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德奧俄三皇條約到法俄英三國協約

防止法國建立反德同盟是新興的德意志帝國的首要外交任務，也是俾斯麥後半生的志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一使命得到了相對完美的執行，其重要標誌是德奧俄三皇同盟。不僅如此，德國還通過各種各樣的協約與歐洲的每個國家都保持緊密的聯繫，以便達到孤立仇敵法國的目標。

在 1887 年，俾斯麥構建的大陸聯盟體系達到頂峰。德國與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的三國同盟以及與俄國的《再保險條約》確保了法國始終處於孤立的位置並且無法組建反德同盟，而由俾斯麥促成的英、意、奧《地中海協定》，甚至使德國與英國（經由三國同盟關係）變為了間接的同盟關係。

然而僅僅過了二十年，德國版大陸聯盟體系便迎來了崩解：1907 年，英俄協約簽訂，加上 1904 年的英法協約和早在 1894 年就簽訂的法俄協約，英法俄似乎聯手建立了有著強烈反德氣息的戰略同盟關係。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其講述一戰起源的《夢遊者》一書中，並未將責任完全推給以年輕氣盛的德皇威廉二世為首的德國新領導團隊的好戰態度，而是將一戰的爆發歸因於歐洲諸強的合力、包括非洲和遠東地區在內的國際情勢的演變和諸強國內大眾政治的發展。換言之，即使老成謀國的俾斯麥再世，應該也無法阻擋一戰的爆發，這一點在從德奧俄三國同盟的破裂到法俄英新三國同盟形成的歷程中已得到充分展示。

巴爾幹紛爭以及俄奧在該地區的利益衝突一直是三皇條約最大的軟肋。19 世紀 80 年代中期爆發的保加利亞危機就曾讓俾斯麥的同盟瀕臨崩潰。1885 年，奧斯曼帝國所屬的東魯米利亞爆發革命，並宣布與保加利亞合併。對此，俄國政府極力反對，因為保加利亞領土的擴大將使其更加靠近博斯普魯斯海峽和君士坦丁堡，而這些地區均是俄國的戰略要地。素來與俄國在中亞地區有利益爭端的英國則承認東魯米利亞為保加利亞的新領土。隨後，塞爾維亞於 1885 年 11 月入侵保加利亞，使原本緊張的事態進一步升溫。然而塞爾維亞人非但沒有勝利，反而被保加利亞軍隊逼回塞爾維亞境內，最終在奧匈帝國出面干預的情況下，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才不至於被保加利亞佔領。在各方的妥協之下，俄國成功阻止了保加利亞的國土擴張，卻不得不接受保加利亞北部與奧斯曼帝國南部土地合併的事實。

對德國來說，保加利亞危機從某種程度上凸顯了潛藏在該地區的巨大矛盾，即發生在一個不算重要的國家身上的細微變化，都有可能導致兩個大國因此走向戰爭。那麼應當如何應對這樣的挑戰呢？對此，俾斯麥的答案是再次尋求與俄國的友好關係，為此俾斯麥於 1887 年與親德的俄國外交大臣尼古拉·格爾斯簽訂了《再保險條約》。

但俾斯麥的政策在國內沒有得到完全認可，很多人開始對《再保險條約》提出質疑，甚至連時任德國外交部國務大臣的俾斯麥之子赫伯特也對這個條約有所顧慮。很多人質疑，德國為何要同時承擔幫助奧匈帝國抵禦俄國，以及幫助俄國抵禦奧匈帝國的責任？為何德國永遠要扮演制衡者的角色？為何德國不能完全根據自身的利益制定相應的國策？在反對派看來，俾斯麥精心打造的制衡各個國家的協約體系，是一個讓德國陷入越來越危險境地的用「破銅爛鐵」勉強維繫的體系。出於上述原因，接替俾斯麥出任德國首相的列奧·馮·卡普里維於 1890 年春宣布與俄國簽訂的《再保險條約》失效。

德俄《再保險條約》的終結，抽去了俄國繼續與德國結盟的基礎。此外，1890 年 6 月德國軍事法案中規定增加預備役軍力 18574 人，使俄國感受到了接踵而來的威脅。隨著俾斯麥的離任，生性衝動魯莽的德皇威廉二世大權在握，這個被沙皇亞歷山大形容為「無賴的花花公子」的皇帝增加了德國未來外交方向的不確定性。同時，法國提出的大額國債也吸引了俄國沙皇的目光。

上述情勢的發展使法俄關係迎來了新的轉機，但在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看來，這些都不是最關鍵的因素，讓俄國真正動搖對德合作的原因，是對於其在「大博弈」中的死對頭英國可能加入德奧俄同盟的擔憂。

