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最古老的都城營丘在哪裡？只有一種說法經得起考證
殷商滅，西周興。作為首要功臣，公元前1040年，姜太公被周武王封於齊地，都營丘，由此開創了齊國八百年興亡史。
營丘地望，因為沒有明確記載，一直頗有爭議。漢代以來，主要為臨淄和昌樂兩家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營丘地望之爭愈演愈烈，概括起來主要有五種比較有影響力的說法，一為臨淄說（今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二為昌樂說（今昌樂縣營丘鎮營丘村），三為青州說（今青州市何官鎮臧台村），四為壽光說（今壽光市孫家集街道咼宋台村），五為高青說（今高青縣花溝鎮陳家莊）。各地或根據文獻記述，或依據考古發掘，各執一詞，筆攻口伐，爭論不休。
營丘，是姜太公立齊之所，也是齊文化的發祥之地，確定其具體位置，對於研究齊國早期歷史極為重要。那麼，營丘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筆者非考古專家，且依託有關古迹遺址和文字記載，通過推理來探索營丘地望。
一、營丘究竟指的是什麼
從現存史料看，營丘作為地名最早出現於成書戰國時期的《禮記》。《禮記·檀弓》載，「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返）葬於周。」其後，《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載，「太公望東封於齊，……至於營丘」；《呂氏春秋·卷二十》載，「昔太公望封於營丘」。約成書於秦漢時期的《爾雅》在「釋丘」部羅列了三十二種丘名，其中「水出其左，營丘」。從成書年代分析，營丘之名早於《爾雅》。《爾雅·釋丘》所云「營丘」未必就是姜太公所封之「營丘」。
漢代以來，中華版圖拓展，後代帝王依據「水出其左」這一特徵，曾妄自命名過多個營丘郡縣名，如前燕將地處大凌河西的今遼寧義縣一帶命名為營丘郡；隋唐將地處白浪河西的今山東昌樂縣一帶命名為營丘縣；遼代將地處大凌河西的今遼寧北票市桃花吐一帶命名為營丘縣。這幾處「營丘」，不過是因「水出其左」的地貌而被附會命名耳，與周初時姜太公所封的「營丘」根本不是一回事。
姜太公所封的營丘，不僅是一個地名，也是一座古城。
據唐代史學家杜佑《通典》載，「黃帝方制天正是，立為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之所授，創建九州。少昊時爽鳩氏已居營丘。」後來，「季萴氏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傳·昭公二十年》）。
正是因為齊地有營丘這座古城，周武王才能指城封國，「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史記·周本紀》）。後來，因齊胡公「徙都薄姑」，齊獻公又「徙薄姑都，治臨淄」（《史記·齊太公世家》），而司馬遷在記述齊國遷都時行文又過於簡練，沒有直言營丘城和臨淄城的關係，故引發後世無休止的營丘地望之爭。
二、從天齊淵遺址看營丘地望
滄海桑田，姜太公時的營丘早已湮沒無跡，但與其有關的天齊淵遺址猶存，或許能成為推斷營丘地望的重要線索。
齊國，乃齊地之國。齊謂何來？《路史·國名紀》云：「齊，侯爵，……以天齊淵名。」《水經注》云：「齊所以為齊者，即天齊，淵名也。」《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齊乘》云：「齊者，水之旋紋，今人謂之旋窠，狀如腹（齊）臍。豈（其）淵水並出，旋流如齊（臍），以其祠天，稱曰天齊。」可見，齊國之所以稱齊，得名於齊地的天齊淵。
天齊淵在何處？《齊記》云：「臨淄城南有天齊淵。」《齊諧》云：「天齊淵水，都南郊。」《史記·封禪書》云：「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因天齊淵出水異常，又可「祠天」，故秦皇漢武均到過此處觀景祭祀。20世紀70年代，天齊淵因地下水位下降而枯竭，其殘存痕迹而今仍隱約可見，位於今淄博市臨淄區齊陵街道劉家終村北，淄水東岸，牛山西北麓。
作為齊地象徵的天齊淵，應該在齊國腹心地帶或靠近腹心地帶；而國都營丘，應該距離天齊淵不遠，不然，周武王「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史記·周本紀》）也就徒有虛名了。天齊淵和營丘均在齊國疆域之內，這一點無疑。
