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福澤諭吉——被監控的日本「國臉」（下）

原標題：雷頤:福澤諭吉——被監控的日本「國臉」（下）

【日本歷史人物系列之三】

文明論轉換成侵略論

在福澤諭吉的理論中，明治維新的實質就是從野蠻到文明的脫亞入歐的「文明轉換」，但文明與野蠻的劃定，在他的思想中又為今後侵略理論埋下伏筆。大約在1875-1876年間，他大量閱讀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著作，開始依據生存競爭的進化論觀點分析國際問題。炮艇時代的國際形勢，似乎證實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國際關係中「弱肉強食」的觀點漸漸支配了他後來的思想。

大約從1878年開始，他的一些文章不再像早期那樣宣揚由人權平等引出的國家平等思想，相反，他將這種思想視為一種脫離實際的空談和幻想，宣稱「萬國交際的性質存在名實兩個方面」，「名」只不過是一種標榜，國際政治中的「實」才是本質。他一再強調國際關係中「名義甚美」，「然離此名義，觀察今日交際之實，則驚駭有餘」，「名實相反」。雖然他承認「天然的自由民權論為正道，而人為的國權論為權道」，但在當今禽獸世界，只能依據權道倡導富國強兵，漸漸拋棄自然法的理想。

進化倫理的「生存競爭」和「弱肉強食」的觀點，成為他觀察分析國家關係的指導原則，提出了國際社會是一個「禽獸世界」的概念。他認為國家關係歷來由武力決定，猶如「禽獸相接，互欲吞食」。「我日本國人應加入吞食者行列，與文明國人一起尋求良餌。」

在《文明論概略》中他寫到：「國家的獨立也就是文明，沒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由日本本國的獨立與文明的關係，轉而向外，針對他國：「文明既然有先進和落後，那麼，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後的，落後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19世紀是炮艇時代，在列強憑藉船堅炮利侵略他國、殖民他國的時代語境下，他的文明論很容易轉換為侵略論。他的邏輯是，文明既然有先進與落後，那麼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後的，落後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他具體將世界各國的文明程度分為「文明」、「半開化」和「野蠻」三種類型。土耳其、中國、日本等均為「半開化」，但到1880年代日本已經開化。他認定，現在日本「國內政治業已鞏固基礎，達到可賴安寧之階段，必將目光轉向海外，振興國權」，成為東方的大英帝國。

他反覆強調中國固守舊制，依然是「半開化」，朝鮮則為「東洋之一小野蠻國」，而日本作為開化國家成為亞洲盟主，「方今東洋列國之中，作為文明中心，堪為魁首與西洋諸國對抗者，除日本國民而誰，保護亞細亞東方乃我責任也。」中國和朝鮮面臨西方列強侵略，日本應「武力援助」，「用武力保護他們，用文明誘導他們，使他們迅速仿效我國進入近代文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用武力迫使其進步。」他把中國和朝鮮被西方列強侵略比喻為鄰居著火，日本必然遭殃，所以要建防火牆。1882年7月，朝鮮發生日本挑動、旨在控制朝鮮的壬午事變，結果被中國平定。他對此大為不滿，滿腔憤怒，發表《東洋政略究竟如何辦》一文，認為西方列強尤其是俄國進入東亞，朝鮮遲早不保，反指中國在朝鮮的作為是為了自己的一國之利而罔顧東亞整體利益。

1885年3月，他在自己主辦的《時事新報》發表社論《脫亞論》，強調西方文明東漸，所到之處草木皆望風披靡，東洋各國只可乘西方文明東漸之風，因勢利導，不可防堵，應助其蔓延，讓國民更早在文明之風中沐浴，順應歷史潮流。然後論證中國、朝鮮兩鄰國自古養成亞洲政教風俗，今天對現代文明依然無動於衷，雖然看見聽見現代文明，卻不為所動，不思進取，不改革變化，在今天西方文明東漸的大潮中，不出數年就會亡國，被世界文明國家所瓜分，這一點毫無疑問。他的結論自然是為今之計，日本不能等待這兩個鄰國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洲，寧願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共進退，不能因為中朝是日本的鄰國就對他們特別客氣，要用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方法一樣處置它們。