19 世紀 90 年代初，英德關係迎來一戰前的最好時期。藉由 1890 年 7 月 1 日簽訂的《黑爾戈蘭—桑給巴爾條約》，英國與德國之間交換或割讓了位於非洲的部分領土主權，德國因此得到了位於北海的黑爾戈蘭島，這引起了俄國的警惕。1891 年夏，三國同盟修訂；此外，德皇出訪英國期間被親德媒體大肆宣揚，俄國的危機感急劇增強。特別是英國的《晨報》還提到「加入三國同盟，或者說是成為四國同盟的一員」。

英國與德國日漸親密的關係，加之俄英之間在阿富汗、波斯、中國、土耳其海峽等國家和地區的「大博弈」，都使俄國不得不更加慎重地考慮其在巴爾幹地區的利益。鑒於英國與三國同盟的親密關係所帶來的威脅，俄國放下姿態，公開與法國簽訂合約。1892 年 8 月 18 日，法俄簽署軍事協定，兩年之後，兩國最終形成了全面同盟關係。

隨著英國與德國的交好，如何權衡與英國之間的競爭關係也成為擺在法國面前的難題。在法國外交部長加布里埃爾·阿諾托看來，阻止英德之間相互勾結的一個方法或許應是尋求法、德、俄三國在更廣泛的事務方面的理解。阿諾托曾寫道，如果德國願意永久歸還其於 1870 年佔領的法國領土，那麼法德之間長久的友好關係或許還是有可能的。

為了向英國施加更多壓力，於 1898 年繼任外交部長的泰奧菲勒·德爾卡塞嘗試著將阿諾托的構想付諸實踐——將德國拉入法俄同盟。從 1899 年秋到 1900 年春，這個同盟的政治環境變得空前良好：在與法國駐德大使的一次會談中，新任德國首相伯恩哈德·馮·比洛暗示願意德法之間共同分享歐洲大陸之外的利益。

然而法國的計劃最終化成泡影，因為德國拒絕按照德爾卡塞的規劃組成反英同盟。德國方面甚至指出，任何向英國提出的要求都應事先徵求英國政府的意見。而真正把法德關係扼殺在恢復期的是德國為此提出的要求：1900 年 3 月 15 日，來自法國駐德大使的一份報告稱，德國只有在法、俄、德三國「保證歐洲政治版圖的現狀不再變更」的情況下，才能考慮繼續發展反英同盟。實際上，這相當於變相要求法國承認德國對於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主權。

德國的此番要求永遠地改變了德爾卡塞的想法，從這一刻起，這位法國外交部長徹底放棄了構建法德同盟的想法。相反，德爾卡塞開始認為，同英國結盟，並加強在貿易等方面的合作，將有助於法國實現自己的目標，即如果英國在埃及的殖民地能在法國的幫助下得到鞏固，作為交換，英國便會將摩洛哥交到法國的手裡。到 1903 年，法國外交部長已經把摩洛哥和埃及之間的主權交換作為法英聯盟的基礎。法國外交上的這種重新定位對法德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種親英政策發展的同時，反德情緒也隨之滋長。

不過對於英國人來說，英法於 1904 年簽訂的《友好協議》主要是旨在緩解與法國之間的殖民地問題，並同時對俄國產生負面影響，而非旨在反德。按照同樣的邏輯，1907 年的英俄條約並非針對德國或是出於對德國的畏懼，事實正相反：由於俄國在英國的一系列弱勢領域形成了巨大的威脅，那麼他們必須捨棄德國而保住與俄國的關係。俄國的決策者同樣支持英俄協議，並抱有和英國一樣的想法：對他們來說，這項政策並不是針對德國的，而是一個頗為划算的舉動，旨在為國內的動蕩贏得喘息的機會，為自身的對外行為贏得更大的自由。

問題是這些盟約和協議的客觀效果。英法協約的誕生消除了 1904 年協約締結以前法國人的反英情緒，也斷斷續續地淡化了法國政治家對德國的畏懼心理。而對於俄國來說，與英國在中亞問題上分歧的暫時平息，不可避免地使其外交政策重新聚焦於阻礙其實現帝國大業的舊有威脅——巴爾幹地區的問題。俄國外交政策團體分為「亞洲派」和「歐洲派」兩大派系，雙方的分歧也因此以後者的勝利告終。歐洲派試圖對德國採取不信任的姿態，藉此與英國和法國建立良好的關係。

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並非是他者對德國的敵對才導致了德國的孤立，但是情勢的發展為他者孤立德國創造了可能性並使之不斷被強化。而德國為了突破自身陷入的被孤立困境所採取的種種反制行為，又反過來加劇了自身的孤立以及與英法俄聯盟之間的對抗性。歷史的車輪開始朝一個危險的方向隆隆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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