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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筆墨——劉敏豪書法小議

時代的筆墨——劉敏豪書法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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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敏豪

字牧愚,號未齋,別署饒古堂,來燕樓。職業書法篆刻工作者。書印崇尚朴茂古雅,不事奇巧。書法作品曾入展全國第八屆楹聯書法作品展、「謝氏杯」《書法》雜誌第三屆全國書法百強榜、全國「烏海杯」書法作品大展、「深圳特區報首屆讀者書法大賽(一等獎)、「法治中國」——深圳書法篆刻作品大賽(二等獎)、廣東省第五屆「南雅獎」書法篆刻展等等。作品曾於深圳美術館、衡陽美術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如皋市文化館、深圳藝廊、圈子美術館等地展出。

現為廣東省書法家協會會員、深圳市書法家協會會員,深南道藝術家群落成員。

時代的筆墨——劉敏豪書法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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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豚父

在當今重提「筆墨當隨時代」這句石濤的老話,大概要被人當成故步自封的冬烘夫子。誠然,作為藝術史對象來分析的古人筆墨,無不透露出濃厚的時代氣息。無論是兩漢,六朝,隋唐,宋元明,還是清代民國,除了少部分遺世獨立的天才之外,書家大多數表現出在筆法與空間結構上相類似的好尚。這種好尚並不妨礙其最終形成自己的個性與風格,但總是私下裡透露出一些其在風格形成期所學習的,主流規範的氣息。例如黃庭堅早年學習周越,「二十年抖擻習氣不脫」。此後他改學同樣是當時書法主流的東坡體,直到個人風格形成時,還保留著東坡的筆勢與字勢。此外例如元人多似趙孟頫,明末清初多似董其昌,時風的影響就更為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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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代則是同之前的所有時代迥異的一個時代。首先,毛筆作為書寫工具,已經完全退出了歷史舞台。傳統那種為了便於學習書寫方法而自然形成的時代性風格或是時代性套路,在今天已經完全失去存在的必要。唐人形成寫經套路是為了快速抄經,清人學習黃自元的歐體是為了科舉字體美觀。一旦失去其實用價值,套路就沒有了意義。其次,現在學習書法,所能夠獲得的資料簡直是浩如煙海。凡是古人能見到的,沒有今人見不到的,就算是古人見不到的,拜高清印刷所賜,今人也可以輕易人手一本。墨跡本能夠輕易被複制,使得傳統刻帖的地位一落千丈。而刻帖中借古人書跡之名所透露出的時代筆法與結字好尚,在今天也被指認為對古人筆法的不忠實而遭到批判。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任何一個時代的筆墨風尚,都能夠被輕易地習得與複製。這種多中心的書法實踐,使得單一的時代風尚很難形成。當然,局部性的趨同仍然常見,例如藝術院校的特定教師與特定教學法,導致其門生作品風格大致類似,以及在目前各級展覽中,評委的風格喜好也會導致參展者的風格趨同。但是就整體來說,當代書法跨時間跨空間的多元風格特性,在習書者塑造個人風格的學習過程中,帶來的困惑是遠超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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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當下重提「筆墨當隨時代」這一命題,實際上是對於當代書法現狀的一種反思,這個命題至少包括了兩個問題。首先要問的是,如何在當下這個多元環境中,指認出屬於當代的時代特徵?其次,就此時代特徵而言,當代的書法取向在何處,出路又在何處?我想,從劉敏豪書法的審美與追求來看,他是在努力回答著這兩個問題的。