當時弱肉強食的國際現實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的「文明論」、「脫亞論」輕而易舉就轉化為侵略論，輕而易舉就從「民權」論轉為「國權」論。

1884年仍然是日本挑動、旨在控制朝鮮的「甲申政變」失敗，他怒不可遏，認為中國是日本擴張的障礙，強烈主張：「我軍水陸並進，大舉進攻支那一直搗北京城下。」「我輩的生命不惜，應該戰死於征途中，戰死於北京城下；我輩的財產不足惜，應當將其全部允作軍費」。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無比興奮，連日撰文，幾乎把《時事新報》辦成日本軍部御用報紙。《日清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的社論，依然從「文明」與「野蠻」的角度為日本辯護：「雖說日清之間存在著戰爭事實，但究其根源，實際上是謀求文明開化的進步者和妨礙其進步者之間的戰爭，決不是兩國之間的戰爭。」《時事新報》一直宣傳普通民眾也要為國分憂、要有愛國的情結。「不論出現什麼事情，不管遇到什麼困難，縱然全國四千萬人種盡滅，也不後退一步。」由於擔心官民不和，《時事新報》專門發表《日本臣民的覺悟》的社論：「在今天這種情況下，人人都要盡一份力，或者親自從軍，或是發表言論以鼓舞士氣、人心，或是捐納資金以贊助軍費，或寄贈物品以慰軍人，醫生護士為救護傷員而辛勞，神官僧侶為取得戰爭勝利而祈禱，雖然方式千差萬別，但其為國之誠心則是一樣的。應該彼此精誠團結，消除互相嫉妒的惡俗。萬眾一心，報效國家，不管哪種方式都是值得讚賞獎勵的義務。」還發表《積極籌措軍費》的社論，號召全民捐款，福澤諭吉個人帶頭捐款一萬日元，在當時可說一筆巨款。

對中國的矛盾心態

不過福澤諭吉的思想畢竟複雜，在為侵略中國提供理論依據時，他又為中國的進步高興，高度讚揚中國戊戌維新，並對可能失敗表示擔心，強調日中應當友好、日本應當善待中國。《時事新報》在1898年9月22日專門發表社論《有關中國的改革》（《福澤諭吉與日本政府》一書將此文作為附錄全文收入）對維新提出建議，強調日本今後應對中國友好。當然他還不知道，就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前一天北京發生政變，維新已經失敗。

這篇長文充分表現了他的思想的矛盾性與複雜性，並且顯示了他的遠見：「近來中國上下人心為之一變，頻頻呈現親近我國的跡象。他們在日清戰爭中大敗後遭到了歐洲列強的脅迫，並開始從數千年的迷夢中覺醒……」他從千百年來日本學習、受惠於中國的歷史，告誡日本國民不應以甲午一戰大勝中國而輕侮中國，應以舊老師、舊恩人對待中國，以報答數千年來的師恩：「本來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便是書同文，日本的文字便來源於中國，要說國家的大小本來兩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日本的人口不過中國的十分之一。不僅如此，從宗教道德學說到百般工藝技術，若尋其本源的話皆來源於中國。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是日本的老師。日本人一直認為中國人對我們桀驁不馴，但從以上事實來看他們的驕傲並非毫無道理。若兩者互換位置的話，我們日本想必也會對他們桀驁不馴吧，只要看看現在我國和朝鮮的關係就可知其大概。也就是說中國人視日本為東海上的一個孤島甚至地位不如朝鮮，根本不足掛齒。因此現在一改數千年以來的態度，忘掉了不過數年前戰敗的憤恨將一直以來的關係顛倒過來，甚至執弟子之禮而師從我國，這種變化不同尋常，我只剩下驚訝可言。他們上下與共領悟了多年的失誤，誠心誠意地去相信我們，打個比方就像大家族的兒子承認俠客的仗義之心而投身依靠他一樣。我國人應該專以好意待之，千萬不可以輕侮的舉動待之。」「日本的進步雖然顯著，但是開國以來不過四十餘年，和中國相比的話只是先一步吸收西洋的文明主義而被認可是世界文明的一員而已。而且和中國的戰爭不過是乘中國不備才獲得大捷，由此看來不過是歪打正著罷了。外國人對日本的嘖嘖稱讚實在讓人很不好意思，我覺得這並不值得誇耀。只是這樣的結果，不經意間讓中國人覺醒，以至於讓他們下定決心，這也是意外的僥倖。他們真正地，從心底親近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學習而獲益。我們應該不忘過去的關係，以舊老師舊恩人對待他們，盡全力答應他們的需求，並幫助他們不足的地方，為報答數千年來的師恩，今後以文明之事與共，這樣才可以期待雙方成為真正的兄弟之國。」

