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丨相比清朝，近代日本為何能保持獨立？

哲理 11-24

鴉片戰爭

面對西方的殖民主義挑戰時，為何近代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國家，日本卻能維護國家獨立？這個問題最初是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羽仁五郎和服部之總在二戰前提出的，迄今已探討了大半個世紀，仍方興未艾。雖然學者們觀點各異，但都認為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不可脫離特定的國際國內格局。例如，約翰·費爾班克（John K.Fairbank）在《東亞：近代的變革》中指出，「為了解東亞近代的歷史，我們不僅需要整體把握東亞的文明，同時還應把握東亞各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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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學術大家，也會犯這種忽略差異的錯誤。「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就認為「中國文明和日本文明是母子關係」，著名旅日作家陳舜臣在《日本人與中國人》一書中也提出「中國是樹立路標的民族，日本是循著路標前行的民族」，類似這種論述，可能恰恰遮蔽了中日之間很多重要的文化差異。比如中國曆來強調「貴賤上下之別，華夷內外之辨」，以天朝大國自居，而日本則有拜強者為師的民族性；中國以「

仁

」為核心的儒教，傳到日本以後變成了以「

忠

」為核心；中國的「

仁義禮智信

」五常，到了日本變成了「

仁義禮勇誠

」，以至於森島通夫在《日本為什麼「成功」》一書中，將儒教在日本的嬗變稱為「宗教改革」。又比如，日本佛教13宗56派雖然大都從中國傳入，但信徒最多的日蓮宗和凈土真宗，卻由日本獨創，有明顯的本土特色。

陳舜臣的《日本人與中國人》

那麼，中日兩國的文化差異，是不是導致兩國在殖民主義浪潮衝擊下，命運迥異的根本原因呢？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為何英國沒有叩關日本？

日本能「維護國家獨立」，首先得益於面對殖民主義浪潮衝擊時，佔有空間和時間優勢。19世紀，推動殖民主義浪潮的動力，主要產生於工業革命。英國商人不惜用殘害健康的鴉片敲開中國禁閉的大門，主要就因為工業革命需要原料和市場。但是，

英國的殖民擴張，如同從震源逐漸擴散的「地震波」，經過印度和中國到達日本後，力度已明顯減弱。

對英國而言，

日本的市場並不誘人

。按照曾任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在日見聞《大君之都》中的論述，「西洋列強，特別是我國，在東洋擁有很大權益，日本是其前哨地點。我們有應該維護的威信和帝國，以及巨額的通商貿易。但是在增加通商貿易額方面，日本能給予貢獻的程度，恐怕是不值得多加考慮的。和日本開展貿易，對我們來說或許並不十分必要。因為，茶和絹，我們可以在其它地方得到。煤炭雖然有用，但是日本可能為了維護國家的體面而將價格定得很高。日本的金屬雖然品種豐富，但日本不願出售，況且我們也可以從其它地方或離我國更近的地方搞到。更重要的是，和日本貿易所獲得的利益，將不足以彌補為保護貿易而派遣小艦隊所需要的經費。」因此，正如友野茂所言，

「在英國這個距日本最遼遠的國家開始產業革命, 對於日本來說實在是莫大的幸運」

。

[2]

正是基於對日本的這一認識，和中國不同，最終迫使日本打開國門與之經商的，

不是英國，而是美國

。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海軍准將馬修· 佩里率領7艘塗得漆黑的戰船駛入江戶灣，在3月31日迫使日本簽署了《日美親善條約》，史稱「佩里叩關」。但條約內容是要求日本在下田和函館為美國船隻提供物資補給；要求日本救助和引渡漂流人員；在下田為美國人提供居留地。也就是說，美國主要是將日本作為一個向外擴張的「落腳點」，這和英國迫使中國簽署《南京條約》實行五口通商，有顯著差異。

日本版畫所描繪的佩里

英國沒有「叩關」迫使日本「開國」，客觀上有利於日本「維護國際獨立」。正如遠山茂樹所言，「阻止日本趨向殖民地化的因素，一是列強之間的相互牽制，二是列強方面，特別是英國，支持日本國內的開明派，不管他們是幕府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也支持日本改革派推行民族主義和自上而下的改革路線，著力加強與開明派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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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必須強調，「佩里叩關」的時間，是在中英鴉片戰爭十多年以後。西方「蕞爾小國」打敗東方泱泱大國，極大震懾了日本。在美國艦隊進犯日本之前，日本幕府已接獲荷蘭商館提供的情報，了解了指揮官的姓名、艦名艦數、有無登陸作戰的準備等。因此，當佩里率領的「黑船」在浦賀海面出現並要求遞交「國書」時，幕府即召開緊急會議並達成了一致看法：在海防尚不充分的現實條件下，強行迎戰難以取勝，故宜接受國書，然後再尋求適當的對策。更重要的是，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強調「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但

