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光緒永遠的守陵人

原標題：他是光緒永遠的守陵人

他是光緒永遠的守陵人

晚清官場有一奇人，叫梁鼎芬。此公少年得志，博學且有奇才，但性格十分怪異，是晚清著名的「一根筋」，人稱「梁瘋子」。這位「梁瘋子」的一些舉動常常讓人匪夷所思：屢次彈劾清廷權臣、為光緒修崇陵、任廢帝溥儀師傅……他在晚清宦海幾起幾落，充滿著傳奇色彩，死後則被葬在崇陵右旁小山，永遠為光緒守陵，早已被廢的末代皇帝溥儀還贈其謚號「文忠」。但作為張之洞最得力的幕僚，梁鼎芬為湖北新政運籌帷幄，嘔心瀝血，實在是功不可沒。

梁鼎芬（公元1859—1920年），字星海，號節庵，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五月，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在中法戰爭中一味主和，與法國簽訂《中法簡明條約》，遷延觀望，坐失時機，人莫敢言。以敢於直諫著稱的梁鼎芬，偏上疏光緒皇帝，彈劾李鴻章，指責李在與法國議約中，在中越問題上失當，有「六大可殺之罪。請明正典刑，以謝天下。」

一個小小的編修，竟敢彈劾當時權傾朝野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朝野上下為之一震，「至比之楊忠愍之參嚴嵩」。此疏觸怒慈禧太后，疏上不報，旋追論之，卻被斥為「妄劾」，「交部嚴議，降五級調用」。梁鼎芬竟被連降五級，故憤而辭官，自鐫一方「年二十七罷官」小印，收拾包袱，返鄉伏處田裡。一年之內，從一個翰林編修到被劾免官，這在清朝也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事。

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高其風節」，慕其「學問如此淵博」，遂於公元1886年4月延請他主講惠州豐湖書院。公元1887年夏，又轉任肇慶端溪書院山長。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特聘梁鼎芬「主廣雅書院講習」。任兩江總督時，特聘梁鼎芬「主鍾山書院」。

張之洞移任湖廣總督後，梁鼎芬「又隨還鄂，皆參其幕府事」。梁鼎芬入幕後，長期追隨左右，在張之洞宦海生涯中，推波助瀾，擋風遮雨，盡其能事，總是在緊要關頭，協助張之洞作出重要決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風雨飄搖中穩如磐石。梁鼎芬成為張之洞身邊智囊中最為得力的幕僚之一。

據傳，張之洞每遇大事必以諮詢，輒深談竟夜，習以為常。維新運動興起之初，梁鼎芬為張之洞與維新派的合作引線搭橋。公元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組織的強學會在北京成立，張之洞捐資5000兩作為會費，表現出支援之態。繼而，康有為南下與張之洞商議組織上海強學會，梁鼎芬斡旋於張、康間，成為二人合作的重要促成者。

梁鼎芬與康有為有同鄉之誼，康有為與梁鼎芬十六舅張鼎華系忘年之交，這也成為梁鼎芬與康有為的情感紐帶。自梁鼎芬入翰林初次認識康有為始，二人「恆有往還」，而後結成「至交」。公元1885年梁鼎芬辭官回籍，會見康有為，康曾賦詩感懷：「一別三年京國秋，冬殘相見慰離憂。代陳北闕有封事，醉卧西風剩酒樓。芍藥翻紅春欲老，杜鵑啼碧澗之幽。繁花零落故人往，惆悵當時舊輩流。」梁鼎芬很欣賞康有為通中西學之識，謀強國路之志，以「天下士」視之。

公元1895年康有為欲在上海創強學會時，張之洞也正苦於尋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張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極力促成張、康合作。是年11月康有為來到江寧。此時，張之洞正因次子溺死而傷痛不已。梁鼎芬為替其排憂，生出一策，勸張之洞與康有為談書論說「藉以排遣」。經梁鼎芬牽線，康有為在江寧居二十餘日，與張之洞隔日一談，每至夜深，從而得以「合請香濤為發起人」，促成張之洞慨然應允捐資銀兩作為會費。

