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之十九：《那一代人的友情》作者——陳寶辰

原標題：轉載之十九：《那一代人的友情》作者——陳寶辰

前言 去年上半年，我 五十年前在師大附中工作時的學生，邀請陳寶辰夫婦和我夫婦一起聚一聚。我博客中「隨筆」欄目里有一篇名為《聚會》的文章，記述了那次我們聚會時的情景。今天上午，我的那位學生要陪同這位陳寶辰老師來我家看望我。陳老師是一位蘇聯文學評論家。五十多年前，陳寶辰老師就是我在附中時的同事，要好的朋友。後來，我們先後調回師大，她在外語系，我在教育科學研究所，我們又是同事，仍舊是要好的朋友。這是陳老師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一篇回憶錄。 =============================================

《那一代人的友情》 陳寶辰《經濟觀察報》2018年3月12日

一

我的外祖父叫王宜青，留學日本學醫，後又到德國攻讀細菌學。學成回國後，在北京、天津從事醫務工作，並在國民黨政府做過防疫工作，後自己掛牌行醫。

在天津時期，王宜青的長子王國華在南開學堂上學，和周恩來是同班同學。長女王棣華在天津女子師範上學，和鄧穎超是同班同學。次女王同華（即我的母親）也在天津女子師範上學，低於鄧穎超、王棣華的班次，但互相很熟悉。1918-1919　年時，我母親王同華和周恩來、鄧穎超一起積极參加了「五四」運動，故他們交往甚密。

在鄧穎超保存的影集中，有一張她和當時同學們的照片，這張照片的原版本來是我母親保存的（1959　年我和我母親去拜訪周、鄧夫婦時，我母親提到有這張照片，鄧要求寄給她複印後再寄回原照片，我母親寄給了她，但原照卻始終未寄還給我們。文革後，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登載了這張照片,　後又在網上發現了這張照片，才趕緊下載下來）。後因周恩來留學法國，他們之間也逐漸斷了信息。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大姨把我們接到大後方重慶。也就是從1938　年開始，我大姨和我母親與周、鄧又有了來往，他們曾一起去沙坪壩南開中學看望校長張伯苓，並在津南村前留影（此照片由南開中學校史館收藏）。抗戰勝利後,　周、鄧去了南京，他們之間的聯繫就又中斷了了。1956　年，我的妹妹陳保英在公安部工作，曾遵母命去看望過他們，但沒見到周，只見到了鄧。

二

1957　年春節後，周恩來總理訪問亞非各國，回國路過重慶，在重慶逗留幾天。我當時在重慶市話劇團工作，2月9日，我和團里的一些同志參加為總理舉辦的跳舞晚會，周總理喜歡和大家聊家常，當他問到我家情況時，知道了我母親就是王同華，頓時十分興奮,把我拉到李富春、李先念、賀龍、李井泉、任白戈等領導同志面前,激動地說：「她媽媽是王同華，和我及鄧大姐在天津一起參加『五四』運動……」隨即轉身對我說：「明天我要到你家看你媽媽去……」其他領導們馬上表示不贊同，我也嚇著了，連說：「讓我媽媽來看您吧,讓我媽媽來……」我當時感覺很意外，但總理的確不像是客氣，是真誠的，這一刻似乎忘了自己是一國總理，而是像普通人一樣，一副著急要去看望一位老朋友的神態。但任白戈市長仍是反對，其他領導也還是不同意。我記得當時總理真的有點發火了。他說：「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就不能去看一下老朋友了？……」

他一直問我，為什麼解放後不去找他,家裡怎樣，父母身體怎樣，還說到我有個妹妹叫陳保英等等，完全是長輩對老友和他們的子女的態度……我這才逐漸放鬆了下來。後來任市長和其他領導商量後，把我叫到一旁說第二天派車接我，再一起去接周總理，然後去我家看我母親，還特別囑咐我要保密,對我母親和任何人都不許說。這個決定完全出乎我意外，我當時整個人都處於蒙的狀態，真有點不知所措了。

