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原標題：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如今的深圳河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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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北）為深圳，右（南）為香港

在充滿禁忌與敏感點的當今中國，陳秉安的《大逃港》一書能在大陸順利出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讀完這本書，你就會明白，什麼是「你所想像不到的痛苦，你所想像不到的無助」。如果沒有這本書，歷史就會留下一頁空白。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大陸居民，無法忍受飢餓和貧困，以及歷次運動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的威脅下，冒著生命危險，強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間從未停止。

1962年，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體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銀瀉地」冠之。

有人逃港成功後很快就給家裡寄錢了，旁人見了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

在這場「大逃亡」中出現了一幕幕感人的畫面：

本視頻記錄1962年「大逃港」的景象：香港市民湧上街頭，將手中準備好的衣物，食品等紛紛投向需要援助甚至一些可能等待被遣返的大陸同胞。畫面非常感人。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與內地的大饑荒不無關係。

珠三角一帶，民眾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大陸。

大陸出於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於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

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另外，其時恰逢香港經濟起飛之際，為了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短缺問題，港英當局開始實施新身份證申請政策（俗稱「抵壘政策」）。

新政策規定，凡成功抵達市區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發給香港身份證，這實際上相當於變相地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對於非法入境者來說無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長逃港風潮愈演愈烈。

1950年至1970年，20年間約125萬人逃港，以後每年逃港人數萬餘。無數逃港者喪命於深圳河邊，鐵絲網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饑荒期間，逃港達到高潮。

鑒於饑荒蔓延的現實，1962年5月5日，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下令，撤除崗哨，放開邊境，讓大陸饑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關閉邊卡，半個多月時間，約30萬人赴港。

入港者，風起雲湧，扶老攜幼，奔向求生之路。邊卡關閉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邊防鐵絲網

當時大陸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法律諮詢微信bestfch001。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涂上和山裡。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彙報提綱》里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電影《逃港者》中游泳偷渡的年輕人

寶安縣決心「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村」。每天來這裡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

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打蛇》是香港導演牟敦芾拍攝的關於大陸逃港的影片，講述了大陸民眾偷渡香港慘遭蛇頭控制的悲慘命運。

1962年，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受上級委派，來到深圳。他想搞清楚，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個當時負責接待這個記者的當地官員向陳秉安回憶，他為這個記者辦理了一張過境耕作證，派一位會粵語的公安科長陪同，隨著逃港的群眾，前往香港九龍。

當時，內地對香港進行醜化宣傳。官方發過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其中是這樣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會橫行

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販毒基地

四、香港自殺者是世界上有數的……

但這個記者在香港看到的，並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對方哭著說：「我們也是黨員啊，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可我們實在沒辦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並非像宣傳的那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的生活，比內地高出了許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在內地還吃不飽飯的時候，香港居民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

上世紀香港街頭

回到深圳後，這個記者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閉門不出。他先後寫了4篇內參，把自己看到和認識到的情況向中央報告，希望執政者能從大逃亡中「吸取教訓，反思歷史，調整政策」。

半年以後，原本鐵板一塊的政策，開始有所鬆動。據說，有國家領導人指示，對逃港者放寬不究，並且禁止邊防部隊向逃港者開槍。與此同時，內地開始通過香港購買糧食，饑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被抓住遣返的的逃港男孩

30萬饑民逃港，彈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

港英當局只得採用「隨抓隨遣」的辦法，出動大批軍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對。同是中華人，血濃於水，香港市民對沿街乞討的大陸饑民，非常同情，從慷慨施捨，發展到組織起來，救濟災民，對抗軍警抓捕。

有送衣送糧的，有把饑民藏到自己家裡的，有為饑民介紹打工的，急饑民之所急！

香港市民援助逃港客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區，有一座山叫華山，當時尚未開發，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時當酷暑，華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轉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結有上萬人。

他們衣衫襤褸，躲在灌木叢林中，飢餓難耐，孩子們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兒喚女，響徹山野，甚是凄厲！

香港市民成群結隊，送水送餅乾食品，送衣送葯，有的開車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區。華山上，處處是扶危濟困的感人場景，幾乎所有香港報紙電台的記者，都沖向華山搶新聞，香港沸騰了！