梁鼎芬還極力促成張之洞支援、贊助《時務報》創刊。上海強學會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強學會牽連而停辦。公元1896年1月20日，頑固守舊人物楊崇伊彈劾北京強學會「植黨營私」，專門販賣西學書籍，北京強學會因而被查禁。張之洞聞之，恐受牽連，立即電囑停辦上海強學會。但維新人士並未就此放棄維新變法宣傳。黃遵憲與汪康年欲籌辦《時務報》。為謀求張之洞支援，他們屢次致函梁鼎芬求援。為開報館事，梁鼎芬鼎力相助，「屢向南皮言之」，最後，促使張之洞支援《時務報》，使得該報於公元1896年8月9日創刊，亦使張之洞救國心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釋懷。

但梁鼎芬畢竟不是維新派。對待維新，他與幕主張之洞態度基本相同。他試圖將維新活動納入「中體西用」的洋務軌道，於是，他又成為張之洞干預《時務報》的中介人。在《時務報》刊行過程中，梁鼎芬總是「嚴加匡正」。對與「中體西用」洋務綱領相契合者，表示欲作「楹貼」予以稱讚；對越出「中體西用」軌跡的，則極力抑壓。當公元1897年11月梁啟超在《時務報》刊發《變法通議》大倡民權時，他則警示汪康年「民權文字亦不佳，千萬不可動筆」，並責問汪「弟自雲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康年「處華夷紛雜之區……當存君國之志，勿惑於邪說，勿誤於迷途」。

公元1898年，康、梁組織保國會後，頑固守舊派詆毀排斥之勢日盛，帝後黨爭如箭在弦。幾經政治風雨的張之洞，諳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與維新派的關係，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於慈禧而有別於康、梁的心跡。但他又猶豫不決，便向梁鼎芬謀求對策。梁鼎芬審時度勢，認為「康梁必敗」。因此，他勸張明確劃清與維新派的界限。

在梁鼎芬的謀划下，張之洞便將那提倡變法的《強學篇》大加修改，易名為《勸學篇》，其內容以忠君愛國、尊經守道為說教，隱示新法不可行、舊法不可變之意。10月16日，梁鼎芬、朱一新等又將書中忠君衛道部分加以檢注，重編成冊，而後，收入《翼教叢編》，成為反對維新之代表作。又將《勸學篇》精繕成冊，進呈慈禧御覽，表示反對變法之態度。可見，張之洞《勸學篇》的問世與梁鼎芬的影響不無關係。

此間，張之洞還欲創辦自己的輿論陣地──《正學報》，「以昌明正學，宏揚聖道」，表其忠君衛道立場。張之洞將重任委於梁鼎芬。梁鼎芬不負張之洞厚望，以筆代刀，口誅筆伐康黨為「無父、無君、無人理之逆犯」，其疏劾維新志士的文章「詞氣壯厲」，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兩湖人士」，頗有影響力。梁鼎芬的所作所為，使張之洞在戊戌政變的風波中站穩腳跟。

義和團運動時期，梁鼎芬又促成張之洞鎮壓自立軍起義。公元1900年春夏之交，當北方義和團運動蓬勃發展時，張之洞門生、維新派唐才常等領導自立會成立自立軍，準備發動起義。在對待自立軍問題上，起初，張之洞態度曖昧。當時，唐才常託人勸告張之洞接受自立軍的擁護，宣布兩湖獨立，張之洞觀望形勢，不表態，也不干涉。梁鼎芬惟恐張之洞「心慈手軟」，而「與佛塵合作」，故針對此事致函張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禍將不測，看此舉動，明系合夥同謀，妄思欺奪君權，破裂孔教……殺賊報國，肅清海宇，功有專屬，責有專歸，此等大事，當語仁公，首先料理。」並悚以危言，若「隱憂於私室，不能昌論於公廷，徘徊一月，纏綿千語，計尚未定，賊已渡河，此時縱有百部守約書，百處正學報，百間武備學堂，於事已恐無濟。」為達到說服的目的，梁鼎芬還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在梁鼎芬的苦勸下，張之洞審時度勢，於公元1900年8月22日，在英國人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緊要關頭，梁鼎芬又協助張之洞作出決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風雨飄搖中穩如磐石。總之，在張之洞宦海生涯中，梁鼎芬推波助瀾，擋風遮雨，盡其能事，力助張之洞度過晚清政局中的重要轉折時期。因此，他不愧為張之洞身邊智囊中最為得力的幕僚之一。