齊國疆域幾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百里，或五十里。」《孟子·告子》載，「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為方百里也。」《毛詩正義·卷五》云：「封太公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從史料記載看，姜太公在封營丘之初，齊國的疆域「方百里」，不過是彈丸之地，遠沒有其後期的「封疆方五百里」（《周禮》）之大和戰國時期的「膏壤二千里」（《史記》）之廣。
若以天齊淵為地理坐標向外引直線，則天齊淵距臨淄齊都鎮約15華里，距昌樂營丘村約150華里，距青州臧台村約60華里，距壽光咼宋台村約84華里，距高青陳家莊約130華里。按齊國最初疆域「地方百里」（按：周里小於今華里，約合今415.8米）計算，則營丘之昌樂說、青州說、高青說、壽光說均因其地在齊國疆域之外而站不住腳；相比而言，營丘臨淄說名副其實。
三、從史料記載看營丘地望
（一）「營丘邊萊」。《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儣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
姜太公受封時，西周初定，未能顧及到遠方，特別是山東一帶地處偏遠，又有親商敵周的東夷萊人在此作亂，周武王認為「非鷹揚元勛，不足以彈壓東方」（《竹書紀年》），故封文韜武略的姜太公到東方，以藩屏周王室。
據王獻堂、周昌富、遲克儉等多位專家考證，商周之際的萊國，其統治中心在瀰水上游，勢力範圍北接紀國，西達淄水，國都大體在今昌樂、臨朐、青州一帶（見《萊夷族發源地的探討》）一文）。商末，天下大亂，萊侯趁機一度越過淄水佔領營丘一帶（此地原屬薄姑氏）。周初，「武王……命姜太公呂望東征。……逐萊人地入於齊」（《竹書紀年》），將萊國勢力逐出淄水流域，趕回瀰水流域，將原屬於薄姑氏且與萊國接壤的營丘一帶劃入齊地，分封給了姜太公。萊侯視姜太公為仇敵，故姜太公「東就國」時，「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如果營丘城在昌樂、青州，則周武王不可能將尚未平定的萊國土地分封給姜太公，更不可能讓其在萊國統治中心定都立國；同樣道理，如果營丘城在壽光，姜太公也不可能在紀國的屬地上立足；如果營丘城在高青，則距離萊都較遠，談不上「營丘邊萊」。唯獨今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一帶，與「營丘邊萊」相合。
（二）「都營丘」和「治臨淄」。《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都營丘。……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可見，齊國國都有一個從營丘城遷至薄姑城，再從薄姑城遷至臨淄城的過程。
司馬遷是舉世公認的大文學家、史學家，其行文惜墨如金，言簡意賅。筆者認為，在《史記》中，司馬遷雖然沒有明說營丘城和臨淄城是什麼關係，但這段文字頗有深意，特別是「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一句耐人尋味，反覆咀嚼，仔細推敲，則實為司馬遷暗指臨淄城與營丘城在同一地。
理由有六：其一，獻公之所以能成事，在於「其黨」和「營丘人」的冒險協助，事成之後，且不說獻公是否想賴在薄姑城不走，而「其黨」和那些「營丘人」必思歸心切，想返回營丘老家與親人團聚，獻公一人難違眾人之意；其二，獻公政變前一直生活在營丘城，其根基、勢力、親人、朋黨、宗祠也在營丘城，也應該有思歸的成分；其三，獻公殺了胡公，逐了胡公的兒子，勢必得罪在薄姑城的胡公勢力集團，若仍留此地，難免會受到各種威脅，速回營丘城為上策；其四，獻公以下犯上，弒君自立，周天子不可能坐視不管，獻公回到營丘城後，必以最快的速度加固擴建城池，加強軍事防禦，以提防周王室和其他諸侯國興師問罪；其五，獻公若新建一座城池，非一朝一夕之功，倉促之際只能在其老巢營丘城的基礎上加以擴建，且決不可能把營丘城棄之城外；其六，擴建後的城池，東臨淄水，東城牆以淄水河道走勢而建，獻公為表新政，故更名臨淄城。
通過推理，筆者認為，司馬遷所謂姜太公「都營丘」和齊獻公「治臨淄」，二者不僅在同一個地方，且營丘城就在臨淄城內。如果營丘城在昌樂、青州、高青、壽光等別處，那麼齊獻公當年所建的臨淄城就不會在臨淄，而是在別處。事實上，齊獻公所建臨淄城遺址就在今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淄水以西。