第二天一早，市委派車到重慶市話劇團把我接到西南局招待所，這是周總理和其他領導的下榻之處，他們正圍著一張大圓桌吃早飯。我在一旁等他們吃完飯，然後和總理以及一位便衣警衛秘書一起坐上汽車向我家駛去。我家住在重慶市長江岸邊的解放東路望龍門對面的字中和巷裡的一個大雜院中，院里兩幢二層樓房相對，住有幾十戶人家。我們進大門時，我母親正在大門旁公用的大廚房裡做飯。我對她說：「有客人來看你了。」我母親說：「先帶到屋裡坐吧。」我領總理和警衛秘書到我家屋裡落座。我們家也就兩間小房間，總共30來平米。總理他們坐在前屋，後面一間是我半身不遂的父親躺在床上。不一會兒，我母親走進屋來，才見到是總理來了，這才高興地揚手打招呼，叫到：「啊，是翔宇……」馬上手又落下，不好意思地說：「哦，總理……請坐！」總理見狀，頭向後揚哈哈大笑起來。總理先是親切地問了我父親的身體情況，然後他們就高興地談了起來。聊起他們的過去，兩人都像有說不完的話。到快吃午飯時，總理說他請客，想到過去在重慶時常去的豆花飯莊吃回鍋肉，並問我大姨王棣華在什麼地方住，如果方便也請他們夫婦一起來吃飯。

我和我母親隨總理和他的警衛秘書一起坐車到了那個小飯館，樓下有兩張圓桌。我們上了樓,　樓梯搖搖晃晃，樓上也只擺了兩張圓桌就無空地了。一張圓桌已有三位客人在吃飯，我們佔了另一張。總理背對吃飯的客人坐下，和我們說說笑笑，不久大姨夫婦也到了。總理一邊點菜，一邊又和大家聊起家常。過了一會，一位吃飯的客人走到總理身邊，小心地問：您是總理嗎？總理笑著說：「是啊，你們下去了不要亂說。」那三人高興地和總理握了手就下樓去了。飯後，司機分別送我母親和大姨夫婦回家,　我和總理及警衛秘書坐車回觀音岩重慶市話劇團。

那天我們團正在演《日出》的日場，總理堅持要看演出。車停在觀音岩到市話劇團的路口，要爬不少坡才能到劇團。總理翻起他的呢大衣領子，壓低帽沿，和我們倆一起步行上坡。在路上，我向總理提起我們團長張鶯過去是孩子劇團的。沒想到，一提到張鶯，總理居然連說，記得，記得。到了團里，演出還未開始，我領他們到辦公室。那時的辦公室非常簡陋，兩張辦公桌，兩個文件櫃，幾把木椅子。我搬了把椅子讓總理坐下，轉身馬上去告訴張鶯團長總理要見她。張鶯進來後，撲在總理身前，跪在了地上，兩手扶著總理的腿哭了起來。總理仍然那樣昂頭哈哈笑著與張鶯握手。不記得他們說了些什麼了,只是張鶯那孩子般的狀態卻讓我久久難忘……總理提出想看看大家居住的狀況，我們就陪他在團里到處走走。看到我們新蓋起不久的紅宿舍樓，他說比北京人藝的宿舍樓強多了。開演後不久，他從化妝間下到觀眾席，彎身靜靜地走到座位前坐下。那次他因事提前離開，只看了兩幕。2月11日又來看了後兩幕,　看完後和全體演職員座談、合影。

三

1958年，組織批准我作為調干生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繫上學。上學的事我沒有告訴周總理。1959年，我母親來北京看我，打電話給總理辦公室，想去拜訪總理夫婦。我與母親於1959年6月21日到中南海西花廳拜訪了總理夫婦，他們留我們吃午飯，一直和母親高興地交談，談的都是過去的事，當問及我大舅王國華為什麼不回國時，總理說，讓他回來吧，會有工作的。我母親說，已經聯繫不上了。後又分別問及我二舅王元華、三舅王祥華怎麼樣。鄧穎超問及我母親的健康情況,　母親說，檢查出了卵巢有囊腫，要做手術。鄧頻頻提到一定要做手術，臨走前給我母親200元做手術費，還給了一些衣料、手提包及一張兩人簽名的合影，但合影在文革中失落了。那次還見到周的侄兒周爾均夫婦，我們一起在西花廳外合影。在我的記憶力，這次見面感到周鄧二人十分親切。他們真是不忘舊交，從此他們在我心中就是我母親的老朋友，叫他們周伯伯、鄧阿姨，我一點也不感到拘束了。