在時勢的影響與實踐的磨鍊中，梁鼎芬逐漸成為「中體西用」洋務思想的崇奉者。張之洞的洋務新政，尤其是文教興革，梁鼎芬都是重要的實踐者。

在梁鼎芬的促動下，兩湖書院被建成為培養通經致用人才的新式書院。梁鼎芬還輔佐張之洞籌辦農務、工藝、軍事等各類專業學堂，開創武漢近代留學教育事業，創辦近代軍事教育。他還是張之洞改革封建傳統教育體制的高參，協助張之洞推進了近代洋務教育的發展。

談起張之洞的教育功績，梁鼎芬實在是功不可沒。時人稱張之洞每「言學務惟鼎芬是任」。張之洞視梁鼎芬為知己，相繼委任其為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並請求朝廷賞加二品銜，以示鼓勵。

再入廟堂之高的梁鼎芬，仍操守如舊，並不看重頭上這頂烏紗帽，更不因早年「建言獲罪」而卻步。先具摺奏請化除滿漢界限，繼於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入宮覲見皇上和太后，當面彈劾慈禧晚期寵臣，指斥慶親王奕劻「通賕賄」，「請月給銀三萬兩以養其廉」。同時，梁鼎芬還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說他「權謀邁眾，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權威遂為我朝二百年來滿、漢疆臣所未有，引用私黨，布滿要津」。

為了表白真誠，梁鼎芬真是把心都掏出來了，他十分動情地說：「我皇太后、皇上或未盡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盡一日之心。言盡有淚，淚盡有血。奕劻、世凱若仍不悛，臣當隨時奏劾，以報天恩。」

連張之洞最初也不知有此疏，聞而嘆息，懼受牽連也。果然，忠心不得好報，再度被激怒的慈禧下詔「訶責」，梁乃「引疾乞退」，黯然地掛冠而去，以江蘇鎮江焦山海西庵為清靜之地，與世隔絕，閉門讀書。

光緒卅四年（公元1908年），皇帝和太后先後死去，梁鼎芬「奔赴哭臨，越日即行」。當時，張之洞已以軍機大臣入閣管理學部事務，但其並不前往拜謁而求進身。第二年，張之洞死，梁鼎芬聞之，親往送葬直至原籍南皮。在發喪的路上，他一路步行，號啕大哭，老淚縱橫，痛哭之聲，壓過眾孝子。梁鼎芬還為張之洞作輓聯云：「甲申之捷，庚子之電，戰功先識孰能齊，艱苦一生，臨沒猶聞忠諫語；」「無邪在粵，正學在湖，講道論心惟我久，凄涼廿載，懷知那有淚乾時。」

又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凄然，流涕徘徊門館，我何如？」

字裡行間充滿對張之洞的深切緬懷之情。送殯完畢，梁鼎芬在張之洞老宅子門前徘徊不走，去實踐輓聯中「徘徊門館」之語。此後，他坐火車每過南皮必肅然起座，面向東敬立，以示默悼。晚年在北京時，每逢月之十五，必到張之洞祠前行禮。