（三）「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晏子春秋》載，「景公新成柏寢之台，使師開鼓琴，師……曰：室夕（西）。……公召大匠曰：室何以夕（西）？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室何為夕（西）？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西）？晏子對曰：……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意思是所，齊景公新修建一處柏寢台，命樂師在此鼓琴，琴聲東低西高，樂師斷定柏寢台的房子方位非正南正北，而是偏西了。齊景公很納悶，於是追本溯源，從「立室」到「宮矩」，再到「城矩」，最後上溯到了姜太公時的營丘城，於是問晏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西）」？當初姜太公在定都營丘城的時候，城矩為什麼方向偏西？晏嬰莫可名狀，只好以「尊周」敷衍。
古人建城，講究坐北面南，以「南望南斗（即斗宿六星），北戴樞星（即北斗第一星）」來確定正南正北，存在一定的誤差，故營丘城早在薄姑氏甚至爽鳩氏初建時就偏西了。姜太公初到齊地「以營丘之封立城」時，「因其俗，簡其禮」（《史記·齊太公世家》），並沒有大興土木重新建城，而是以故有的營丘這座老城為國都。後來，齊獻公「治臨淄」時，參照營丘城的「城矩」新建臨淄城，所以臨淄城的「宮矩」「城矩」的方位也偏西了，直至被後世齊景公察覺。
從目前已經勘探發掘出的部分城垣、排水系統等歷史遺迹，可以清楚地看到春秋時期修建的臨淄城（即大城）的確非正南正北，而是自北往南方位略偏西，說明《晏子春秋》所載當年「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一事，以及景公所云「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之語及並非無中生有。
《吳越春秋》載，「鯀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一般來講，國都有內外二城，先有內城，即宮城；宮城建好後，在城的外圍加築一道城牆，即郭城。齊獻公修建的臨淄城（即大城），其外城是參照宮城的「宮矩」而建，宮城又是參照營丘城的「城矩」而建，故宮城毗鄰營丘城。
如果營丘城在昌樂、青州、高青、壽光等這麼老遠的地方，那麼齊獻公當年建臨淄城時，又如何能參照營丘城的「城矩」呢？顯然不成立。
然而，一座臨淄城中不可能同時有兩座內城，故臨淄城的宮城就是先輩留下來的營丘城，之後可能被「是時……好治宮室」（《史記·齊太公世家》）的齊景公重新修葺過。此二者實為一體，密不可分。宮城也就是營丘城應在臨淄城（即大城）的中央，應也就是今博市臨淄區齊都鎮付家廟村和闞家寨村一帶。
這裡，在天齊淵的幾乎正北方向，與天齊淵直線距離約10公里。因齊城偏西，故與清代吳振棫《天齊淵詩序》所云「天齊淵與齊故城南北正相值」相合；當年，姜太公在此立都，距離天齊淵不遠，與司馬遷《史記》所云「封尚父於營丘，曰齊」亦相合。
這裡，在臨淄故城之大城中央，與清代史學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所云「營丘在故齊城內。……其外郭即獻公所徙臨淄城」亦相合。
這裡，地處以齊國都城命名的齊都鎮，東北方向有東周殉馬坑，東南方向孔子聞韶處遺址，西南方向有桓公台建築遺址、齊國故城城垣遺址、稷下學宮遺址和遄台遺址，西北有齊故城排水道，周邊坐落著古城、石佛、韶院、東關、南關、東門、大夫觀、督府巷、小長鬍同等一大批歷史文化氣息濃厚的村落。
這裡，東有淄水，地勢高平，與《爾雅》所云「水出其左，營丘」相合，與《管子·乘馬》所云「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亦相合。
這裡，應該就是古營丘城所在地。
四、齊都營丘城的來龍去脈
既已確定營丘地望，筆者通過查閱史料，且追溯一番營丘的歷史。
營丘，原為古邑，自黃帝之子少昊時代就有東夷部落爽鳩氏在此居住，其後，夏時的季崱氏、商時的逢伯陵、商末的薄姑氏作為一代代諸侯，先後管轄此地。
興周滅商時，有八百諸侯歸服，「武王不得而易」（柳宗元《封建論》），也就是不輕易變更其封地國名，管轄權基本不變。此外，周武王又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因疆土有限，故「取之所滅國與隙地」（許宗彥《讀周札記》補註）。
當時，薄姑氏也已臣服，而其原屬地營丘一帶卻被萊國趁亂佔據。姜太公奉命驅逐萊人後，周武王順勢將此地劃入齊地，因齊地有天齊淵和營丘這座老城，故指城封國，「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史記·周本紀》）。