這以後就是三年困難時期。我1963年大學畢業前，都曾去過西花廳，都是周伯伯辦公室打電話找我去。見面後，一般都是問我父母情況，有什麼困難；問我學校的情況；我看到了什麼；有什麼想法等等。我因為覺得他們是長輩，所以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絕不隱瞞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他們從來也不斥責我。比如三年困難時期，周伯伯問我父母生活狀況，我坦率地說，他們糧食不夠，上面發一種樹根磨的紅粉吃得解不出大便。他問我社會治安狀況怎樣，我說，聽我母親說街上有人搶東西，我母親剛買兩個包子，有人就從她手上搶走了等等。我說，聽人講四川鄉下有餓死人的事，他怪我為什麼不早告訴他。我說我母親不讓我告訴你。周說，他們總是有些補助,可以分些給我父母。之後，聽我母親說，他們派人給我父母送了些豆面、白糖等東西。那時我們在學校吃野菜粥，我因為飢餓浮腫，他們看到我那個樣子，非要我去看大夫，非要我把藥方寄給他們。後來我看了中醫，真把藥方給他們寄去了。在一個星期日，他們真的派人把葯送到我宿舍里，我心中真是十分感激。

1963年我大學畢業前，周伯伯辦公室打電話到學校辦公室找我,正好星期天我不在學校，結果沒找到我。我回來後，系黨委找到我說,讓我星期一別上課了,　周總理要我去他那裡。星期一上午，我去了,他正在等我。他說,他要給63屆全北京大學畢業生作報告，要聽聽我了解的大學畢業生的狀況，給他提供些信息。我完全沒有顧忌,盡我所能，就我當時看問題的水平說出我對各方面的看法並提出問題……他非常耐心仔細地聽著，並在某些問題上給我糾正和指點,　讓我暢所欲言，我感到特別親切。開國以後,他每年都為應屆大學畢業生作報告。1963年他在人民大會堂為應屆大學畢業生作的報告是他最後一次。

四

讓我最難忘懷的是我和我妹妹陳保平1965年和周伯伯見面的情景。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那時我在北師大附中任教。

大約是1965年初秋，我妹妹陳保平從重慶來北京出差，住在附中我的宿舍里。她說,母親讓我們去看看周伯伯夫婦。我打電話後，鄧阿姨回電話說，西花廳在大裝修，他們搬到香山暫住,去那裡很不方便，這次就見不著了，並很是關心地問了我父母的情況。但第二天，總理辦公室又打來電話找我，說總理想見我們姐妹倆，讓馬上去。正好我沒課,到宿舍找到保平，就立即來到西花廳。見西花廳真的在裝修,傢具全搬空了，門口有三張椅子,　總理坐在中間，兩旁留給我和保平。他問了問我們家中的情況及我們工作單位的情況，那時正是批《海瑞罷官》及《三家村》的時候，學校里亂鬨哄的，我們也如實的反映了情況，他突然問：「你們會打乒乓球嗎?」我們說，會打一些。於是他要我們陪他打乒乓球,領我們到他正房旁的一間放著一張乒乓球台的房間,我們兩人和他對打起來,也不知禮讓,亂打亂抽,他卻很高興,正在興頭上。一位秘書夾著公文包進來說：總理，該開會去了。他很遺憾地放下拍子，我們一起走出來,　到廳門口的台階上，周伯伯站住突然說：「咱們唱個歌吧！你們會唱紅梅贊嗎？」我們說：「會」，他就起了個調,一隻手打拍子帶頭唱了起來，唱的很起勁。但我看到站在身後的秘書焦急地催著：「該開會了。汽車正在院中等著。」唱完一段，我說，周伯伯，您該開會去了吧。他無奈地停下說：「陪你們玩不成了,好，下次吧。」我們送他上了汽車，他向我們揮揮手。等車開走後,我們也走了出來。

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次分別就成了我們和他們的永別了。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留在我心中的形象，不是什麼國家的領導人，而是我母親非常熟悉要好的老朋友，是我們的長輩，一位親切而平和的長者。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8　年，我母親由重慶來北京，大約在夏季，她和韓權華(衛立煌夫人)等人一起去看望過鄧穎超同志。1982年我母親去世。這是她最後一次與鄧穎超同志相聚。

（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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