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看不見的「對手」：隱性偏見
原標題：新聞業看不見的「對手」：隱性偏見
來源：nieman.harvard.edu
作者：Issac J. Bailey
編譯：Lucy（實習生）負暄
編輯：羅布君
圖源：視覺中國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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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清潔產品的廣告中總是女性洗衣服、做家務？提到販毒或持槍，人們總是先想到黑人？這種簡單因果聯繫、貼標籤式的分類，在生活中很常見。學術界將這種無意識的偏見判斷和社會行為，命名為隱性偏見（implicit bias）。
新聞業中也存在著隱性偏見。例如在政治報道中，人們更關注女性參政者的性格而非能力；記者在採訪時，採用的信源多是白人男性；編輯部成員結構缺乏多樣性。這些現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新聞報道的客觀性。
艾薩克·J·貝利（Issac J. Bailey）
艾薩克·J·貝利（Issac J. Bailey）是美國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默特爾比奇（Myrtle Beach）The Sun News的前資深記者，也曾是尼曼實驗室（Nieman Lab）的一員。他是一名黑人，曾因自己的種族備受歧視。長大後，他自言 「雖然拿到了大學學位證書，並因為寫作和思考能力得到認可」，但是情況並沒有好轉。貝利說，在他所從事的新聞行業，「隱性偏見」無處不在。
貝利對新聞業中的「隱性偏見」相關問題進行思考並撰寫了文章，傳媒研究（xjbcmyj）摘選部分內容進行了編譯。
「隱性偏見」是什麼
我從事新聞工作已有20年，這是一個缺乏多樣性的行業——很少有像我這樣的人，很少有人能理解我所面臨的挑戰。
是的，我是一個黑人。我在種族主義盛行的美國南部長大。
我很早就意識到隱性偏見的概念，早在我知道研究人員發明了這個術語並試圖量化它之前。
隱性偏見指的是一種自發的或者無意識的偏見判斷和社會行為。這不是惡意的，但可能會影響個人和團體。
舉個例子，美國交響樂團的海選便受到了隱性偏見的影響。到20世紀70年代，交響樂團才只有5%的女性，即使那些面試官堅信他們只是基於演出質量選擇成員。隨後，大多數大型樂團開始進行一種被稱為「盲選」（blind）的海選。在這種海選中，來面試的演奏者在屏幕後試音，評審團只能評判正在演奏的音樂，而不會無意中受到面試者性別的影響。
國外某音樂選秀節目中，便採用了「盲選」的機制，選手在簾幕之後歌唱。
根據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和塞西莉亞?勞斯(Cecilia Rouse)的《「盲選」對女性音樂演奏者的影響》，「在海選過程中，將候選人隱藏在屏幕後面，會使女性音樂演奏者晉級下一輪的可能性提高11個百分點。在最後一輪的競選中，『盲選』使女性音樂演奏者被選中的可能性增加了30%。」
新聞行業中，也存在隱性偏見。
研究顯示，女性參政人在新聞報道中會有受到差別對待，（傳媒研究曾編譯相關文章《詞語也有性別指向？政治新聞中微妙的形容詞》）而犯罪與黑人和穆斯林聯繫過於緊密。而媒體卻認為他們對每個群體都公平。《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上的一篇論文中寫道，在美國參議院和州長競選中，對於女性候選人，人們往往更關注她們的性格特徵，而不是其他方面。
2016年10月9日，美國聖路易斯，美國大選第二場電視辯論舉行，特朗普聆聽希拉里回答觀眾提問。
「隱性偏見」如何影響報道
隱性偏見對新聞業的影響不容小覷。
致力於消除隱性偏見可能會幫助新聞行業改變，讓媒體人更準確地描繪出一個日益多樣化的世界，它可能會提高用戶的參與度，讓他們增加對媒體的信任、增強認同感。克服隱性偏見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新聞編輯部因內部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分歧。
對新聞人來說，隱性偏見可能會讓我們的知識和視角存在缺陷，這種缺陷也許會影響我們的工作。
比如《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關於2017年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Wimbledon tennis championships)的一條推特消息稱:「有些不是白色的！在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上，一名選手未通過賽前內衣檢查。」（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保留著一項傳統規定，要求球員穿著純白色運動服）但這條推特配了一張維納斯·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的照片。
