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偉大的英雄城市，為什麼是它？
重慶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三次成為國都，但留下的都是山河破碎、風雨飄零的記憶。
戰國時期，自上古時便創造了輝煌文明的
巴人
，由漢水流域南遷至長江上游，一度建都江州（即重慶）
，並由鼎盛走向衰落，隨後戰亂不止，最終被秦國所滅。
元末亂世，紅巾軍名將
明玉珍
佔據重慶，並在這裡建立「大夏國」
。明玉珍稱帝後，設國子監，開進士科，輕徭薄賦，以重慶為中心，將川蜀之地打理得井井有條，得到百姓擁戴。直到明洪武四年（1371年）
，朱元璋派遣大軍，兵臨重慶城下，這個據守川蜀十年的獨立政權才宣告滅亡。
重慶的第三次建都，也是大多數人最熟悉的一次，是從1937年開始，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
「戰時首都」
，與全國人民一起挺過了八年艱苦抗戰的崢嶸歲月。
▲山城重慶。
國民政府為何選擇重慶作為陪都，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1
作為戰略要地，重慶有著悠久的歷史，英勇善戰是重慶人在歷史上的自帶標籤。自公元前316年，縱橫家
張儀
在此建城以來，這座城池一直守衛著川蜀之地，多次接受戰火的洗禮。
13世紀，蒙古大軍兵強馬壯，威震八方，蠻橫地闖入中原，向南宋發起進攻。
正是重慶，一度澆滅了蒙古軍的囂張氣焰。
1236年，成都失守，蒙古軍排山倒海而來，橫掃川蜀，直撲重慶。可是，重慶三面環水，地勢蜿蜒崎嶇，蒙古軍因為山高路遠而不得不中途放棄，掠奪一番之後打道回府。
川蜀百姓人心惶惶，重慶知府
彭大雅
淡定自若，在視察重慶城防之後，發現這裡的城牆都是用泥土砌成，一拳砸下去，粉塵四濺。這樣的豆腐渣工程自然擋不住蒙古軍的鐵蹄。
於是，雷厲風行的彭大雅帶領全城軍民將泥牆推倒，用條石和煅燒的青磚重築城牆，並將防禦範圍向西延伸，比三國時
李嚴
修築的舊城擴大了近兩倍，奠定了重慶城的基本格局。
重慶城修築好後，彭大雅讓人在城門立四塊大石，上書
「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
重慶軍民憑藉著高牆壁壘抵禦蒙古軍的侵略，一直到1279年南宋滅亡，進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堅守。其中，位於今重慶合川區的
釣魚城
，還曾在1259年的保衛戰中，以一城之力，拖垮蒙古大軍，讓蒙古大汗蒙哥
抱憾死在軍中，打破了蒙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釣魚城遺址。
如今，馬蹄聲遠，石牆猶在，撫今追昔，訴說著當年重慶的鐵血意志。
2
明初，重慶衛指揮使
戴鼎
，對重慶進行大規模改建，新城牆高十丈，全城周長2667丈（8.8公里）
。
新修建的城門十七座，契合《易經》「九宮八卦」的稱謂而
「九開八閉」
。九道「開門」供人出入，上書「古渝雄關」、「擁衛蜀東」、「江流砥柱」
等詞，表明重慶的軍事地位。部分城樓保留至今，是重慶珍貴的文物遺址。
明末清初，重慶地區陷入前所未有的常年戰亂，正如清人歐陽直在《蜀亂》中所寫：
「賊去兵來，兵去賊來，循環施轉於川北、川東。」
從萬曆二十五年
（1597年）
播州土司楊應龍
叛軍進攻重慶，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
平定三藩之亂，重慶軍民經歷了慘痛的百年戰爭，其間也曾湧現不少英雄人物。
重慶忠縣人
秦良玉
，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被單獨立傳，記載於正史中的巾幗英雄
。她膽識過人，文武雙全，在隨丈夫石柱宣撫使馬千乘
參與征討楊應龍的作戰中嶄露頭角。
天啟元年
（1621年）
，永寧（今敘永）
土司奢崇明
發動叛亂，帶兵進駐重慶，四川巡撫等地方大員都成為其刀下亡魂。
奢崇明一時興起，竟然自立為帝，將重慶改名東京，一路向西劫掠，一個月就打到成都，嚇得明軍引水灌進成都護城河，躲在城裡瑟瑟發抖。
這時，正是秦良玉帶兵前來救駕，她先派一支軍隊牽制住叛軍後援，隨後親自帶領六千人馬前往成都解圍。
奢崇明沒把一介女流放在眼裡。等到兩軍交戰，叛軍才知道在秦良玉所部面前，自己就是「戰五渣」，一路逃奔重慶，秦良玉趁勝追擊，打敗叛軍，將重慶收復。