日本歷來將對外貿易視為生存不可或缺的營養。

佩里艦隊登陸橫濱

1587年豐臣秀吉頒布《驅逐傳教士令》，限耶穌會傳教士20天內離境。可是被日本稱為「南蠻」的西班牙傳教士和葡萄牙商人，奉行「商教一致」原則：進行貿易的前提是接受傳教。結果，豐臣秀吉投鼠忌器，使該「法令」成為一紙空文。直到1600年，德川幕府才斷然實行「鎖國政策」，但日本的「鎖國政策」，是禁止基督教傳播和對貿易進行管制，防止各藩「借外力而逞野心」，即

主要為了防止幕府政權被顛覆，從未拒絕對外貿易。統計顯示，整個江戶「鎖國時代」，日本外貿不是萎縮，而是擴張

。值得注意的是，江戶幕府早已了解：「近年唐國各處，很多人吸食以鴉片種植之煙草，貽害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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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58年日本和美、英、法、俄、荷簽署的通商條約即「安政五國條約」，明文禁止鴉片輸入，但對貿易本身，並不排斥。

而且，日本的「鎖國政策」也並不是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封鎖。「蘭學」能夠在江戶「鎖國時代」形成並不斷發展，「作為服務於權力的知識而得以承認」，就是最好的證明。何況所謂「蘭學」，不僅僅是「荷蘭的學問」，也包括英、法、德等國的學問，荷蘭語只是媒介。如作為蘭學形成標誌的《解體新書》，原是德文；百科全書《厚生新編》，原是法文。

「開國」前，工業近代化在日本已經展開

2015年7月初，在德國波恩舉行的第39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日本的「明治工業革命遺產」申報成功，成為世界物質文化遺產。實際上，日本原先申報的名稱是「日本近代化產業遺產群」，最後定名為「明治日本的工業革命遺產」，只是為了彰顯「明治的榮光」。實際上，不少「遺產」在日本「開國」前就已問世。

1851年，島津齊彬成為薩摩藩（鹿兒島縣）第28代藩主。他震撼於清朝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面前的不堪，認識到工業化所產生的巨大社會變革，傾力創建日本第一個近代工廠群，包括軍工業、造船業、制鐵業、紡織業等多項產業，史稱「集成館事業」。至1858年島津齊彬去世，該項事業已頗具規模。

三菱長崎造船廠第三船塢

日本著名學者、東京大學教授西島定生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認為，受制於地主、商業資本、官僚三位一體的運作，中國農村工業被隔離於近代的進化類型之外，因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成為中國歷史學「五大難題」之一。而日本的工業近代化歷程，在「佩里叩關」前已經開始。不僅如此，「開國以前，資本主義家庭勞動的廣泛存在，是幕末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明顯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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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日本曾展開過一場以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為主的大論戰，史稱「日本資本主義論爭」。對陣雙方，一方因編纂了多卷本《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而被稱為「講座派」；一方因創辦了《勞農》雜誌而被稱為「勞農派」。兩派圍繞明治維新前日本的社會性質，展開了激烈爭論。勞農派認為，講座派將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定性為軍事和半封建的資本主義，忽視了當時日本社會內部的動力和變化，否定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講座派則認為，勞農派這一觀點是強調普遍性、否定特殊性的「公式主義」。但兩者存在一個共同點，即都承認明治維新前，日本資本主義已有明顯發展。服部之總甚至指出

幕末的經濟已經達到了「嚴格意義上的工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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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落後國家的近代化，主要是由外力推動的，但

日本在外力推動前，已經有了內發的衝動。

不能不提醒的是，面對「佩里叩關」，結束「鎖國」的是江戶幕府，而強調「攘夷」的是日本朝廷。兩者的鬥爭，本質上並不是「保守」與「革新」之爭，而是權力之爭。正因如此，在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日本實現「王政復古」後，不是真的「復古」，而是展開具有強烈「西化」色彩、以「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為三大方針的資本主義改革——明治維新。

1871年成立的東京炮兵工廠

「和魂洋才」並非「中體西用」的對偶

學界一直將佐久間象山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技術」和馮桂芬提出、張之洞全面論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進行類比，將「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視為對偶。殊不知兩者有著質的差異：

前者主張

民族精神不可變，後者主張

體制制度不可變。

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學者森島通夫的《日本為什麼「成功」》所以引起強烈反響，就是因為概括了日本「成功」重要的乃至根本的原因：「日本的民族精神」。

