他們都認為，朱西甯的作品一直在回應當下和直面現實。他是個熱眼旁觀，始終對現實世界充滿興趣、觀察和好奇心的人。這一特質也影響了他們的寫作。

1990 年代，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在文章中將朱西甯和司馬中原對比，認為兩位作家都是所謂的「懷鄉文學」，填補了大陸十年動亂或更早之前的一段空白，接續了民國的傳統。但這一看法引起了很多爭議。

1994 年，「從不談自己作品」的朱西甯出人意料地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了《豈與夏蟲語冰》一文，「對夏天生死的蟲子不可與它談論關於冰雪的事情」。「這篇文章白紙黑字地講到，《鐵漿》寫的是『家天下的不得善終』。所謂『家天下』，是《鐵漿》里兩方搶奪包鹽的權。父親甚至直接講到，只要想想孫案就可以知道。他完全把謎底給亮出來了。」朱天文說。

所謂孫案（孫立人兵變案），指的是 1955 年，中華民國政府指控陸軍上將孫立人部屬少校郭廷亮預謀發動兵變，以此為借口宣稱孫立人「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將他革職軟禁，最後孫立人部屬也有 300 多人受到牽連下獄。孫案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著名的政治冤案，背後其實是蔣家整肅孫立人勢力。

所以，身為孫立人的部下，朱西甯心中充滿「不平之氣」，在 1960 年代寫就了《鐵漿》，暗諷「家天下不得善終」。他也不同意外界加之於自己懷鄉文學、反共文學、戰爭文學等諸種標籤。「以取材的時空來為作家及作品定位定名分，且作取決的唯一依據，自然不合宜。無視於思想表達的剖析，復無能於意境表露的解讀，應是論者的懶憊與粗糙，尤凸顯其學養不足和眼光短淺。」朱西甯寫道。

因此，唐諾也覺得《鐵漿》「濃墨」，不是寫「原鄉的美好」，而帶有「強烈的自省，甚至帶著批判鞭打」，所以不可能是所謂的懷鄉之作。當然，拋開《鐵漿》直面的現實政治，其所展現的文學價值可能更為久遠。比如阿城稱《鐵漿》為「現代漢語文學中強悍的代表作」，帶有自然主義的味道。虹影覺得《鐵漿》的「結構講究」，「語言非常有嚼勁」，而且「不是主題先行」，「是通過一個故事本身來表達他想表達的意義」。

一九七六年留影，後排左起胡蘭成、劉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

1960 年代末、 1970 年代初，台灣的經濟騰飛，整個社會劇變，迅速現代化、城市化。這也隨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朱天文稱，面對台灣的現代化、城市化，朱西甯意識到過去的那套語言沒法用了，得用新的東西來表達這個新的時代。

1970 年代，朱西甯寫出了《冶金者》《現在幾點鐘》等作品。這些作品被後來許多文學論者看作是朱西甯的現代主義創作時期。作家張大春是較早注意到這點的評論者。他在《張大春的文學意見》中多次討論過朱西甯的現代主義特質，認為他堪稱是台灣第一位帶有法國新小說意味的小說家。比如張大春寫道：

「我有幸能在一次『大馬留華學生小說獎』的評審會議上親聆其教（曰：『有事兒』的小說好寫，『沒事兒』的小說不好寫），才大約體會出他擺脫傳統小說經營『有事兒』的種種手段——如人物塑造、情節布局、情景設計、主題象徵等等；是如何地暗合於新小說家者刻意強調敘述形式的精神，也才逐漸得以了解：朱西甯勇於以『沒事兒』的破格創意，早在六〇和七〇年代之間已悄然完成了自己的小說革命。」

朱天文稱，台灣政治大學教授陳芳明對朱西甯這種現代主義的轉變非常奇怪，因為朱西甯不像白先勇、王文興、余光中他們有外文系和學術上的訓練，不知如何接觸現代主義。「你只能是說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的敏感跟誠實，面對了當下，又這麼的熱眼。」朱天文說。

朱西甯繼續著他的文學實驗。從 1973 年到 1983 年，朱西甯創作了《非禮記》《春城無處不飛花》《將軍令》《七對怨偶》四部他自稱的「系列小說」。所謂「系列小說」，指的是這些小說雖由短篇構成，但「以短篇小說的格局，集結統合而生長篇小說的精魄」，以回應時代變化與潮流。