姜太公東就國時，萊侯帶兵來爭搶營丘，姜太公藉助淄水（古為大河）這一天然屏障，擊敗萊侯，萊人遠遁。姜太公初到齊地，發現這裡因累年遭遇戰亂，地貧人寡，於是以故有的營丘城作為齊國國都。因營丘城原屬於薄姑氏，後被周武王封給姜太公，引起薄姑氏不滿，所以周武王死後，到周成王（前1042年—前1021年在位）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漢書·地理志》），齊國疆域有了較大拓展，而姜太公即已在營丘城立國，故未勞民傷財遷都到規模更大的薄姑城。此時，齊國還得到了「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的「征伐」大權成為政治上的「大國」，仍「都營丘」（《史記·齊太公世家》）。
自姜太公「都營丘」以來，其後世丁公、乙公、癸公、哀公四代先後在營丘城立國。哀公（前879年—前868年在位）時，紀侯在周夷王前進讒言，周夷王將哀公烹殺。哀公死後，其異母弟呂（姜）靜被立為齊君，是為胡公（前867年—前860年在位）。胡公為癸公妾室所生，其以庶子身份稱君執政，難免會有許多反對勢力，癸公嫡子、哀公同母弟呂（姜）山就因沒能繼任國君而憤憤不平；加之周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史記·楚世家》），內憂外患之際，出於穩固地位、抵禦戰亂等方面的考慮，胡公於前866年遷都薄姑城。
作為國都，營丘城已歷六世一百八十年，可謂根深蒂固。胡公不顧營丘人的反對，拋棄宗祠，決然遷都，此舉對齊人震動很大，營丘遺老遺少頗有怨言。呂（姜）山見怨聲四起，密謀奪位。前860年，也就是胡公遷都六年後，呂（姜）山見時機成熟，於是與其私黨率領營丘人突襲薄姑城，殺死胡公，將胡公之子驅逐出境，隨即又把國都從薄姑遷回營丘城，並在營丘城的基礎上進行擴建，修築了規模宏大的外城牆，東城牆依河道走勢而建，因城臨淄水，故更名為臨淄城，其宮城即原營丘城。
關於營丘即臨淄，有大量文獻資料可以佐證，如班固《漢書·地理志》云：「臨淄名營丘」；魏晉學者臣瓚《漢書·地理志》注云：「營丘即臨淄也」；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云：「淄水又北，經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四履，都營丘為齊」；唐代宰相、地理學家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十載臨淄縣條下註：「古營丘之地，呂望所封之都」；清代學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臨淄名營丘，師尚父所封，以地臨淄水而得名」；民國九年《臨淄縣誌》也云：「獻公復都營丘，拓大其城，更名臨淄」……
春秋後期，臨淄城因遭遇戰亂，東南隅一帶曾被重創，後修補。前391年，擔任齊國正卿的田和廢黜齊康公，自立為齊君，史稱「田氏代齊」。自姜太公立國至齊康公失國，姜齊凡三十二位國君，享國六百五十五年。
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冊封為諸侯，是為田齊太公。田因齊（前356年—前320年時在位）時，開始在臨淄城東南隅殘破地帶另建一座新城。前334年，田因齊稱王，即齊威王，大概此時左右，新城建畢，其王宮從臨淄城搬遷至新城，因新城形制規模較小，故相對於原臨淄城而言，曰子城，即小城。原先位於大城中央的宮城，復稱營丘。自姜太公立國到齊威王另建小城，營丘作為齊國國都，凡三十六位國君，長達七百零六年。
前284年，燕國將領樂毅伐齊，「入至臨淄，盡取其寶，燒其宮室宗廟」（《史記·燕召公世家》），臨淄城（即大城）內的營丘城遭到破壞圮廢，自此消失。
前221年，齊為秦所滅。秦始置臨淄縣。王莽時改曰齊陵。
因子城內西北部有一大夯土台，秦漢時被稱作「環台」。因其地貌，約成書於此時的《爾雅·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物轉星移，此營丘與古營丘城根本不是一個概念。受其影響，魏晉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這個「水出其左」又被城牆圍住的土丘就是營丘。如《晉書·慕容德載記》載，南燕皇帝慕容德曾於建平三年（402年），「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淄水》中也云：「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長五，淄水出其前，逕其左，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
五、自欺欺人的營丘昌樂說