▲巾幗英雄秦良玉。
崇禎十七年
（1644年）
，張獻忠
大軍壓境，橫行川蜀。秦良玉雖然寡不敵眾，仍率軍堅守重慶東部的石柱。她對部下說：「我的兄弟都戰死沙場，我一個婦人，受國恩二十年。到這種地步，仍然要與反賊勢不兩立！」張獻忠攻下成都後，到處招降四川土司，卻唯獨不敢來石柱，足見秦良玉的威望。
明亡後，遠在福建的隆武帝派使節專程赴重慶，封秦良玉為忠州侯，在西南顛沛流離的南明
永曆帝
則加封秦良玉為太子太傅。遠在石柱的秦良玉聞訊，仍感激涕零，拜伏受詔，誓死捍衛疆土。
直到75歲病逝，這位巾幗英雄一直投身疆場，致力於平亂、抗清，她的執著，代表的正是重慶這座山城堅韌的信念。
經過明末清初的戰亂後，重慶傷亡慘重，據《重慶通史》引用的資料，康熙四年
（1665年），
重慶城中僅剩3000人。
經過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川蜀之地才恢復元氣。到了近代，重慶又在抵禦外侮的抗日戰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3
國民政府之所以會選擇重慶作為陪都，不單單是因為這些歷史淵源。
從地理因素來看，重慶作為
四川盆地
的門戶，扼守長江三峽
，又有山脊海拔高達2000米的大巴山
作為天然屏障，所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雲」。全面抗戰之後，國軍主要的防禦方向在東方，可即使是裝備精良的日軍也難以通過重慶突入四川盆地，日本海軍更無法逆流而上。
相較於成都一馬平川，重慶作為一座
山城
，四周重巒疊嶂，立體的城市布局有利於防空，日後憑藉這一優勢才能抵擋住日軍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並且防止大規模的空降襲擊。
同時，潘洵教授認為，重慶有
「霧都」
之稱，常年籠罩在重慶上空的霧氣，恰好形成一個保護層，使日本空軍一時無從下手，轟炸的時間因此推遲。
而重慶所在的四川盆地，連接西南、西北各省，南有雲南高原，北有秦嶺，背靠青藏高原，形成階梯式的防禦體系，以空間換時間，讓日軍不得不身陷綿長的縱深之中，如同當年蒙古軍南下面對重慶山區一樣感到棘手。
▲重慶的地理優勢一目了然。
另外，1891年後，重慶被迫開埠，坐擁長江、嘉陵江水運之利，工商業迅速發展，打下深厚的工業基礎。戰爭爆發後，東部沿海大量的工廠和物資需要沿水道向西轉移，位於長江上游的重慶，正好可以容納這些寶貴資源。
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有
「天府之國」
的美譽，沃野千里，物產豐富，重慶還可以通過交通之便，為各地補充軍需物資。
4
近代以來，重慶的崛起離不開當地政府和百姓的奮發圖強。
1927年，「四川王」
劉湘
任命其老同學潘文華
為重慶商埠督辦公署。兩年後，潘文華又成為重慶首任市長。
潘文華到任後，發現重慶開埠四十年，城市建設還是十分落後，區區4平方公里的老城牆內，20萬居民如包餃子一樣擠在這裡。城中沒有一條交通便利的馬路，只有狹窄的街道，主要的交通工具還是滑竿、轎子等舊物。
為了改善居民生活，潘文華決定建設新城區。然而通遠門外的一座墳山，成為他拓城的一大阻礙。
新官上任三把火，潘文華為移風易俗，在六年間進行了浩大的遷墳工程，將山上的40多萬座墳墓進行遷移，並給每一個遷墳的家庭一筆「安墳費」。
起初，老百姓聽說要挖他們祖墳，氣憤填膺。為此，潘文華不惜採取威懾手段，任命旅長
郭勛祺
為遷墳事務所所長，防止百姓聚眾鬧事。他問郭勛祺，怕不怕死人？郭勛祺人稱「莽娃」，當即就表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帶著一批兄弟為遷墳四處奔波。
遷墳工作完成後，潘文華開闢了由沿江路沿嘉陵江達牛角沱，由南紀門沿長江達菜園壩的新城區，比原來又擴大了一倍以上。
▲潘文華。
潘文華還在重慶修建了第一條公路——李子壩公路，又建了第一座自來水廠、第一個發電廠，還於1930年，籌集電話公債20萬元，於當年實現全市通話。
出身行伍的潘文華並非見識淺薄的軍閥，他為重慶市建設恪盡職守，為這座城市之後的歷史使命打下堅實的基礎。
1950年，潘文華病逝於成都，留下遺言，葬於老上司劉湘墓旁。
潘文華的老上司
劉湘
也是一位愛國軍閥，他在防區林立、諸軍混戰的四川中脫穎而出，統一四川，組建省政府，且治蜀有術，川蜀一帶經濟發展欣欣向榮，川軍聞名遐邇。
1937年，為了民族大義，劉湘主動請纓，率軍出川抗戰。由於積勞成疾，不幸於次年，病逝於漢口，臨終留下遺言：
