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不會走入「新冷戰」，而是重新定位在「關聯共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曄】

中美關係並非新冷戰，雖然美國新的對華政策共識有某種冷戰思維。美國國內政治右傾的現狀很大程度上是不平衡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導致的，破解可能到來的中美經濟「鐵幕」需要更高的智慧尤其是政治智慧。

中美關係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經貿，兩國繼續繁榮發展應該通過各種創新性的政治安排來實現。面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關聯共贏是當下中美戰略互動可選的方向。

美國要習慣中國的進步，中國要保持足夠的清醒。21世紀很可能不是某一個具體國家的世紀，而是一個更加多極化的全球世紀。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文明多樣化是大勢所趨。

中美關係並未進入新冷戰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曠日持久，所謂「新冷戰」的說法逐漸籠罩輿論界。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媒體的過度渲染往往有害而無益。貿易摩擦和爭端時有發生，美國對自己的盟友日本和歐洲都曾經採取過貿易保護措施，但這顯然並非冷戰。

從學理上說，冷戰特指1947-1991年間美國為首的北約和蘇聯為首的華約兩大陣營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對抗，1946年丘吉爾的鐵幕演說拉開了序幕，1947年杜魯門主義出台標誌著冷戰開始，直到1991年華約解散蘇聯解體，冷戰和兩極格局才結束。

冷戰期間，美蘇為爭奪世界霸權，又避免世界大戰，往往通過局部代理戰爭、科技和軍備競賽、太空競賽、外交競爭等全面熱戰之外的各種冷方式互相遏制。冷戰以全面對抗為基礎，以瓦解對方為目的，軍事上開展軍備競賽和代理人戰爭，政治上構建同盟，經濟上搞平行市場，文化、科技、人員交流上互相隔離。

從實際而言，中國無意開展軍備競賽瓦解美國，推行夥伴外交而非同盟體系，不斷推出開放舉措，強化各國的文化、科技與人員交流。雖然中美存在包括南海在內的地緣政治爭端，美國目前主要是在經貿方面施壓中國，以便為美國獲取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

中美之間更多是一種利益互相糾纏而非冷戰的格局。任何戰爭至少有作戰的雙方，只有一方是打不起來的。雖然美國挑起了貿易戰和保護主義，處於強勢和主動位置，但中國的回應是更加開放，真開放了就沒有所謂的冷戰了。

所以中美之間是否會進入新冷戰，並不取決於挑起者美國，而取決於回應者中國，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維護多邊主義，就不會爆發新冷戰。

雖然中美關係並未進入新冷戰，美國對華政策確有某種程度的冷戰思維。至少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質疑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國相信不同的制度可以和諧共存，美國則擔心更多國家仿效中國的所謂威權體制；

二是憂慮中國的經濟制度，不承認中國的混合經濟模式，認為中國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對自由資本主義是最大的威脅，認為「中國製造2025」挑戰其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

三是擔心中國的「新帝國主義」擴張，認為一帶一路、亞投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都表明中國開始改寫國際規則。

美國前財長保爾森2018年11月在新加坡首屆新經濟論壇的演講上指出：美國政界達成新的共識，即美中不但是競爭者，還很可能成為長期對手；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美國有一些人現在主張冷戰式的全面對華技術封鎖。保爾森因此認為「經濟鐵幕」有可能降臨。

究其原因，美國發現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模式與他們設想的不一樣，中國並未變成「第二個日本」，這讓美國政界的挫敗感很強，認為以前實行的對話「接觸」政策現在沒有價值，並因此轉變了戰略思維。

同時，中國入世後對外資開放程度和公平競爭方面未達到美國預期，這給美國商界也帶來了挫敗感，商界內部對華態度產生分裂，從過去對華關係支持者的角色變成懷疑者甚至反對者。

經貿歷來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商界的這種變化無疑進一步增強了美國政界和專家們對華戰略的冷戰思維。兩黨都有一些政治和意見領袖主張美中兩國經濟關係在貨物、資金、技術和人員四方面斷然脫離。

如果應對得當，化解這種冷戰思維並非不可能。無可否認，中美兩國在發展模式、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思維等層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中美兩國有必要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雙方的關係，遠離那些冷戰思維和有害的煽動言論。

圖片來源：bostonglobe.com

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是美國社會貧富分化加劇

2016年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其背後的選民基礎是相對貧困心懷不滿的大批藍領白人男性，2018年11月中期選舉，兩黨都動員了大批選民投票，很多海外的美國公民收到了史上最密集的動員投票的電子郵件。

中期選舉的結果表明美國社會的分裂已經顯化，美國南部各州、中西部的農業州和山地州、鄉村地區和數量眾多的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底層白人選民，依然是特朗普與共和黨的堅定支持者。民主黨代表東北地區和太平洋西岸，工業發達的五大湖地區傾向支持民主黨，民主黨也往往代表了高科技、創新、高等教育和高薪收入人群。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11月5日在《聯合早報》的話來說，「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內戰，美國仍然被兩種文化所割裂。」