時代的筆墨——劉敏豪書法小議

對於「時代特徵」這一概念而言,觀察一種時代風格,並不僅僅是看見那些最終呈現於紙面上,可以為我們所見的內容。這種顯而易見的形式構成,在學院派的教學中是最為津津樂道的,並且作為臨帖酷肖的不傳之秘而被大力鼓吹。然而,正如學者葛兆光在其《中國思想史》中所說,那些真正得以綿延,而且能夠影響實際生活的,是不斷增長的知識和技術,以及反覆思索的問題與由此形成的觀念。簡而言之,對於書法的時代特徵而言,更重要的在於,什麼東西得到了傳授,為什麼是這些東西被傳授,被傳授的東西,到底契合了時代的那些需要而被認為是唯一有價值的?具體到書法,我們需要詢問的則是,時代風格與當時的書寫工具的關係為何?當時的思想背景與審美風氣,要求了怎樣的書法風格的產生?又是什麼樣的群體在率先認同這樣的一種風格?對這類問題的探索,顯然要比學院派所推崇的筆跡複製技術,以及在架空的現代美術觀念上所產生的創新來得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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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840之後,傳統中國逐漸被打破,民國成為了中國步入現代性的過渡期,而新中國之後則是切切實實地全面進入了現代性社會。書法在日常生活中的退場與現代性的進場相重合,自民國時期開始,到新中國基本全面完成。從此,書法方面的綿延,包括知識、技術、以及反覆思索的問題與形成的觀念都被整體切斷。80年代之後書法的重新興盛,雖然最初來自經歷過民國時代的書界前輩的傳承,但是從技術上與問題思考上,由於古人名帖名跡複製品的全面普及,從而並未完全延續民國以來的傳統,而是進入了一個直面古人的階段。然而,由於在現代性之下,缺乏對筆墨傳統的那種切身感受,這一代書法家對書法的思考是工具理性式的,建立在平面構成理論上的唯技法論成為了當代書法與古人溝通的中介。這種與前一時代全面割裂的書法創作,毫無懸念地成為了一種造作而空洞的雜耍表演。事實上,民國時代既是傳統書法的謝幕時代。也是對當代而言最切近也是最親密的時代。對民國書法觀念、技法、思考的全面繼承,重新從康有為、吳昌碩、沈曾植上溯碑學,從沈尹默、白蕉上溯帖學,思考其在時代思想下對於古人傳統的揚棄,在吸收古人雄渾之美的同時所保留的典雅氣息,以及在時代書寫工具條件下所發展的筆法字法,才是讓這個時代得以延續文脈,繼續發展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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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敏豪對於上述兩點,無疑有著清醒的認識。其書法從唐楷入手,能寫一手熟練的柳字。然而他並不滿足於這種簡單的模仿,此後逐漸思變,通過對於漢碑的臨習,實現了從帖學向碑學的轉向。其行書從宋人入手,又從康有為、沈曾植二家化出,走的是非常忠實的晚清民國碑帖結合的路子。他喜用羊毫,用筆沉厚重拙,又能充分利用行草書輕靈快捷的特點,來消解碑體書法常見的刻板面貌。從近代來說,康有為與沈曾植都是屬於能從碑學入手,擺脫原有館閣習氣,發展出個人特色的書家,在用筆和字勢上,都有自己獨特的創造。劉敏豪對於這二家的繼承,也正是從這一點入手,希望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其隸書則廣采諸家之長,對於多種漢碑都用功甚勤,但又不刻意追求學院派臨習漢碑的那種儀式感和體量感,相反更為接近清人隸書中偏重書寫性的一路。因此,讀劉敏豪的隸書,初看則鮮活,再看則兼有諸家風貌,但很難說究竟出自哪一碑刻,然而筆筆從古人來,沒有大多數人常見的那種集字氣,也沒有那種當代書家所偏嗜的誇張變形。文氣而溫雅,一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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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當下重建時代風格這一重任,其艱巨程度絕非三兩個有所覺悟的人就能完成。特別是當現代性話語全面佔據生活空間時,當對於傳統的理解被抽離成空洞的形式上的「復古」時,當使用毛筆的技巧變成某些人搶佔社會資源與話語權的工具時,類似劉敏豪這種西西弗式的正本清源的工作,才呈現出了在藝術與人格上的雙重閃光來。正如加繆所說:「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而這是為了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不是出自對書法本身無條件的熱愛,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劉敏豪,憑著自己的一支禿毫遺世獨立,在藝術的道路上,永無止境地奮鬥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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