「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
八年間，逾300萬四川子弟兵，轉戰四方，拋頭顱灑熱血，為抗戰勝利立下汗馬功勞。
5
國民政府將重慶作為陪都，也不是情急之下的決定，而是長期規劃之後做的決策。
1932年，日寇步步緊逼，在上海發起「一·二八事變」。南京距離上海不到幾百里，國民政府為防不測，曾在此期間移駐河南洛陽辦公，並通過了
「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
的決議。
西安、洛陽雖是千年古都，卻不是作為大後方的理想目標。
西北地區經濟落後，交通全部依靠陸路，運輸效率低下，無法支撐未避戰亂而來的龐大人口，再加之缺乏天險，無險可守，還緊鄰晉綏，深受國內外勢力掣肘。隨後幾年，國民政府逐漸放棄了以西安、洛陽為大後方的想法。
▲蔣介石在重慶。
作為戰時陪都，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安全穩定，那麼哪裡是最安穩的地方呢？
1935年，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帶著這樣的思索，蔣介石前往西南考察，在重慶設立「行轅」。在長達半年的西南之行中，蔣介石深深感受到，川蜀之地作為大後方的種種優勢，決定以四川
（當時重慶屬四川）
為抗日根據地，聲稱即使只有一個四川，抗戰也可以繼續。
1935年前，四川省內尚無一條通往外省的省際公路，為此，國民政府組織開發西南交通。有一些人對此甚為悲觀，他們說：「建築這些崇山峻岭的公路，無異建築萬里長城，不知要犧牲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勤勞的川蜀子弟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這一艱巨工程，川黔公路、川陝公路、川湘公路和川滇公路等先後建成通車。
交通猶如人之血管，通則行動自如，阻則麻木不靈。這些工程，使各省一改往日的封閉狀態，在抗戰時大規模內遷、連接各省和補給前線起到積極作用。
6
七七事變後，日軍氣焰囂張，連戰連捷，甚至曾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劍鋒所指，儘是中國華北、華東的核心城市，包括中華民國首都南京。
經過多年籌備，重慶已然萬事俱備。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
林森
一行抵達漢口，隨即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
「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
1940年，國民政府又發布《國民政府令》，正式確認重慶為「陪都」，並稱
「還都以後，重慶將永久成為中國之陪都」
。
八年間，重慶接納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機關、學校和企業，人口從1936年的33萬人發展到1945年的125萬人，成為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中心。雲集重慶的各界名人、各國外交官多達3000餘人，這裡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在遠東的指揮中樞。
為支援遷都，全國各界人士傾盡全力。其中，出生於重慶合川的「中國船王」
盧作孚
臨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長。
1937年，盧作孚旗下的民生公司已經擁有46艘輪船，總噸位上萬，是當時我國最大的航運企業。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距離武漢不過300公里的
宜昌
，陸續湧入西撤的人員與物資。被稱為「川鄂咽喉」
的宜昌，前有三峽阻隔，後有日軍侵犯，可謂命懸一線。
達官、顯貴、貧民、傷員，來自五湖四海的3萬多人聚集在這座小城的每個角落，熙熙攘攘，愁容滿面。
盧作孚當機立斷，召開會議，提出在40天內，轉移滯留於宜昌的3萬多難民和近十萬噸物資。
