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所說的戊午科場案尚未徹底結案的咸豐九年（1859）十月，肅順等又查辦了「鈔票舞弊案」。

自咸豐三年（1853）開始，清政府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深感財力的極度匱乏。大學士祁寯藻管理戶部時，奏請置寶鈔處大量印行鈔票，設立官錢總局，鑄行「當十」、「當百」、「當五百」以至「當千」的大錢，又開設官號，招聘商人辦理出納。當時，以「乾」字編號者4處，以「宇」字編號者5處。鈔幣、大錢毫無信任，百姓不願收授，官府即以法令強迫推行，結果弄得官民交累，徒然滋生了種種弊竇。

咸豐寶鈔

肅順奉命整頓財政混亂狀況，發現寶鈔處所列「宇」字型大小欠款與官錢總局存檔不符，奏請究治，查出了巨額貪污的案情，贓款總數達數千萬兩以上。司員榮溥、王正誼、台斐音等一律被抄查家產，還有商人、胥吏數十人被查抄，連奕訢的家人也被查抄。此案前後獲譴者達數百人之多。

肅順劇照

後來，肅順等人出於補救極端匱乏的財政的同樣目的，又奏減八旗俸餉。

自清軍人關定鼎中原後，八旗子弟人人皆有一份俸餉，過的完全是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八旗俸餉成為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隨著國家財政的愈益困難，國家不堪重負。咸豐於是採納肅順等人的建議，通過削減八旗俸餉來減輕國家財政負擔。

載垣、肅順、端華等人利用咸豐對他們的倚重和信任，操切從事，屢興大獄，儘管所辦之案證據確鑿，所誅之人，情罪也基本相符，但因操之過急，未免搞得有點人人自危。

咸豐皇帝

當時任京官的李慈銘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年來部曹動輒獲罰，入獄削官，累累不絕。」而削減八旗俸餉則直接危害了眾多八旗人丁的生計，故而不能不激起旗民之怒。咸豐即位後求治心切，全力支持了端華、肅順。當時有人向咸豐指出：「陛下求治太銳，不免操之以蹙，除弊太急，不無過為己甚！」咸豐不以為然，宣稱：「朕執兩用中，毫無偏倚。近來諸事荀且，即如現辦戶部鈔票局一案，弊端迭出，若不嚴懲何以肅法？徒持寬大尚未平允！」

咸豐自可以皇帝之尊之威將各式人的種種不滿和抱怨置之不理，然而在他死後，那些遭到懲治以及切身利益受到損害的人，遂把一腔怨怒之氣傾泄到了佐咸豐勵行懲治的肅順等人的頭上。

咸豐皇帝的擔憂與臨終安排

咸豐十年（1860）八月八日，在英法聯軍即將進入北京之際，咸豐逃出京師至熱河避暑山莊。隨行的官員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御前大臣肅順，還有咸豐即位後得到提拔的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恭親王奕訢奉命留守京師。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北京條約》換約，英法聯軍陸續撤離北京。留守北京的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王大臣力促咸豐早日返京。咸豐耽於逸樂，又懼洋人再至，不思返京，雖然自咸豐十一年（1861）正月初五日起就不斷頒發迴鑾之諭，但又以各種借口不斷向後延宕，直至這一年的七月十七日病死為止，咸豐一直也沒有回京。

咸豐臨死前，遺命載垣等八大臣贊襄政務，同時，將兩枚印章分別賜與皇后鈕祜祿氏和皇子載淳。規定：「母后用『御賞』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訖。凡應用硃筆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這裡的母后指的是皇后慈安，上指繼位的同治帝載淳。後世多認為咸豐的這種安排是為了防輔政大臣的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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