針對日本社會瀰漫的日本進步迅速、中國因循守舊的看法，他以日本如小狗、中國如大象來比喻兩國變革的不同：「原本兩國的國情相異，就國家的體量而言，一個就像小孩身體輕快敏捷，行動迅速，自由自在；而另一個身體臃腫，一舉一動都不能如自己所意，因此中國的行動和日本相比不免遲鈍。此外若拿動物做比喻的話，日本猶如小狗，中國猶如大象。小狗一聲令下便可以活動四肢開跑，而大象的話想稍微動一步也需要花費不少時間。因此中國行動的遲緩是自然之數，例如在日本一年能成的事業在中國就需要五到七年的時間，只能耐著性子來期待他們的改革。我國四十年以來的進步若要他們模仿的話，就如小狗之心來活動大象之軀一樣。更何況從中國的風土人情來說，要改變數千年來的習慣的話更是不易。」

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維新運動，他認為操之過急可能失敗：「此次他們的奮發圖強可謂是非常大的決心。我們也清楚他們實際上內心還是抱持著忠孝仁義那一套想，所謂西洋文明云云不過是采長補短主義罷了。只要看看我國維新前後的狀況便知，現在中國人的想法也大概停留在那個層面。這不足為奇，因此我們現在不可以已度人。這樣的話只會讓他們變得偏激，就像對一直以來只用草根樹皮而沒有試過西醫的病人，突然使用切開注射法一樣，只會讓他們嚇得害怕新式的醫療方法。日本人過去曾一度用同樣的方法對待朝鮮結果失敗。我們引以為戒的話，務必在治療中國時避開急性子的弊端，投患者所好，如果他們喜歡喝中藥的話，那就不要強人所難需要投其所好，可以在中藥中摻入一些西藥給他們服用，讓他們漸漸了解新主意的作用，需要採取漸進的手段。突然間使用新奇的辦法只會嚇跑患者，而挫敗他們好不容易產生的奮發圖強的心情，這不是老練的人會採取的手段。」「有關中國的改革一事，在考察他們國情並思考對症下藥的療法時，我們必須耐著性子去期待他們的成功。」明確表示：「我認為北京政府突然的，畢其功於一役的改革方案並不是可取的。」