宜昌至重慶，逆流而行至少需要四天時間，且宜昌以西的三峽航道狹窄，大船無法通行。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排除萬難，夜晚裝卸，白天航行，開始了驚心動魄的大撤退。
為此，盧作孚臨時僱傭3000多人，無數民眾自願奔赴國難。他又徵用民間木船850餘艘，運載輕型物資。盧作孚每天都要到碼頭，親自了解船隻航行情況，夜裡還要檢查裝貨狀況。
盧作孚之子曾回憶道：「這時候，我父親親自率船，前往距敵約20多公里的平善壩，連夜裝船，天一亮即運走。民生公司職工們看見他身先士卒，異常感動。大家眾志成城，齊心協力，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終將平善壩至三斗坪一帶24800餘噸兵工器材搶運到上游安全地帶。」
▲宜昌三峽。
到1938年12月，長江枯水期到來，喧鬧的宜昌逐漸歸於沉寂，盧作孚登上最後一艘從宜昌西撤的輪船，緩緩駛向重慶。
宜昌大撤退，被盧作孚的好友
晏陽初
贊為「中國的敦刻爾克」。盧作孚自己則表示，這次「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是上前線去了」。
抗戰期間，民生公司向大後方運送100萬噸貨物，還挽救了上百萬人的生命。
為了儘可能地搶運難民，盧作孚對客運艙實行「坐票制」，將二等艙的鋪位全部改為坐票，由此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運量。
7
然而，重慶的地理優勢並未阻止日機對這裡進行狂轟濫炸。從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盤旋在上空的飛機轟鳴聲和隨時響起的防空警報聲，是當時重慶居民揮之不去的夢魘。
據2005年，潘洵、彭興華教授的統計，
重慶大轟炸的死亡和受傷人數分別為
2.36
萬人和3.78
萬人，總數應為6.14
萬人，還有房屋17608
棟被毀。
其中，最悲慘的事件是1941年6月5日發生在重慶較場口的
「大隧道慘案」
。那一天，日機一改往日於白天進行轟炸的習慣，在當晚9點對重慶開始長達5個小時的空襲。
警報聲中，市民潮水般地湧向較場口的防空隧道。由於日寇轟炸不止，防空局為了安全起見，鎖上了隧道的各個出口，而隧道內通風、照明情況極差，慌亂的市民拚命向出口擠去，導致相互踩踏，最終釀成部分市民窒息身亡的慘劇。
根據重慶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數據，一夜間，隧道慘案死亡近千人，多為婦女、老人和兒童。這僅僅是日寇罪行的冰山一角。
抗戰期間，重慶市區大半化為廢墟，然而聚集於此的人民卻沒有屈服，仍然昂揚向上，為救亡圖存搖旗吶喊，在炮火聲中挺直腰桿，將重慶打造成遠東各國反法西斯的精神堡壘。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走出重慶廣播大廈。
1946年4月30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以一則
《還都令》
向全體大後方人民致謝：
「回念在此八年中，敵寇深入，損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廣大之民眾與憑藉其豐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勝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稱天府，尤為國力之根源；
重慶襟帶雙江，控馭南北，占戰略之形勢，故能安度艱危，獲致勝利，其對國家貢獻之偉大，自將永光史冊，奕葉不磨滅。
」
血與火的澆灌，讓這座城市烙上了不朽的印記。
參考文獻：
（清）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
唐潤明：《衣冠西渡：抗戰時期政府機構大遷移》，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蘇智良：《中國抗戰內遷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周勇：《重慶通史》，重慶出版社2014年版
陳中東：《重慶往事》，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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