森島通夫的《日本為什麼「成功」》

「日本的民族精神」有一項公認特質，就是

以強者為師

。縱觀歷史，日本共派遣了18批遣唐使，其中抱著虛心向唐朝學習的，是第七批至第十批遣唐使。663年白江村之戰，日本領教了唐朝的實力。之後，日本認真拜中國為師，派出了第七批遣唐使。753年第十批遣唐使回國後，由於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朝實力日衰，日本學習熱情驟減，直至停派遣唐使。1863年薩英戰爭，令薩摩藩統治者領教了英國的強大，即派遣19人秘密赴英留學。這批留學生包括後來的日本明治政府外務卿寺島宗則、海軍兵學校校長松村淳藏、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禮等。

日本遣唐使

秦朝在「秦皇掃六合」統一中國後，即鄭重宣告「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從此君權不斷擴張。陽光雨露，皆為君賜。秦朝以「郡縣制」取代封邦建國的「封建制」，使地方「諸侯」成為中央外派、不得世襲的地方官，實際上已經敲響了「封建社會」的喪鐘。雖然古代中國有改朝換代「易姓改號」的「歷史周期率」，但追求集權的本質始終不變。漢武帝劉徹以降，相權被不斷削弱。宋太祖趙匡胤趁宰相范質站立奏事，密令撤座，從此宰相也必須站立而非端坐朝堂。明永樂帝朱棣建立內閣制，「宰相」從此退出歷史舞台。清朝以軍機處取代內閣制，實則換湯不換藥。仔細追究，皇權在中國不同時代強弱不同，但「武將戰死，文官諫死」，卻是歷史常態。因此，與其犯言直諫，莫如指鹿為馬，也成為歷史常態。皇權專制統治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改革，內容雖有不同，但鞏固君主集權的本質，始終不變，及至清朝覆亡。

日本的體制和中國迥然有異。

表面上，天皇「萬世一系」，但實質上各時代的權力結構一變再變。

奈良時代爭鬥不止，「政情混迷」，遑論集權專制。平安時代，「攝關政治」和「院政」輪流登場，天皇在政壇上似乎成為「看客」。從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到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歷時767年的武家政權時代，天皇只是一尊「偶像」。但是，按照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的福澤諭吉的觀點，「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的並存，是日本的幸運。因為，這避免了集權專制的產生」。地方上，日本在中世紀已存在「大名領國制」。「日本國」這個概念，遲至19世紀50年代的江戶時代末期，才由坂本龍馬首次使用。之前的「日本人」，根本沒有「日本國」概念。正因為此，沒有幕府參政權的西南雄藩長州藩（山口縣）和薩摩藩（鹿兒島）聯手舉起「尊皇倒幕」的旗幟，天皇權力復歸，進而推行明治維新。江戶時代末期，日本有276個藩。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隨著「藩主」變成中央政府地方官——「縣知事」，日本才真正完成中央集權。

最後必須強調，「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日本人對英國的關心日趨強烈。和日本一樣，同樣是島國，且面積和人口亦無大的區別，為何能以佔壓倒性優勢的海軍力量和經濟實力稱霸世界？這一問題，自此被正式提出。認為英國富強之根本在於君民同治的立憲制的見解，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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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日本展開了一場如何變革政體的爭論。以福澤諭吉、小野梓為代表的「英學派」認為，應該仿效英國，「君民共治」，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為代表的「法學派」認為，應該「萬民共治」，學習法國，建立共和制。以井上毅、加藤弘之為代表的「德學派」認為，應該學習德國，「主權歸一」，建立以天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這場爭論能熱烈展開，本身就說明日本政界和知識界，不認為「體制」不能改變，他們所要堅持的只是「和魂」，即以強者為師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基於這一邏輯，日本不僅得以「維護國家獨立」，而且「脫亞入歐」，成為推行殖民擴張主義的帝國主義成員。

【參考文獻】

[1] John K.Fairbank、Edwin O.Reischauer、 Albert M.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 Houghton MifflinCompany, Boston,U.S.A,1968,p9.

[2] 友野茂《「無敵」的日本史――島國日本為何未被侵略？》，日本文藝社，1989年版，第66頁。

[3] 永井道雄等編：《明治維新》，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版，第42頁。

[4] 林屋辰三郎編：《幕末文化的研究》，岩波書店，1978年出版，第36頁。

[5] 伊文成、馬家駿：《明治維新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頁。

[6] 服部之總：《維新史方法的諸問題》，載《服部之總全集》卷4，福村出版，1973年版，第59－60頁。

[7] 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時代》，木鐸社，1988年版，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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