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喜燒里的明治維新

撰文/許知遠

儘管他批評得對，我仍感到一絲不悅。他說北大的日本研究缺乏進步，學生甚至連日語都說不好，那些會日語的學生，又缺乏分析能力。

坐在對面的三谷博教授，面頰消瘦，滿頭銀髮，臉上卻仍然掛著東亞應試體系下優等生的驕傲，而坐在他身旁、留著淡淡胡茬的落合弘樹，則顯得內斂、溫和。他們都是這一代人中的傑出學者，都以對幕末維新的研究著稱。三谷博的《黑船來航》不久前被翻譯為中文，我很是被他的敘述吸引，他勾勒出幕末的決策機制，追問「人在想像超出自己生命長度的長時段危機時會面臨怎樣的困難……要預防未來的危機，必須進行大規模改革，然而該由誰來接受這一建議並承擔所需費用或做出犧牲呢？」

《黑船來航》[日]三谷博/張憲生/啟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我們盤腿而坐，中間隔著熱氣騰騰的牛肉火鍋。新橋「今朝」餐廳的歷史能追溯到1880年，是日本最早的牛肉火鍋店之一。它也是明治年代開化運動的象徵，日本人要剪掉髮髻、扔掉武士刀、換上西裝、學交誼舞，以及吃牛肉。在漫長的德川幕府時代，吃肉就像出國旅行、加入天主教一樣，是被禁止之事。坐在我身旁的藤森紫郎七十開外，是店鋪的第四代傳人，他把醬油倒進鍋里，把牛肉、蔬菜順次鋪在鍋底，看到顏色變化後，再翻轉過來。他堅稱，這牛肉鍋仍是明治時代的滋味。這也正是日本的迷人之處，它的傳統保持在無數細節里，一家清酒鋪、一間寺廟、一個糕點鋪，都有著漫長的傳統，都在持續著先人的經驗。你很難想像，在王府井走進一家涮羊肉館子，老闆會樂呵呵的說起，本店源自同治年間，配方至今未變。

我原以為，在這熱氣騰騰的火鍋前，氣氛會即刻活躍起來，但三谷博不經意的傲慢，讓親密並未立刻發生。的確，中國的日本研究水準令人難堪，儘管經常說兩國一衣帶水、同文同種，儘管青年人對日劇與二次元文化頗為著迷，儘管知識分子耿耿於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時代，但我們除了區區概念與象徵之外，對這個國家的歷史邏輯、文化的多樣性、內在緊張與衝突，都知之甚少，語焉不詳。我有限的日本知識，也主要是從英文世界獲得。這的確是個令人悲哀的時刻，倘若你要理解近代東亞的歷史與文化，哈佛、哥大與劍橋的學者成了主要知識來源。我們的學術與思想生產，反而不足以幫助我們探測自己的歷史。即使在東亞內部，相較於日本對中國的研究，中國對日本的探討都不成比例地少。兩個世紀前，漢語還是東亞的通用語言，儒學仍是教養與思想的象徵，如今，熱烈擁抱日本與韓國流行文化的中國，卻失去了文化與生活方式上的吸引力。

但當自省遇到了直截了當的批評時，它仍反彈為下意識的回擊。「請問二位老師，日本學者還要學習荷蘭文與漢文嗎，倘若要研究幕末，沒有這兩種語言，是很難了解綜合情況的吧。而且所有的維新志士都寫漢詩，不讀這些漢詩，也不好理解他們的心境吧？」我夾起一塊牛肉，似乎漫不經心地問。

幕末志士武市半平太的自畫像和漢詩

這之後，氣氛反而熱絡起來。三谷博開始給我倒清酒，在日本餐桌上，你不能自斟自飲，要對方給你倒酒，洛合先生的話也多起來。或許，他們不再把我當作一個不講日語的節目主持人，而是一個可以討論問題的人。

我們從薩摩、長州的興起，談到西鄉隆盛、德川慶喜的性格，再到明治天皇的作用……與我慣常理解的不同，近代日本歷史並非突變——一代理想主義的志士起身反抗，令進步的明治時代突然取代了腐朽的德川時代。歷史的延續性與複雜性，遠非線性邏輯可以覆蓋。那些叫嚷著「尊王攘夷」的志士們，不僅受到保衛日本的理想主義的驅使，也同樣期待在一個動蕩時代，擺脫自己低級武士的出身，獲得新的名望與權力。幕府更不是封閉與保守的代名詞，將軍與幕僚們，是開國的擁護者，同樣訴求加強海防，引入西方堅船利炮和工廠技術。而天皇與將軍的雙元權力結構，兩百多個大名造就的聯邦制，使得危機到來時，體制有更大的靈活性。甚至「鎖國」也並非是幕府對於外部世界的無知，而是在他們模糊地感知到世界巨變、外來危險逼近之時，主動選擇關閉自己。

戊辰戰爭中薩摩藩之藩士

「吃牛肉鍋，談論幕末維新真是一大快事。」三谷先生感慨說。牛肉鍋滋滋作響，原本只打算留半小時的藤森先生也待了下來，似乎被越來越濃烈的高談闊論吸引。啤酒換成了清酒，臉頰緋紅的兩位教授都放鬆了坐姿。三谷先生希望生活在維新時代，因為它可能「是一個非常動蕩卻快樂的時期」，他最希望自己生在一個大阪富商之家，然後做學問，參與當時的種種辯論。落合先生則說，他或許會過福澤諭吉一樣的生活，專註於研究。

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

「短短几十年間，原來不吃牛肉的民族突然開始吃牛肉，一個農耕民族，突然有了火車，這是多大的變化啊。」他們感慨。他們也都認定，這段歷史對此刻的日本仍有重要價值，一兩代人可以在如此的逆境之中，做出如此大的改變，這股精神力量，理應對此刻有所啟示，他們很希望年輕一代能夠理解它。對於三谷博來說，日本正面臨新的「黑船」，特朗普的美國表現出強烈不確定性，中國的迅速崛起，以及日本內部的老齡化，都是眼前的危機。

對於西方知識界對明治維新的意義從未真正理解，二位學者也耿耿於懷。在歷史研究中，似乎只有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獲得了充分肯定，日本的幕末維新卻因為過渡平穩而被忽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仍感到強烈的西方焦慮。

我很想告訴他們，正因為這相對平穩的過渡，才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激起了強烈的敬佩與好奇，因為中國的歷史轉折總充斥著過多的犧牲，終結於苦澀的命運。對我個人而言，幕末維新的兩代人，他們大膽的生命選擇，對現實命運的反抗，已經足夠振奮精神，心嚮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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