此時中國剛剛開始向日本派留學生，雖然人數很少，但福澤諭吉知道馬上就會有大批中國學生留學日本，他一方面對此大為高興，另一方面又擔心這些留學生會被日本激進政客吸引而激進革命。他提醒說：「我們需要注意不要將他們的留學生引上錯誤的方向」。如果留日學生多數走上激進革命的道路，清政府就會認為，「派學生到日本留學無異於培養亂臣賊子，實在是太過危險所以應該儘速停止，很可能就此產生召回學生的動議。光是召回學生還沒事，但是常言道，『為恨和尚，累及袈裟』，這很可能會讓他們對我國產生負面看法，最終導致排斥文明主義全盤否定我國。儘管如此，相關事宜還是不好處理，絕不可以等閑視之，要是他們自己不派來監督學生的官員的話，我們政府應該注意間接監督這些學生，避免他們和一切政客之間的往來，讓他們專心從事於學習，來達成留學真正的目的，讓他們懷著穩健妥當的思想回國」。他還提出具體建議，本來應該是中國政府監督自己的留學生，無奈鞭長莫及，所以日本政府應承擔起為清政府監督留學生的責任。社論最後仍是強調應與中國友好：「對於中國日後的改革，日本人的責任甚大。我們日本國人為了考慮兩國舊來的關係和永遠的利害，應該以善意對待他們，必須提醒自己不能讓他們的美好希望落空。」

後來大批中國學生留日，日本政府確實加強了對他們的管理。隨著留學生中革命情緒高漲，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應清政府請求發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規則細緻繁多，但主要有三條：一是中國留學生一定要在中國駐日使館和日本學堂登記，參加各種活動與到哪裡去都要登記；二是通信也要登記，給國內朋友寫信必須登記；三是未經許可不準住到他處，只能住在留學學校宿舍。這個「規則」引發了中國留學生的強烈抗議，陳天華憤而蹈海，以死相抗。加強對中國留學生的監管，日本政府或許是聽取了福澤諭吉的意見，但他對加強與中國友好、善意對待中國、不能讓中國美好希望落空的警世之言，日本政府肯定沒有聽進去。

被監控的啟蒙之父

作為日本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雖然漸漸由民權論者轉為國權論者，但民權論畢竟是他思想的重要內容，作為其思想底色，在關鍵時刻仍會頑強表現出來。

《五條誓文》是明治維新的綱領，第一條就是「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所以從1870年代開始，民權論在日本漸漸高漲，對政府的批評越來越激烈，官民矛盾自然開始尖銳。鎮壓民權運動，成為官方主導傾向。在啟蒙文章中強調民權的福澤諭吉，在現實政治中的態度卻頗為曖昧，聲稱既不站在民權論一邊，也不站在政府一邊，主張官民調和，並且最後更多地是為政府辯解。

不過，十九世紀80年代在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關於日本究竟是走皇權至上的德國/普魯士道路，還是限制國王權力的英國式道路的鬥爭中，在是以德國憲法為藍本還是以英國憲法為藍本的爭論中，福澤諭吉深知此事意義殊為重大，關係到日本今後的前途命運，因此堅定地站在大隈重信一邊，主張走以民權為基礎的英國式道路，力主應以英國憲法為藍本。1881年3月大隈重信所擬英式憲法意見書，就是福澤諭吉的學生起草的。伊藤認為大隈重信與福澤諭吉結盟，6月5日公開羞辱大隈重信「你身居參議要職居然成為福澤之流的傀儡，實在是可笑」。

日本今後走什麼道路的鬥爭最後以德國模式勝出告終，大隈重信在與伊藤博文的鬥爭敗北，1881年10月天皇罷免大隈重信職，大隈重信餘黨和福澤諭吉門生被從政府部門悉數肅清。但福澤諭吉並未膽怯退縮，反而在1882年初創辦《時事新報》論政，領導輿論。從1882年4月26日起到5月11日，創刊不久的《時事新報》連續十二期發表他撰寫的《帝室論》作為社論，主題和中心思想只有一個，主張英國式的王室統而不治。這篇文章影響很大，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關於天皇究竟只是統而不治的國家象徵，還是國家的實際最高統治者的爭論。

雖然確定了走天皇掌握實權的德國模式，但福澤諭吉主張的英國模式在思想、學術界仍有較大影響。福澤諭吉去世後，這種觀點後來發展為更加系統的「天皇機關說」，即國家統治權的主體是國家而不是天皇個人，天皇不過是國家行使統治權的最高機關。這就否認了天皇的權力是絕對的、無限的，國會獨立於天皇，所以不需要服從天皇的命令，天皇反過來要受國會的限制。