這種分裂的根源在於貧富分化的加劇。統計數據顯示，截止到2016年，美國家庭收入前40%家庭是後60%家庭的4倍，資產是後者的10倍，而且後60%人群中只有三分之一會存錢，他們要拿出400美元現金都很困難，這些低收入家庭的養老金賬戶平均額不到2萬美元（包括401K養老金），而收入40%以上的家庭養老金平均賬戶是27萬美元左右。窮人更需要政府來保障其生活，儘管美國政府提供的各種福利佔GDP比重越來越高，大批白人工薪階層出於包括種族自尊在內的各種原因，他們寧願選擇通過投票來表達不滿爭取利益，也不願接受各種救濟。美國過去幾年的投票率創造了百年新高。

這種現象不僅在美國，也在其他國家上演。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依據大量的統計數據指出西方社會內部從1980年代以來，貧富分化在加劇。就市場而言，勞動和資本誰掌握談判能力誰就佔據博弈優勢，如果資本稀缺，那麼資本在要素市場談判中就佔據優勢，如果勞動力稀缺，就有利於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上提高要價。資本主義經過200多年的發展，出現了資本過剩，所以勞工就有談判餘地。

但是上一輪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國家的資本流動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的狀態，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輸出取代了他們的勞動，他們就出現了失業率。一方面是他們的資本外流造成資本稀缺，一方面是商品輸入造成他們勞動力不再稀缺，這樣就出現了不利於勞工階層的博弈，經濟不平等加劇。

不平衡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並通過選票在政治上得到了強勢表達。富人的資產規模越來越大，窮人的生活質量越來越低，美國底層收入的後60%家庭，無論是死亡率、離婚率和酗酒率都比20年前上升了，這些人是美國社會的主體，特朗普代表的正是這些底層人群，他們需要在政治上找到一個敵人，而且這種趨勢無法在短期內得到迅速扭轉，這就註定了這次貿易摩擦也許會演變成持久戰，即使出現緩和的跡象，美國也不會輕易偃旗息鼓，並對全球政治經濟帶來深遠的影響。

美國秩序根基依然牢固嗎？

毋庸置疑，美國依然是這個時代的「世界老大」，在可預見的未來其地位難以撼動，除了軍事、金融、科技等領域之外，美國最具競爭力的優勢至少還表現在：具有一批國際領先的跨國公司，至少100所世界頂尖的研究型大學。矽谷的創新對人類未來生活方式的改變不可小覷，其本質是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科技創新和獨樹一幟的金融體系。

我國必須對自己「大而不強」的現狀保持足夠的清醒，據工信部對全國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的調研顯示，32%的關鍵材料仍為空白，52%依靠進口，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和大部分存儲晶元依靠進口。

當今美國的這種領先地位植根於整個西方文明史，美國建國的歷史雖然只有242年，其集大成所承繼的西方文明已發展了3000年，所謂「美雖新邦，其命惟舊」。

當代保守主義學者柯克在《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總結了讓美國保持自由和繁榮的永恆之道：耶路撒冷的信仰和倫理、雅典的理性與榮耀、羅馬的美德與力量、倫敦的法律與市場，所有這些都融匯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國秩序之中。這些永恆之道並非僵化的教條，它並不排斥進步，通過審慎和明智的變革不斷自我更新。美國的成功之道被人概括為：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觀，後者又派生出自由市場和以分權制衡為特徵的混合政體的制度安排，並為美國經濟、社會和個人活力的發揮提供了儘可能多的保障，其中基於基督教信念的有秩序的自由觀是美國強大繁榮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說近幾十年來美國實力受損，根本原因並非來自外部，而是源於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中產階級的衰弱，亞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學》中指出，中產階級是最想維持一個體面持久的社會秩序的民眾。

中產階級對恪守中道的混合政體失去主導，將導致公共領域的失序，特朗普的當選與美國社會的「撕裂」正是這種失序的表現。特朗普在種族、移民、出生公民權、氣候變化等問題上不斷挑起衝突，甚至不惜挑戰美國社會言論自由與法治的底線。

與此相關，「美國優先」的思維和政策意味著美國主動放棄對這個世界的責任，從道義上放棄了對全球秩序正義之善的追求，這也將直接挑戰立國以來為美國的文明秩序提供持久支撐的倫理與宗教。

紐約前市長布倫伯格在中期選舉前兩天在美國媒體廣告上發出憂慮之言：「作為一名美國人，我對國家正在前進的方向深感擔憂。和你一樣，我對最近的炸彈包裹事件和槍擊事件十分驚恐。政治暴力會將民主的核心撕碎，而針對宗教的暴力則會撕毀人性。」

在全球貧富分化加劇的背景下，極右翼勢力運用民粹思潮和社交媒體上台執政並改變國際政治現狀，他們挑戰既有秩序，給對手極限施壓，最短時間內動員最大資源，這是處理中美關係必須正視的國際關係新現實。