朱天心稱，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寫那時台灣的年輕人，也受到了年輕人的追捧。「我記得像唐諾那時候，他們是高中生。哇！只要報上一登出來，大家都是非常熱烈地讀，就是寫那一代的年輕人。其實我不會想寫，我會覺得，讓你們去寫你們的時代吧！我還有事要忙咧！我還有很多我關注或是沒有寫完的題材。可是父親他不做自我設限，他會覺得，哇！年輕人跟他看世界的方式這麼不同，他們甚至對待、回憶世界的方式也都不同。他會用這個題材寫。」

同時， 1970 年代末期，朱西甯認識了胡蘭成。朱天心稱，隨後 10 年父親不怎麼寫小說，像胡蘭成的信徒一樣，用理論的方式推廣他一直念茲在茲的「基督教中國化」的想法。「他從胡蘭成談中國禮樂的一些理論里獲得支撐，想要急切地表述、推廣這些理論。」

直到生命最後 10 多年，朱西甯寫《華太平家傳》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回應中國如何面對西化或者現代化這個大問題，只是以小說的形式。「他（一生）受惠於西體（基督教文明），最後是要用中體來灌注到西體，有新的詮釋、新的力量進去，（但）沒有做完。」朱天文說。

和朱西甯相同，女兒朱天心的寫作也有回應當下和直面現實的特質。甚至現在在整個朱家，朱天心是最關心當下的寫作者。

朱天心年少成名， 17 歲寫出了《擊壤歌》，成為了台灣當時的暢銷書，也被胡蘭成推崇。但朱天心覺得，「在那個階段，完全是一個抒發感情的呈現」。如果梳理朱天心後來的寫作，你會發現，她漸漸走出了早期所謂的抒發感情，作品越來越關注台灣的社會、現實和歷史。

按她的說法，自己的寫作某種程度上都和當時的政治正確有關。「在漫長的寫作裡頭，政治正確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我對這事非常敏感，會覺得說，為什麼一個社會、一個文壇可以告訴你該寫什麼或是該怎麼樣寫？我覺得這正好是創作的悖反。創作就是要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說的好壞是另一回事情，要是大家眾生鑿鑿都一樣的話，幹嘛寫呢？所以很長的一段時間，寫作對我來講，甚至是一個原則、責任，像是《國王的新衣》（又譯為《皇帝的新裝》）的小孩，不吐不快，非得說出我看到的真相。」

朱天心在台灣第一次碰到政治正確，是在 1970 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朱天心覺得，那時「政治正確」的聲音認為，像張愛玲寫的是「城市裡的小資產階級」，所以她的寫作是「商女不知亡國恨」，是「姨太太文學」，文學正確的方式是應該寫農民、工人，寫勞苦大眾。而朱天心、朱天文不寫這些，所以「你寫得再好，對他們那個氣氛來說毫無意義。他們在意你寫什麼，而不在意你寫得怎麼樣。」唐諾甚至直接說，這場文學論戰實質是一場政治行動。「因為國民黨當時一黨獨大，直接的政治行動會受到壓制，所以就藉由別的東西來談。」

但面對當下、誠實書寫、文學最高，始終是這個家庭的價值觀。所以朱天心覺得，「如果你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十七八歲（儘管那很貧乏，很小資，甚至有點單調、狹窄），你怎麼可能去面對自己的 50 歲， 60 歲？我們只能選擇誠實地去寫作，哪怕這個題材是很小的。」

到了 1980 年代、 1990 年代，台灣逐漸完成民主化轉型，本土意識崛起，需要「打造國族主義」。朱天心認為，這個時候，政治家需要塑造敵人，才能凝聚民心。而這個敵人就是他們這些外省人。所以，那時的「政治正確」會強調，寫台灣本土是好，寫大陸相關題材就不好。

但朱天心一如既往地誠實寫自己所見所思所想，並在 20 世紀末出版了關於台灣書寫的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漫遊者》。這也是她目前為止的寫作最高峰。