昌樂等地之所以爭搶營丘地望，不外乎藉助姜太公這一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為本地謀求文化旅遊所帶來的名和利。為了名利，有些地方，或人云亦云，或牽強附會，或無中生有，硬生生地和姜太公、營丘城扯上關係。
高青出土了一件帶有「豊啟作氒祖甲齊公寶尊彝」銘文的周代青銅器，就認為「齊公也只能是齊國的首任國君齊太公師尚父姜太公」，發現了奇特夯土台，就認為是「太公所築的營丘」；青州發現了一處大的城址，就「有理由相信臧台……為姜太公始築，就是後世爭辯2000餘年的營丘」；壽光發現了一處高大土埠和陶陶罐罐，以此認為稱得上是「營丘之墟」。如果營丘高青說、青州說、壽光說所謂的「認為」「只能是」「有理由相信」「稱得上」還算有自知之明、值得商榷、留有餘地的話，那麼昌樂營丘說，就真有點強詞奪理、厚顏無恥了。
昌樂，歷史久遠，春秋時稱緣陵，西漢時改稱營陵，隋唐時改稱營丘，北宋時改稱昌樂。其稱謂自春秋始有以來，幾經沿革，最終落腳昌樂。
應該說，從緣陵改稱營陵，便埋下了營丘之爭（臨淄說和昌樂說）的伏筆。曾當過營陵令的東漢學者應劭在《漢書·地理志》臨淄條下註：「齊獻公自營丘徙此」，推出營丘、臨淄兩地說；又在同書營陵條下註：「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認為營丘即營陵，由此拉開了營丘昌樂說的序幕。
到了唐代，經學家、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顏師古在為《漢書·地理志》作注時云：「臨淄、營陵，皆舊營丘地」，玩起了文字把戲，態度曖昧，但其更認同應劭的營丘營陵（今昌樂）說。由於隋唐時，今昌樂稱營丘，加之權威人物顏師古的影響力，故姜太公封於今昌樂之說盛行。到了宋初，隨著營丘改稱昌樂，故成書於宋太宗時的《太平寰宇記》云：「昌樂東南五十里營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國。……周以封太公於營丘」，正式推出了營丘昌樂說。
其後，明、清、民國等各種版本的《昌樂縣誌》均記載昌樂為姜太公首封之地。近代歷史學家范文瀾在其《中國通史簡編》中也云：「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呂望做齊侯，呂尚都營丘（今山東省昌樂縣）。」
到了當代，昌樂為了把營丘昌樂說做實，下了不少功夫，大力宣傳本地是「齊國首城」。1983年，昌樂教師趙守誠作《關於齊初都營丘的考證》一文，並寫信向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請教，獲得了明確答覆：「營丘在昌樂說是正確的」。2006年，昌樂「報請上級有關部門批准，借馬宋、窩托、崔家三個鄉合併之際，改成了營丘鎮」，並言是「為了紀念姜太公」；2014年，成立了營陵詩詞學會營丘分會——崇山詩社，鼓勵詩詞愛好者積極歌賦營丘古城。
一時間，昌樂營丘說以訛傳訛，影響極大，直至混淆視聽，顛倒是非。
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拋開別的，單拿筆者所列出的有關古迹遺址和文字記載來看，營丘昌樂說就站不住腳。
昌樂人說，應劭營丘即營陵的觀點，時間比較靠前，可信度非常高。殊不知，應劭的觀點不過是一家之言，私人說法，非信史，成書比應劭早150多年的正史《漢書·地理志》中就有了「臨淄名營丘」的官方記載。
昌樂人又說，臨淄沒有姜太公廟，而昌樂的太公廟始建於唐代。殊不知最早的姜太公廟當初就在臨淄。據《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載，「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齊相國慶封之子）蒞位。」生於齊地、官於齊地的元人於欽在其《齊乘》中說得更明確，「太公廟在臨淄西營丘（此指環台）」。
昌樂人還說，臨淄營丘之名是齊獻公遷都臨淄後才有的，不過是沿襲昌樂的老營丘名而已。殊不知姜太公「都營丘」和齊獻公「治臨淄」是一地，且《禮記》《韓非子》等史料在前，隋唐時今昌樂由營陵改稱營丘在後。
……
昌樂因為在隋唐時曾一度稱營丘，其後又有相關資料、志書中「昌樂東南五十里營丘，……周以封太公為營丘」「昌樂營丘是舊營丘」等記載，又有相傳乾隆御批昌樂縣為「尚父初封地」的匾額，就以此自詡為「齊國首城」，只會讓人貽笑大方。另，昌樂2010年因為發現了一塊刻有「咸豐十一年重修」的「古城」字樣的石碑，就說「為姜太公建立齊國都營丘（昌樂）這一歷史事實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如此考證，借用魏人如淳之語，「使人笑不能止也」。（劉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