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大同」思想的現代意義

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一方面孔子儒學遭到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批判，特別是儒家的禮教思想被與封建專制捆綁在一起，遭到了最為猛烈的攻擊；但是另一方面儒家的重要經典《禮記·禮運篇》所載孔子「大同」思想，為各種社會進步思想共同推崇。從維新派到革命派，都把「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視為最高社會理想。這種社會文化現象一定程度上標誌著傳統宗法形態的儒學向現代社會儒學的轉變。以熊十力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對此作了創造性詮釋，推進了儒學的現代化轉向，對我們今天思考儒學的現代發展仍有重要意義。

熊十力是辛亥老兵，在他的心目中，科學、民主這些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既然這些價值在熊十力那裡是正確的，而他又要依託六經進行他的理論創設，以弘揚孔子之學。且五四運動後，儒家就普遍被認為提倡禮教，維護等級尊卑、三綱五常，不關心自然事物，沒有科學精神等等，與新時代的風潮格格不入。那麼，如何處理民主科學與儒家思想的關係？

熊十力獨具慧眼，開始利用他獨有的思想方法，重新詮釋六經，得出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提倡革命、民主的結論；之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六經文本多有維護禮教的言論，是漢代諸儒篡改六經的緣故。

熊十力認為孔子思想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孔子五十歲之前，這時他還沒有學習《易經》，尚未知曉天命。這個時候孔子遵奉古代的禮教，就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時期。這個階段孔子希望能夠得到當時統治者的支持推行王道，所以他支持宗法禮教，主張尊卑分明。這期間跟隨他的弟子後來成為一派，熊十力以「大同、小康」來劃分，稱這一派為小康學派。

第二階段是孔子五十學《易》之後，熊十力說孔子思想有了變化，這個變化在孔子四十歲左右開始有了苗頭，到了五十歲學《易》之後，臻於大成，這個思想就是革命、民主的思想。舉《論語》為例，有一個公山不狃，是魯國季氏的家臣，他佔據費邑這個地方企圖叛變季氏，於是他希望孔子前來協助，孔子曾經想去那裡協助。同樣，晉國佛肸叛變他的主君，孔子也曾想前往幫助叛者。在熊十力看來，這是孔子放棄他早年借君行道理想的證據。後來返回魯國，借鑒古代文獻作新經來指導後世，孔子晚年所作的六經所提倡的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熊十力將歸宗孔子晚年六經之學的弟子統稱為大道學派，也就是大同學派。將儒學分疏為大同儒學與小康儒學，熊十力不僅像以前的今文學派那樣，經過疑經辨經，分疏出孔子所作的真經，而且找到了儒學與現代價值——如科學和民主的契合之處，從而讓儒學有了新的發展空間。

分疏孔子真經是熊十力經學的基礎和前導工作。六經中遍布了譴責亂臣賊子、維護君臣恩義、提倡等級禮教的詞句，在主張平等、自由的熊十力看來，這些詞句會被視為封建專制思想，這是經學遭受抨擊、甚至會被遺棄的原因。事實上，在熊十力大同思想初步形成的20世紀40年代，經學作為一個學科已經在成建制的大學中消失了，即使熊十力的高徒唐君毅、牟宗三等也不是經學的專門研究者，而經學又是儒學義理、制度的核心來源，發揚儒家的思想不能不對經書中的思想作一判斷。面對經書的「封建」遺產，熊十力將之直接判斷為孔子的早年思想，或者是漢代的「奴儒」篡改。這雖然不無武斷之嫌，卻有效地將經學中的專制、禮教因子剔除，發揮了經學中革命、平等、和平及天下為公的思想，改變了儒學陳腐的形象。這樣，熊十力就可以利用他所認為的孔子真經來建構大同理想國。這個大同理想國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也反映了現代人類的追求，既是對傳統儒學的繼承，也與現代思想方向相合。

熊十力試圖通過對六經的重新闡釋，希望能夠發現孔子的真義，指導國家的發展方向，重建立國之道，求得立國立人的精神。他建構自己哲學所依據的主要經典就是《易》《春秋》《周官》三部大經以及提出了大同理想的《禮記·禮運》一篇，由這些經典，他搭建起了自己的形而上學體系和政治哲學，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內聖外王事業。而熊十力理論指向的實踐結果就是希望實現國家的富強文明和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最後達到世界大同。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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