2018 年，她在為這套三部曲的大陸版所新寫的序言里說：「上個世紀末的十年，台灣因解除戒嚴、社會力和政治能量的釋放，在方方面面動員了各種應該（進步價值）不應該（前現代的部落族群意識）的力量，彷彿那被打開的潘多拉盒子，此中我當然極不同意因政治和選舉所操弄的族群動員。……我十五歲前生於長於眷村，以為值此之際、與其讓人有意或源於無知的胡亂解剖，不如誠實自剖這一場，於是有這最終不被在地人和外省人諒解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二十年後，這一場族群動員因當局的政治操作越演越烈而演變成『反中』『仇中』……九六年『台灣大選』，我以為連領導人都可每人一票地投票選擇了，台灣應有自信可以健康地面對既往，無論榮光或恥辱，我以為我們應該可以寬容各式表達認同的語言，而非政治正確、掌權者所欽定的語言，我天真地妄想在島嶼一片高唱入雲的認同聲中，掙出一些些不認同的自由（或各自表述）的空間。這是《古都》寫作的背景和語境……若有一日，台灣走到我最不希望見到的人類歷史裡不時出現的由集體／國族主導的篇章，我大約可以是坦然的。緣此，似不難理解《漫遊者》的自我放逐況味。」

雖然這三本書都是 20 年前左右的作品，寫的也是台灣社會，但黃平麗覺得，放在今天的大陸也不會過時。「因為台灣比大陸可能早了二三十年進入現代社會，城市在快速建設，歷史的痕迹被抹除，進入消費社會，人們在商品邏輯裡面去生活。大陸城市現在也是處在一個特別劇烈變動的時刻。誰在製造記憶？誰在產生新的記憶？誰在把舊的記憶全部抹掉？所以她的小說是關於歷史記憶的書寫，（包括）都市人的生存狀態、現代人的空虛，放在現在，我覺得跟大陸語境也會有強烈的共鳴。」

一九七九年五月，與天文（右）在旅途中

相比朱天心的偏熱，朱天文偏冷。朱天文深受朱西甯、張愛玲和胡蘭成的影響，寫作也帶有張愛玲冷冷觀察的感覺。像王德威等諸多文學論者，都愛把朱天文稱為「張派傳人」。朱天文和張愛玲的關係在此不贅言，這篇文章強調的仍是她的時代感。

比如她被看作里程碑的作品《世紀末的華麗》（1990），寫的是 1980 年代台北都會的世象，寫都市中人的孤獨和慾望的覺醒，人沉溺其中的歡樂、疲憊和痛苦；《荒人手記》（1994）採用手記形式寫成，敘述者「我」是一個生活在 1990 年代台灣的中年男同志小韶，自稱「荒人」；《巫言》（2008）則用田野調查的方法收集了當下生活中的一個個活生生的標本，用寫實的手法，記錄了一個時代種種景象……

關於朱家的寫作在回應當下，唐諾甚至覺得，「一個作家真正能寫的只是他的當下」。「這個當下不是我們所說的承認當下的現實，而事實上是你對現實的反思跟思考。另外一個說法，文學是一個收屍人。當現實塵埃落定，大家都離開，都失去興趣的時候，小說家就開始撿拾他要的東西。所以，只有你對當下的關懷才會使你的小說開始，但它的形態、樣態、路徑是千變萬化。」

朱西甯先生與」三三「社團

3.

幾十年間，朱家三代人不僅留下了大量傑出的作品，更是滋養了許多熱愛文學的年輕人，培養了一大批作家。

台灣詩人瘂弦曾說：「朱家成為文壇著名的文學巴赫家庭，成為文壇的美談。朱西甯更以古代書院的授徒方式，培養了更多的文藝幼苗，他這方面的貢獻極大。」

虹影覺得，「朱先生把他的家為文學而開放，為那麼多熱愛文學一代代新人伸出了手，花費了過多時間精力。他是一個北極星，照耀大家。這是很罕見的。」

其中，最為著名的當然是朱天文、朱天心、唐諾、馬叔禮、丁亞民、仙枝、鍾曉陽、蔣曉雲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三三」。除了團體的核心成員，當時還有一群高中生都慕名而來朱家，包括楊照、林耀德、林俊穎等。這些人後來大都成為作家，成為台灣文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樣不斷遷徙、狹小的朱家客廳，卻是半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台灣文學現場，見證台灣文學與社會格局變遷，比當年林徽因的客廳還熱鬧。」黃平麗在《台北的朱家文學俱樂部》一文寫道。

「三三」深受張愛玲、胡蘭成與朱西甯的影響，活動包括雜誌、出版和讀書會等。從 1977 年到 1981 年，《三三集刊》出版了二十八輯。「三三書坊」出版過胡蘭成的《中國文學史話》《今日何日兮》、朱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擊壤歌》、朱天文《淡江記》和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等，其關門書是《焦雄屏看電影》台港篇和好萊塢篇、謝獻聲譯本的井上靖著《天平之甍》。因信任好友詹宏志，朱天心他們後來把「三三書坊」合併於遠流出版公司。

