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解經之於訓詁
在清代推尊漢學的學術語境中，宋儒備受譏詆排訐，學人多斥其治經盡廢訓詁，空究義理。如閻若璩云：「古來相傳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程恩澤云：「宋人棄訓詁，談義理，自謂得古人心，不知義理自訓詁出。」依此類訾議，宋儒於訓詁學非但無濟益之功，反有戕害之過。平心而論，在訓詁上，宋儒雖然不及漢人之專門、深粹，但也並非毫無作為。今對朱熹的經典解釋理論與實踐略作考述，以見宋儒於訓詁亦有精勝之處。
朱熹於治經固然重視義理，但也不廢訓詁，認為語言文字訓釋是解經之始事，是義理推索的基礎。他曾說：「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晦庵集》卷31）「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為如何。」（《晦庵集》卷48）朱熹平生解經，於訓詁亦甚致思用力，自謂「勤勞半世，汩沒於章句訓詁之間」（《晦庵集》卷54），「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朱子語類》卷72）。綜覽朱熹解釋經典的具體個案，他在訓詁方法與手段的運用上也多有精妙、成功之處，足可為後人所借鑒。茲撮述數端如下以明之：
尋察文勢語脈。朱熹一向主張依循文勢語脈解讀經典，說：「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朱子語類》卷10）在解經實踐中，他也總是深察文勢，細尋語脈，力求對經典作出貼合具體語境的詮釋。如，對《孟子·公孫丑上》中「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的句讀、文意，朱熹的看法異於漢代趙岐。趙氏讀其中「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而無害」為一句；朱熹認為「至大至剛」當讀為一句，而「以直」連下四字讀為一句，是就養氣工夫而言，理由是：「文勢當如此說。若以『直』字為句，當言『至大至剛至直』。又此章前後相應，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縮』，後言『配義與道』。」「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屬下句，不是言氣體，正是說用工處。若只作『養而無害』，卻似禿筆寫字，其話沒頭。觀此語脈，自前章『縮』『不縮』來。」（《朱子語類》卷52）朱熹的意思很明白：從文勢上看，「以直」因其「以」字與上文「至」字不相類，故無法串合於「至大至剛」，但可與下文四字相綴連；從語脈上看，「直」字與上下文中「自反而縮」、「配義與道」的「縮」、「義」相通相應，是「說用工處」而非「言氣體」，故應與言養氣工夫的「養」字相聯屬，否則，不惟「直」字與上下文意失去照應，而且「養」字懸空而出，顯得突兀無端。朱熹如此句讀、解析，當可信據。清人周亮工《書影》謂此屬於「句讀改正當從者」。
比較互證，以類而推。朱熹有言：「《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朱子語類》卷118）又云：「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朱子語類》卷11）；「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晦庵集》卷59）且看其解經實例。《禮記·曲禮上》：「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對前二句，朱熹論曰：「取於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晦庵集》卷50）依朱熹此論看去，欲求《禮記》此二句之義，先須弄清其中「取於人」「取人」的語法結構；其結構分別與《孟子·滕文公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中的「治於人」「食於人」、「治人」「食人」類同，而《孟子》「治於人」「食於人」顯為被動結構，「治人」「食人」顯為動賓結構，故舉此類而推之，知《禮記》「取於人」「取人」亦各如之。明乎此，句意則是：禮，聽說是被人取以為法，沒聽說是引取他人來學。
稽考文獻資料。朱熹曾盛讚何叔京治經為學能「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而他也是這樣，解經能博資群書，稽考相關資料以通訓詁。其所稽考的資料主要有：1.辭書訓釋材料。如《論語·鄉黨》：「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其中「侃侃」「誾誾」，古注分別釋為「和樂之貌」、「中正之貌」。朱熹查考辭書，乃采《說文》之訓以為註：「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2.古今註疏資料。朱熹撰《四書集注》，曾於古今註疏旁搜博採，「自漢以下至於兩宋凡得五十多家。單就《論語集注》言，亦得三十餘家。訓詁多用《注》《疏》」（錢穆《朱子新學案》）。3.典籍正文材料。如《論語·鄉黨》：「過位，色勃如也。」朱熹註：「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寧立之處。」朱熹述其作注之理由：「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朱子語類》卷38）可見，朱熹通過鉤考《史記·商君列傳》中「秦王一旦」云云，明乎「古者朝會，君臣皆立」的典制，才對「位」字作出了如此精確的注釋。
據義理以辨文義。《大學》中「格物」一語的解詁，在宋代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問題。時人有以「接物」訓之者，朱熹則不以為然。他從認識論上辨析義理，認為《大學》所言「格物」是強調窮究事物之理而至其極，以獲致一種深刻而全面的認識，遂據以認定訓「格物」為「接物」實有未安，其病在「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晦庵集》卷44），當訓之為窮盡事物之理。
以上對朱熹解經通訓詁的情況，作了舉例性的簡述，可見宋儒於訓詁亦頗措意，且不乏其善。由此，我們覺得清人俞樾的看法較平允：「世謂漢儒專攻訓詁，宋儒偏主義理，此猶影響之談、門戶之見。其實漢儒於義理亦有精勝之處，宋儒於訓詁未必一無可取也。」（作者：曹海東，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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