讀者們可以把這條推特理解為對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純白色服裝政策的調侃。大威廉姆斯在參加一場賽事時，曾穿戴粉紅色運動內衣，不符全白服裝規定。這可能是選擇她的照片為推特配圖的原因，但更好的選擇應該是使用白人球員照片，或者是換一種措辭。
許多讀者認為這條推特是對大威廉姆斯膚色的一種抨擊。發文記者也許本意上認為，在黑人球員的照片上寫「有些東西不是白色的」與種族歧視無關。
這就是隱性偏見的作用。雖然它不是惡意的，但無法讓別人對現實視而不見。對於維納斯·威廉姆斯的許多粉絲來說，種族的重要性是無法忽視的。之後，《華爾街日報》在發文不到一個小時里刪除了這一條推特，並為此道歉。
一個記者如果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知識盲區，就會無意中曲解報道。不了解這個國家的種族歷史，即使是最好的記者也可能採用會導致種族成見的方式來報道少數群體。
為消除「隱性偏見」支招
「隱性偏見在幾年前就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真的讓新聞機構更加熱情，使其報道儘可能準確。」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地區KQED的資深矽谷編輯托尼亞?莫斯利(Tonya Mosley)說，「我們不認為『隱性偏見訓練』提供了一些神乎其神的解決方案，但討論我們的工作如何受到影響是有價值的。」
托尼亞?莫斯利(右)曾和她的夥伴舉辦一系列研討會。
莫斯利和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奈特基金會（Knight）的成員傑妮·德斯蒙德-哈里斯(Jenee Desmond-Harris)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旨在幫助記者思考他們的工作。記者被要求對他們的成長經歷進行回顧，思考「他們與別人的互動行為、他們的世界觀是如何影響新聞工作方式的」。莫斯利說：「通常，記者們只想暢所欲言地談論他們面臨的挑戰。這向我們表明，對新聞工作的客觀性原則進行討論是有必要的。」
研討會關於性騷擾和文化素質的培訓都不是簡單的解決辦法。最有效的方法是自我審查——客觀地審視自己的作品。是否所有的信源都是白人男性？你的作品中是否缺少非主流群體的聲音？如果是這樣，反思一下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除了主流的聲音外，沒有其他可信的聲音嗎？還是說你的信源列表中全是主流人群，並且他們也經常介紹其他符合主流價值的人，在你的報道中發聲？
有時，一篇特定新聞報道中最佳的發聲者是白人直男。不過，自我審查會迫使記者停下來想一想，重新思考自己是如何構建自己的信源名單的，日常工作中又如何使用這些信源。
我們或許能多打幾個電話找到一些非主流信源，與他們交談、核實，讓他們發聲。這樣會讓你的報道更加有深度。如果把隱性偏見比作是大腦的條件性反射，那麼自我審查則是記者們的主動思考。
記者可以利用這種周期性的評估來判斷他們是否依賴特定種類的信源，忽視其他類型的信源。
「個人、公司或組織要通過日常的實踐來真正實現文化上的轉變。我們詳細地討論了記者們如何創建一個工具包，每天如何使用這些工具，」莫斯利說，「我們要求記者深入思考和審視自己的成長環境、人際網路和世界觀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新聞工作的。」
虛擬現實（VR）技術也許能成為消除隱性偏見的辦法之一，該技術能允許人們體驗一些原本不可能的事情，比如體驗生活在另一個人身體里的感覺。正如《紐約客》(New Yorker)的約書亞?羅斯曼(Joshua Rothman)所報道的那樣，研究人員發現，居住在一個新的虛擬身體中會產生有意義的心理變化。
在一項研究中，參加實驗的白人花大約10分鐘的時間利用VR技術體驗成為黑人的感覺，並學習太極。體驗過後，他們進行了旨在揭示無意識種族偏見的測試，分數發生了顯著變化。
「這種體驗見效非常快，效果也很持久。」一位研究者告訴羅斯曼。一周後，研究人員發現參加實驗的白人對種族主義的偏見仍然比參加實驗前低。
雖然虛擬現實技術和各種培訓展現出了良好的前景，但對於消除新聞報道中的隱性偏見，仍然沒有確定的解決方案。但是有幾個渠道可以降低隱性偏見對新聞工作的影響。
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的法學教授亞當?本福拉多(Adam Benforado)認為，以下三種辦法可以帶來實質性的改變：刪除簡歷中的種族標識，採用盲選招聘，停止利用人際關係和口頭推薦來招聘員工——這種做法招聘到的員工同質性太強。
本福拉多說:「讓新聞編輯部變得更加多樣化是非常非常關鍵的。我們都會產生偏見，但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偏見。你不希望每個人的觀點都相同。最終，你要讓人來參加面試。因此想辦法集中精力關注你想要的指標，少關注那些無關緊要的指標。」
招聘改革只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編輯部的內部規程也必須改變。新聞編輯部應該開始收集有關其報道決策的數據，包括追蹤某一特定領域的新聞報道數量，這些新聞報道中經常出現的信源，並對其進行研究。
本福拉多說:「如果你是一個團隊的一員，讓一個外部的人來檢查它，去掉種族因素，尋找問題所在。在採訪白人和黑人時，同一名記者提問的方式可能不同，但他們會認為自己問的是同一個問題。有多少報道是關於白人富人的?有多少是關於黑人中的窮人?這會告訴你偏見是存在的，無論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