中國堅定推進改革開放和治理現代化

世貿組織2018年7月13日發布的《貿易政策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在過去兩年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也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之一，還是多邊貿易體系的積极參与者。該組織7月11日發布的《中國貿易政策審議報告》則認為，中國政府援助國有企業，限制外國企業進入，「持續干預」經濟活動，市場仍處於「封閉狀態」等。

世貿組織的報告從兩方面描述了中國，可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成就有目共睹，面臨的挑戰也日益艱巨，如何深化改革開放成為化解各種內外風險的牛鼻子。

中國過去的成功得益於經濟的高增長，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改革重新塑造了中國的全球形象。經濟增長和制度進步，讓中國人的自由和福利，都比歷史上擴大了很多。中美貿易摩擦的一個實際效果，是倒逼中國進一步加快體制機制改革，中國將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加長體制短板，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高效配置資源，實現更高質量發展。在全球化發展的十字路口，中國的改革不僅決定著中國的命運，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發展的趨向。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中國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帶來1994年後的快速發展。當前，破局的關鍵仍然是深化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開放，同時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中長期的目標，兩者是相互統一的，也就是把市場和政府的作用都更好地發揮起來，形成合力。11月5日，習近平在上海出席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提出全球化大勢的中國判斷，闡明中國進一步開放的堅定舉措，「開放」一詞一共出現52次。從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到進博會，中國改革開放的格局獲得了新的動能，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加強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讓各種所有制的經濟都獲得平等發展的機會，這些舉措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美關係的未來。

中國決策層改革開放的決心落到了實處，今年4月以來，中國採取了一系列實質性的動作，包括12項金融開放的細節和時間表；大幅降低普通消費品進口關稅，提出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4項主張；將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由63條減至48條，在共計22個領域推出新的開放措施等。地方政府隨之而動，最具改革開放標杆意義的上海走在前列，7月11日推出了「上海擴大開放100條」，並計劃在年底前完成90%，聚焦於金融業開放合作、構築更加開放的產業體系、建設知識產權保護高地、打造進口促進新平台、創造一流營商環境等的。上海的示範效應，必將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提供可借鑒的制度和經驗。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措施的不斷落實，指責中國不公平貿易的負面思維和做法會越來越難以為繼，中美加強合作也是大多數美國人的利益所在，終究還是會成為兩國關係的主線。在中美關係中，中國有自己的塑造力，中國有繼續發展進步的權力，也會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與改革開放的總體布局，融合外部世界的要求，不斷調整發展方式，與世界各國實現共贏。這決定了中國有能力緩解貿易爭端，推動中美關係前進。

關聯共贏引領中美關係新定位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當下中美關係的發展，經濟更是決定性的因素。中美兩國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40%和全球增長的50%。根據9月24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關於中美貿易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提供的數據，2017年中國貿易貨物進出口總額4.1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6956.8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商投資1363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國際貿易與投資使中國企業高度融入全球產業鏈與價值鏈。對外開放使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發揮了比較優勢，實現互利共贏的合作。

中美之間有很多共同利益，如果對彼此的分歧不能得到有效管控，將很可能削弱兩國的實力，並迎來全球更加多極化的發展。正如保爾森所言，「中國的經濟增長雖然放緩，依然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一，沒有哪個國家會輕易與如此重要的國家『離婚』。美國如果想要孤立中國，也會面臨自我孤立的風險。」

中國的獨特優勢，包括巨大的國內市場，完整的工業體系，公認的全球供應鏈中心地位，和較強的學習能力，中國的發展，實實在在是靠黨的領導和中國人民干出來的。相比近代以來的國際格局，21世紀的世界秩序很可能不是某一個國家的秩序，而是一個人類共治的秩序，具體而言，更可能邁向由傳統大國、新興大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國家共同領導共治的新型國際體系，這些國家確保區域經濟發展和安全，在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的問題上展開合作與競爭。

自由繁榮的時代，必然具有開放包容的時代特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相比美國，當下的中國更需要發展和繁榮，中國應該主動採用「關聯共贏」戰術，與美歐日世界上發達經濟體採取的合作而非對抗的政策是正確的，堅定全球價值鏈更緊密地掛鉤，同時客觀認識亞非拉等發展中經濟體和「一帶一路」倡議的作用。中國需要改革自己的體制機制，充分利用中國文化的強大向心力，創造一個更加開放的文明，吸引人才，發展經濟，開放市場，共同受益。可以預見，一旦體制機制上的改革優勢得到更大的落實，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得到更多的釋放，其經濟發展的潛力必將得到更多的發揮。

縱觀歷史，任何一個經濟體的崛起，背後必然有一個偉大文明和一套制度體系的支撐。不同於美國和西方文明基於宗教信念之上有秩序的自由觀，5000年未間斷的中華文明更多體現為一種內在超越的歷史理性和實踐理性，兩種文明都為人類如何更好面對這個時代的問題提供了一種超越性思考。為了共同解決人類未來可能的困境，我們需要提供中國智慧，對中華文明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外來文明互相涵養，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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