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為「商戰」鼓與呼，民國年後的鄭觀應為何轉而求神拜佛？

作者：金滿樓

1883年，也就是在中法戰爭爆發的第二年，由於法國威脅要實行海上封鎖，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席捲上海灘，一些外貿企業及錢莊紛紛倒閉。

當時，就連紅極一時的鉅賈胡雪岩也在這次風暴中轟然倒地。

事實上，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倒下的並不止胡雪岩一人，其他如廣東買辦商人徐潤、鄭觀應、唐廷樞等，均受到極大衝擊。

譬如當時李鴻章所辦的上海織布局也發生虧累，官方派出經元善等前來清理局務時，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等行為，而龔壽圖又將牽扯不清的責任推給了前任鄭觀應。

最終，鄭觀應不得不繳出2萬兩了結此案。

而在這時，鄭觀應給老東家太古輪船公司推薦的楊桂軒因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等致使公司損失慘重（據說有十餘萬兩銀子）。

因為鄭觀應是楊桂軒的擔保人而負有連帶責任，結果被太古公司人員扣在香港追索賠款，前後折騰了幾個月，才得以脫身。

按：中法戰爭後，鄭觀應一度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後又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而前往香港租船。

連遭兩次打擊後，鄭觀應深感心力交瘁，其在寫給盛宣懷的信中大發牢騷：

這些年來命運坎坷，事多與願違。在外有上司朋友的譴責，在內有父兄妻子的怨恨，可謂進退維谷，申訴無門。如今我是身敗名裂，實不足為人驅使矣！

事後，正值年富力強的鄭觀應選擇了激流勇退，其退出商界，隱居澳門，以讀書寫作自娛。

在此期間，鄭觀應將他在1880年刊印的《易言》加以補充修訂，這就是後來的《盛世危言》。

在這部書中，鄭觀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其中包括發展工礦頁、工商業、交通業、改革關稅、向西方學習各種制度與文化等。

這一著作，在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時期均引起了重大關注。當然，這是後話了。

1891年，鄭觀應久靜思動，後在盛宣懷舉薦下出任開平煤礦粵局總辦。兩年後，鄭觀應再次被委任招商局幫辦。

李鴻章的這次點將，原因也是招商局的老對手太古、怡和再度使出降價傾銷手段，鄭觀應出馬後又一次達成三方齊價合同，免得各方自相殘殺，得不償失。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次年正月，鄭觀應又兼任粵漢鐵路總董。

1901年李鴻章去世後，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抓入手中，原李派人馬如盛宣懷、鄭觀應等均告出局。

之後，鄭觀應受廣西巡撫王之春的邀請入桂署理左江道。但是，他剛上任不久，即因王之春被革職而連帶去職。

無奈之下，鄭觀應只得重返廣東。1906年，鄭觀應被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但不久又因「守制」去職。

1909年，鄭觀應第三次進入招商局出任董事，並赴商部辦理招商局商辦註冊事宜。

次年，在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踢回老家後，重新復出的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招商局會辦，並委託其整頓局務。

民國以後，年屆七十的鄭觀應以年邁多病為由向招商局提出辭呈，但由於其在商界深孚眾望，1919年招商局股東改選董事時，鄭觀應仍舊當選。

不過，晚年的鄭觀應已經不再負責具體局務而主要以辦教育為主，其先後兼任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及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

1922年5月，鄭觀應病逝於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

鄭觀應別號杞憂生、羅浮待鶴山人等，與其他買辦乃至與他同時期由買辦轉為民族實業家的如唐廷樞、徐潤等人不同的是，鄭觀應深思明義，其觀點體系在《盛世危言》中均有述及，不復贅言。

不過，在民國年後，由於國內形勢日壞，鄭觀應也感到十分悲觀失望，其不再從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改為求仙信道。

如其聲稱的，「名利二字久已看破」；今後「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國之道均不敢再談，當學金人之三緘其口，敬謝親友，覓地潛修」；「由仙佛法力，懾服亂世魔王，消滅各種火器，務使五大洲生民安居樂業」。

這一點，倒是和「三造共和、五任總理」的段祺瑞有些類似了！

從這個角度上說，鄭觀應的悲觀與轉變，大概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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