媒體如何應對「隱性偏見」
我們可能無法準確解釋隱性偏見是如何影響一個人的一生的，但這類測試不僅可以迫使新聞編輯部重新思考，還可以採取對策降低隱性偏見的可能性。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要求對所有人力資源經理進行隱性偏見培訓，這些培訓必須在經理進行面試前完成。此培訓已經向非人力經理開放，數百人自願學習了它。
該報編輯馬克?萊西（Marc Lacey）發現這個培訓很有幫助。「它會提醒你質疑自己的假設，不要以為你對某件事的第一判斷是正確的。除了你自己的觀點，還有其他觀點。所有這些提醒對優秀記者來說都是有益的。我們每個人也都需要培養減少偏見的能力。」
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也在處理這個問題。 由Shereen Marisol Meraji和Gene Demby主持的播客「Code Switch」試圖應對種族問題中的盲點。 NPR並沒有要求記者進行隱性偏見測試，但去年它的人力資源部門為一些專題討論會引入了隱性偏見的培訓師。
NPR副總裁基思?伍茲(Keith Woods) 負責新聞編輯部培訓，他希望今年能開展更多活動。新員工參加每月舉行的培訓研討會，在會上，他們被要求談論有關種族問題的報道。
NPR總部大樓
伍茲注意到，白人記者和有色人種記者在對待NPR組織的一系列培訓活動的態度不同，這種分歧也並非NPR獨有。這一現象出現在2016年的選舉期間，當時許多有色人種記者被白人記者認同的有關「經濟焦慮」（economic angst）的報道所激怒，這些報道解釋了藍領白人選民為何選擇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白人記者沒有過多地追問這個問題。有色人種記者常常對什麼能報道，什麼不能報道，以及用什麼方式報道有所感。」
我們還能通過其他各種途徑解決這些問題。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埃德?楊(Ed Yong)在他的文章中通過自我審查的方式，驚訝地發現，2016年他寫的新聞報道中有35%的報道沒有女性信源，而超過75%的報道都使用了男性信源。他的同事發現也發現自己採訪的信源中，女性比例不足15%。
為了平衡男女信源，楊花了很多精力，在每篇報道上都增加了約15分鐘的工作量。他採取了一系列教記者如何豐富信源類型的建議。這些努力，能夠豐富報道的內容，更好地展現複雜的現實世界，同時也能防止隱性偏見的產生。
《大西洋月刊》封面
為了盡量消除盲點，《華盛頓觀察報》(Washington Examiner)的評論主編蒂姆·卡尼(Tim Carney)說，他們部門的記者會圍坐在一張桌子前討論問題。他的員工包括兩名移民，一名巴基斯坦穆斯林，以及「美國中西部人、東北部人、農村人、城市人、千禧一代（millennials）、x世代（Gen X-ers）」的「混血兒」。「最傷腦筋的就是種族和性別問題，我們聽取每個人關於這些問題不同的想法，這樣更具有多樣性，也更能形成共識。」
卡尼說，他將考慮對《華盛頓觀察報》的評論部進行隱性偏見培訓。他深知一個人的經歷很重要，記者能夠客觀地進行報道也很重要。
「隱性偏見」不是推卸責任的借口
但我們不應該忽視對隱性偏見測試和培訓的質疑聲音。質疑者奧利維亞?戈德希爾(Olivia Goldhill)表示：「『隱性偏見』這個說法能讓我們推卸責任。我們不會因為對種族主義無意識的偏見而感到羞愧或對這種偏見負責。」
她在12月份在Quartz網的文章中寫道：對隱性偏見的寬容成為了各種歧視行為的借口。如果隱性偏見是一隻替罪羊，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社會仍然存在著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
戈德希爾引用了近期的一份整合分析（meta-analysis）報告，該分析進行了492項研究，發現隱性偏見的測量結果可能發生變化，但這些變化並不一定轉化為行為的變化。
這仍然是戈德希爾對隱性偏見測試的主要擔憂之一，她甚至試圖明確哪些結果是由隱性偏見引起的，哪些不是。「記者應該關注行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我不會輕易地將任何行為稱為『隱性偏見』。」她說道，「我不認為有種族偏見的警察槍殺黑人，或者管理層職位缺乏女性的現象可以歸因於隱性偏見。」
歸根結底，在戈德希爾看來，「如果你的行為帶有偏見，那麼你就應該對此負責，」她說，「太多人利用無意識偏見這一借口來推卸責任，而真正應該為偏見負責的是他們自己。」
沒有哪家聲譽卓越的新聞機構可以忽視那些影響它們報道的知識盲區。無論偏見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我們都可以選擇去走出盲區。
關於隱性偏見的辯論的價值在於，這更加清晰地說明了記者可以也必須消除偏見。
大火改變加州，也改變了新聞業：一份來自當地媒體的記者手記
論危險程度，這類記者堪比戰地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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