與之相反的是「天皇主權說」，認為國土和人民都是君主私有財產，君主是超越國家、擁有絕對權威的存在，天皇是一切國家意志的最高決定者，議會只是參與行使天皇的統治權，並不能獨立地表達國家意志，批評「天皇機關說」違反了日本固有的國體。這兩種理論在思想理論界一直爭論，有時還很激烈。最後在1935年軍部、在鄉軍人會等極端勢力試圖「國體明徵」，即明確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與神國思想，從根本上剷除自由主義色彩的「天皇機關說」思想。在巨大壓力下，政府終於在8月3日和15日發表了兩次關於國體明徵的聲明，指出「大日本國統治的大權儼然屬於天皇。若統治權不屬於天皇，那麼天皇只是為了行使統治權而設置的一個機關，此說乃敷衍萬邦無比的我國國體的本義。」「在我國國體中，統治權之主體在於天皇，此乃我國體的本義，帝國臣民絕對不動之信念，帝國憲法之上諭及各條章之精神亦存乎此。然所謂天皇機關說漫引外國事例學說，言我統治之主體不在天皇在國家，天皇是國家機關，有悖神聖國體，嚴重曲解其本義，必須剷除之。」國體明徵運動加速了日本的法西斯化。以大隈重信、福澤諭吉開其端的「天皇機關說」雖然失敗，但歷史證明了他們的正確。

由於福澤諭吉仍公開主張走英國式道路、反對伊藤博文的德國式道路，日本政府對他更加警惕。現在公開的檔案顯示，從此日本政府開始對福澤諭吉進行嚴格的秘密監控。他的談話、書信被秘報、檢查，甚至《時事新報》社每人獎金多少都完全為警方掌握。福澤一直批判日本政府稅收過重，政府支出過多，1887年在一次私人談話中，他說，再這樣下去日本就會亡國，如果這樣，「我立馬跑到美國去」，結果此言馬上被密告警方。

福澤諭吉有日本國家「啟蒙之父」之譽，而且思想中還有相當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但日本政府並未因此放鬆對他的監控，這確實是巨大諷刺。

興辦私人教育

在主辦《時事新報》的同時，福澤諭吉的另一項重要事業是辦學校。早在1858年，他就創辦了「蘭學塾」，學習荷蘭學問，蘭學的主要是西方科學技術。1863年，他將此校改為「英學塾」。從「蘭學」到「英學」，一字之易，境界大不一樣，他意識到，「英學」意味著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1868年，他將此校定名為慶應義塾。

他對教育的影響非常大，以至於當時有「文部省在霞關，而文部省長官在三田」之說。霞關是文部省所在地，三田是慶應大學的所在地，喻指福澤諭吉實際決定著教育政策。但隨著他的思想與當局矛盾越來越深，政府越來越不認同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政府的內部報告提出必須與福澤勢力對抗，要提倡以國文和漢學為教育重點，去除西洋式教規，對慶應大學也採取了一系列打壓措施。政府徵兵令規定公立學校學生可以延期服兵役，但私立大學不行，這對私立的慶應影響很大，福澤諭吉一直努力，到1896年慶應才被認為是與普通公立中學同等資格的學校，獲得徵兵延期的待遇。

二戰結束後的1947年，慶應義塾召開了創立90周年紀念典禮時，昭和天皇也出席了這次典禮，這也是天皇首次訪問私立大學，並發言稱讚慶應義塾。福澤諭吉已在幾十年前的1901年去世，他的在天之靈或會感到欣慰。

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複雜的，福澤諭吉這樣一代啟蒙大師，也曾深深落入國家主義的陷阱，為侵略提供理論根據，這再次提醒我們，要警惕思想的謬誤。思想，確實很容易步入歧途。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