三三文學社團，左一唐諾、左二朱天心。右一朱天文、右二馬叔禮。

時過境遷，關於朱家的影響和意義，正如前面所言，論者有許多極高的評價與解讀，認為是「傳奇」、「佳話」、「獨特」，等等。很多人也很好奇朱家一家人是怎麼過來的。比如作家黃錦樹覺得，一個人寫作，像一個高壓電塔，旁邊寸草不生。朱家這五六座高壓電塔，怎麼會互相不影響到？

但對朱家人而言，倒沒有太多需要解讀的地方，「自己有一套過活方式」。他們平常都是各自寫作，雖然會聊文學相關的話題，但不會交流彼此的書寫狀態。所以，唐諾會說朱家每個人都是座「孤島」，朱天心會說朱家每個人都是匹「孤狼」。與其說他們是家人，不如說他們都是「文學共和國」或者「文字共和國」的好公民，「共同在寫一本大書」。

「我們都共同在一個同樣工作裡面。那當然我們生在稍稍有差異的時代，面對稍稍不同的世界，我們各自奮力回答這個世界對你的要求跟詢問。博爾赫斯很喜歡《堂吉訶德》里的一句話，咱們以後死去到了天堂，有罪各自承擔。你做了什麼？你做到什麼地步？你能夠寫到哪裡？你能夠對這個世界多少產生哪一點點微小的意義？那是各自的事。」唐諾說。

關於為什麼寫作，唐諾覺得，所有的書寫者都必須是個讀者，而且都先是讀者，都處在共有的一個「文字共和國」。那麼，自己從這個共和國裡頭得到了東西，也應該有義務把得到的結果放回去。而且，「書寫是我唯一能夠找到最精純的一種思考方式。我平常跟大家一樣，想一件事情，腦筋會飄走，只有書寫的時候，我不僅可以持續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借著這支筆，我可以持續幾個月、一年、兩年在同一個思維上。」唐諾說。

朱天心還給我們補充了一個細節：「戀愛期間，唐諾在當兵，我們分隔兩地。他說，我再認真想你，其實大概持續不了三分鐘，思緒會飄走。可是像寫作的時候，我可以大約三四小時不晃動，思維展開，進入到非常深度的思考。其實我們自己靜下心來，憑良心想想，也大抵如此，可他只有在面對寫作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和唐諾類似，朱天文也覺得是自己需要寫作，「專志凝神是在寫小說時候才可能到達的狀態」。另外，「我到現在還對世界非常有熱情，不想放手不觀察了」。

對於朱天心而言，「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自己的寫作動力是補上所有主流描述或者蓋棺論定的歷史裡頭我覺得不該被忽視的存在和記憶。這始終是一個最大的動力。」她也多次引用過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里的話：「知識分子的職責是時時維持著警覺狀態、永遠不讓似是而非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寧願居於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納入、不被收編……」

與張大春夫婦、駱以軍夫婦等同游京都

2017 年，朱天心、朱天文的母親劉慕沙去世。整理遺物後，朱家姐妹在 2018 年春天決定接受台灣文學系列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製作方的邀請，拍攝紀錄片文學朱家。紀錄片將會分上下兩集，侯孝賢任監製，上集導演是朱天文，下集導演是林俊穎。

2018 年 10 月，朱家姐妹跟隨拍攝團隊，去了宿遷、南京和北京，訪問了莫言、章詒和、阿城等人。也是在這個月，朱天心、朱天文的「同業前輩」朱西甯的經典作品《鐵漿》《旱魃》在大陸首次出版。

在台灣，由於時代和社會的變化，文學越來越邊緣，而朱家因為寫作立場和年代關係，幾乎不再受現在台灣年輕人的關注，處於非常邊緣的位置，而且被一些人認為不合時宜。「以前我們談戀愛，唐諾從來都不會問我愛不愛他。現在在台灣，我們整天會被問愛不愛台灣。」朱天心說。唐諾還稱，現在自己在台灣出書，出一本賠一本。而當他們來大陸出書的時候，一些台灣年輕人則認為他們就是來大陸撈錢。但他們顯然不是很在乎這些誤解和非議，一直秉持著文學最高、面對當下、誠實書寫的價值觀，繼續嚴肅、認真、刻苦地對待自己的寫作。

長題圖為朱西甯，題圖為朱家全家福。題圖及文內圖均來自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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