至武昌革命黨人舉事，梁再入北京，得到直隸總督陳夔龍的推薦，又奉命以三品京堂候補。不久，奉派為廣東宣慰使，其時，南方正燃燒革命烈火，梁鼎芬無法赴任，乃兩度前往梁格庄清西陵，叩謁光緒皇帝的暫安之殿，在梓宮前「瞻仰泣涕」，為表達其景仰思念之情，還在寢殿外面露宿。然而，直到宣統皇帝退位，其候補身份，也未獲實授。

眾所周知，光緒生前不為慈禧太后所喜，故直至溥儀即位後，才匆匆為光緒帝建陵。梁鼎芬經陳寶琛推薦，在辛亥革命以後主持了崇陵工程管理事宜。其間，梁「南北賓士，露宿風餐，不遑安處」。他長期住在梁格庄光緒帝停靈的暫安殿旁，每天朝奠於梓宮前，風雨無阻。同時，拖一條行動不便的病腿，乘棚車往施工區各處瞻視，問長問短，工人沒有不認識他的。

清帝退位的「優待條款」中雖然規定「光緒帝陵寢(崇陵)如制妥修，奉安典禮仍如舊制，經費由民國政府負擔」，但續修一年余又發生問題，工程停頓下來。公元1913年春天，孝定景皇后(隆裕)「升遐」，經中華民國國務總理趙秉鈞與清室內務府大臣紹英協商，決定從民國政府優待遜清皇室的「歲費」中，撥款趕修崇陵工程，才使中國最後這座帝王陵墓得以在是年年底竣工。

梁鼎芬還有一「種樹大臣」雅號。崇陵興建在清王朝垮台前後，未顧及到陵區綠化。梁鼎芬認為，崇陵無樹是很大的缺憾，既不美觀，又關係風水，於是，提出崇陵植樹計劃。後獲溥儀頒旨委以「崇陵種植樹株事宜」，卻無分文經費撥付。梁在難中不懼難，首先帶頭捐款一千元，然後又煞費苦心地募集得一筆款子。

據說，梁鼎芬先寫了一份公啟，說明崇陵植樹的理由，然後到琉璃廠訂製了二百個小壇，叫家人到崇陵盛上雪水封好，用車拉著雪水罈子，分別到滿洲親貴和遺老家中拜訪，請他們捐資購買樹苗。如遇樂捐者，且捐的錢合乎出資者身份，梁鼎芬就收錢含笑拱手告別；如遇拒捐者，或只出微薄之資，他就大發倔脾氣，給對方一頓難堪。此招還挺靈，沒有哪家願聽他罵，誰也不願落個對先皇不忠不孝的罪名。這樣，二百壇雪水送出，湊了一筆可觀的款子。

梁鼎芬即從丰台和蠡縣等地買來大批松、柏、檜、楊等樹苗，親率工人們植樹、澆水、捕蟲，兩三年間共栽樹四萬零六百株，終於完成了崇陵的植樹綠化。在梁鼎芬護陵植樹期間，袁世凱為報數年前受梁彈劾之仇，曾派刺客來殺他，匕首已經頂在胸前，梁鼎芬卻面無懼色地道：「能死在先帝陵前余願已足，汝其快快動手可也!」刺客竟被感動，說明來歷並勸梁離開，梁則堅定地表示：一定要看到松樹長大才走。

之後，梁鼎芬成了十足的遺老。他避居上海，發起孔教會，在文化上作最後的掙扎。公元1916年，梁鼎芬入宮做廢帝溥儀的師傅。他潛心為年僅十多歲的「皇帝」寫「起居注」，把溥儀吹捧為「真英主也」。公元1917年，張勳復辟，卧病多日的梁氏強打精神，以清室代表的身份前往總統府，逼黎元洪「奉還大政」。然而，僅僅12天，復辟之夢便破碎了。

公元1919年梁鼎芬在北京鬱鬱而終。臨終前，他遺言不可刻其詩集：「今年燒了許多，有燒不盡者，見了再燒，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涼，文字不能傳出也。」

他被葬在崇陵右旁的小山上，永遠地為光緒守陵。當時，已被廢的末代皇帝溥儀還贈其謚號「文忠」。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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