趕來抓捕的港英軍警，也為之動容！

逃港者

在香港市區，不少歌舞廳都自動關門，停止娛樂。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饑民，有的坐在收音機和電視機旁，關心著大陸逃港者的命運，人們被一種強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

逃港者居住的民貧窟

港英當局設立了收容營，當遣返逃港者的車隊開出時，警方驚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聲向車隊壓來！

逃港者在香港居民幫助下跳車逃離

「你們不能走！」「你們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裡拿著麵包餅乾，呼喊不停，香港震動了，比杜甫筆下的咸陽橋「哭聲直上干雲霄」的場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萬的香港市民，跳到馬路當中，躺在高溫的路面，擋住了汽車。

「跳車呀！」「逃跑呀！」市民向著車上呼喊並指引逃跑路徑，許多逃港者紛紛跳車逃跑！

駐港英軍士兵押送遣返大陸逃港者

在香港市民的強大輿論壓力下，港英當局認識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辦法，終於著手為逃港民眾建設安置區。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構建板屋，安置住所；蓋起一棟棟「徙置大樓」，水電廚房衛生間齊全，相當於現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僅14元。

免費供應膳食，有魚有肉。引進加工工業，大力發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決了逃港者的就業問題，也促進了香港經濟的發展。

但香港畢竟是彈丸之地，安置數十萬饑民有困難。當時的台灣政府佔據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美國總統肯尼迪出面關照此事，認為台灣有責任安置饑民，並號召世界各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應儘可能多地接受移民。

台灣民眾和香港同胞一樣，非常同情大陸饑民，早就作好了救助準備，成立了「救濟大陸災胞總會」，募集資金和糧食衣物。

台灣當局撥大米一千噸捐贈。根據自願原則，逃港饑民自由選擇去處。

1962年7月，台灣政府多次派出輪船赴港接納大陸饑民，每人發給救濟金70港元，贈送服裝一套。移民台灣者數萬人，多數安置於地廣人稀的屏東縣，開辦農場。台北郊區的「興學農場」主溫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並解決他們的就業及子女的教育問題。

逃港者在難民營吃飯

美國民間「救濟中國難民總會」主席陳香梅女士，攜巨款飛來香港與港府商討安置辦法，並趕赴華山與逃港饑民直接接觸，徵求意見。

大陸逃港饑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灣，小部分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牙買加等國。

與彼端大逃港相對應的歲月，香港正值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逃港之後成功「抵壘」的人們，陷入與往昔截然不同的拚命勞作的節奏，說他們撐起了香港的繁榮，毫不過分。

逃港的名人，文藝圈的有：陳小春（山雞）、羅文（83射鵰主唱）、倪匡（武俠小說家）、「金牌編劇」梁立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等等。金利來集團的創始人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有人做過粗略統計，現今的香港富豪，有一半是當年逃港過來的。

從躲藏的山林里被搜捕的逃港者

在30年後的今天，「逃港」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讓陳秉安感到不安的是，這段歷史卻逐漸被人們遺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故事。

據陳秉安透露，深圳市有關方面對這部作品也甚為重視。在特區成立30周年的時候，在許多當地官員眼中，這部作品被視為對這座城市的一種「獻禮」。

曾有人問他：「你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份在許多人看來不太友好的禮物？」

「獻禮，並非只有歌頌一種方式。有時候，真實才是最重要的。」陳秉安這樣闡述道，「大逃港，無疑是歷史的大悲劇，但同時，它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如果不寫下它，這個城市將永遠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自己的根究竟在哪裡。」

如今，從陳秉安家中的陽台望去，蛇口深圳灣，這個原本荒涼偏僻的逃港之處，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機與挖掘機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

這裡正在興建一處海濱公園，周邊許多樓盤的價格也水漲船高。購買者中，有許多香港人。

但歷史依然會頑強地留下自己的印記。在這處工地里，時常會挖出一些逃港死難者的遺骨。

不久前的一天，一個朋友告訴陳秉安，他們在灘涂中挖出了兩具逃港者的遺體。

從屍骨的大小形態上判斷，應該是一對男女，他們的手腕，用繩子緊緊地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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