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憶陳師旭麓先生
整整十年了，總是想寫點文字，紀念我做研究生時的恩師陳旭麓先生。可每次一展紙動筆，先生之容貌即在眼前，種種思緒綿延而至，想了很多，終不能成文。在我的一生中，除了親人外，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老師。而受益最多思念最深的老師有兩位：一位是我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的班主任老師張光明女士，另一位就是陳先生了。
我之所以十年來未能寫出紀念陳先生的文字，是因為一種心理障礙：一方面他對我在學問為人影響很大，我今天若有一點點成績，全因先生的教誨；另一方面我也實在想不出先生對我講過什麼非常偉大的警句可以作為座右銘而終生受用。在我的記憶中，全是一些平淡的小事，沒有什麼大事，先生是一位平易平常可近可親的人。
記得入學後第一次見先生是在華東師大一座學生宿舍樓中的一個房間。先生主持的中國近代史教研室就設在這裡。當時先生請來了同一研究室的顧長聲、黃逸平、何澤福先生。我們這一屆共有兩名學生，即潘振平和我。記得那個房間很小，光線也不好，而先生的一口濃重的湖南話又極為難懂。那一天，我覺得很拘謹。
陳旭麓先生與同事、弟子合影（前排右一為茅海建）
可沒有過多久，情況就不同了。當時因「文化大革命」的緣故，先生與人合住一套房，且無報箱，所訂的報紙及來的郵件只能送到系裡去。於是，我與潘振平輪流，每天給他送報送信。他也每次招呼我們小坐，看看電視，談談天。他出門不多，很願意聽我們講講外面的世界，聽聽青年人的看法，同時他也會談他自己的看法。我一直覺得，我在先生處受益最大者，不是正式的上課，而是這種無明確主題的談話。這些話或關於學術，或關於時事，或關於人情，具體的言詞今天也已不記得了，但總體相加，我理解了先生的思想，了解了先生的為人，也感受先生學問的精深博大。
先生是很會讓學生表達不同意見的。由於年齡和經歷，我與先生對許多事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我一直鼓勵我說出來，鼓勵我與他爭辯。我那時也年輕，得到了這種鼓勵，就毫不拘束，現在想起來，也有點放肆。有一段時間，我是一個希望全盤西化的人，先生對此自有其看法，但他只是說他的，並不要求我修正觀點。在學問上，他也讓學生自行其事，他是做史論的，而我受中山大學幾位老師的影響，對考證有興趣，他便支持我去考證，講了許多考證的意義和方法。
隨著師生交往紛密，我們到先生處也越來越放得開。那時物資供應緊張，上海的香煙是要憑票的，每個月幾包「牡丹」，幾包「前門」，幾包「飛馬」。我當時染上抽煙的惡習，又不敢回家向父母要香煙票，結果只能買差煙，到先生處就去抽他的煙。有時先生不在，就到抽屜里去找，有好的就不肯抽壞的。記得一次先生對我們喊道：「不要都給我抽光了，留一點我好接待客人！」到了過年過節，學生們都去先生家吃飯，他的女兒林林會燒一手好菜，每次都把這位出閣的女兒叫回來給學生們燒菜。我印象最深終生都不會忘記的一件事是，一天我去先生家，推門就聽到林林說：「爸爸，今天的西瓜買得太小了，茅海建來了就不夠吃了！」見到我，一屋子的笑聲。後來，我讀到羅爾綱先生的《師門五年記》，就很能理解羅先生所說的熙熙春陽。
陳先生的教學也有他自己的特點。他很少上課，隔了幾個星期，就把我和潘振平叫到家裡去上課。記得一次他還問我們，多久沒有上課了？當得知已經很長時間時，忙說：「明天來，上課上課。」他上課時也就是一張紙，列上幾個題目。由於我那時對近代史不是很了解，他講的很多人和事，我是一無所知。這當然會影響聽課的效果。但是，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對人物事件的評論。先生的長處是用很精短的話語一下子抓住要害，在平常的史料中看出不平常的意義。當時我們都作了筆記，可惜幾次遷移，現在我的筆記已經找不到了。他對我們看書，也不作硬性的規定，只是泛泛地指定《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籌辦夷務始末》等等，讓我們去讀。他的這種教學，有如放羊。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辛亥革命》
但有一點，他是抓得很緊，那就是要寫。他不像許多人那樣，主張學生多看少寫，恰恰相反，他主張學生多寫。他認為，一個學生一篇論文寫下來，如何找史料，如何概括和分析也就掌握了。對於他的這一點，我後來的體會極深。中國近代史的資料浩如煙海，如果強調打基礎，多看史料，那是一生都看不完的，而學生就學的時間又很有限，最重要的是在老師那兒學會做研究的方法。然研究的方法又多種多樣，對學生說來，是不容易講清楚也講不完的。但指導學生寫出一篇來，個人將會感受到終生的受益。
記得第一個學期快要結束時，我正生病住院。潘振平到醫院來找我，說先生交待，每人在假期中要寫一篇論文，不限題目。當然，一篇論文在一個寒假中是寫不完的，我們又拖了幾個月，先生也不來催。我那時入學未久，正在從頭看起，讀的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和《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於是自選了《鴉片戰爭中英兵力》這一題目，潘振平選的是《徐繼畬與》。當我們將論文交上去時，他看得很仔細，發回時也有很多圈點，高興地說：「看來你們都會寫，我就你了。」這一篇論文，我後來寄給《歷史研究》，在左步青先生的指點下，又作了修改後刊出。從此開始了我對鴉片戰爭的研究興趣。
就在第一篇論文交後不久，先生編《中國近代史辭典》，其中有一條是「講武堂」，便把我找來問此事，我看了《光緒朝新法令》等書，大致地將情況說了一下，可他又讓我寫文章。我說講武堂太多，這文章寫不出來，他便指定寫雲南陸軍講武堂。結果第二個學期結束後，我利用暑假到北京探親的機會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翻了陸軍部檔，又到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看了一些書，回去寫了《雲南陸軍講武堂與辛亥雲南起義》。他看了以後就讓我去參加長沙召開的「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學術討論會」，並將文章推薦給《華東師大學報》發表。而上海人民出版社要編《近代愛國者的故事》，他又讓我們寫此類通俗的文字。從長沙開完會回來，第三學期就要結束。我們又只兩年制，他又把我們找去，布置寫學位論文。
在先生身邊的兩年，寫了三篇論文，一篇讀史札記，二篇通俗文章，加起來將近十萬字。先生的教學方法，表面上看起來是放羊，好像是什麼都不管，可羊卻知道，牧羊人看得很緊的。當時的學術刊物不像今天這麼多，先生就幫助聯繫發表，以增加學生的興趣，增強學生的信心。
想起來我真是幸運，當我走到學術殿堂的大門口時，遇到了這樣的導師。
我入學的時候，陳先生正潛心於他的一個課期：「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當我在招生目錄上看到這個題目時，尚不知其意。入學後，先生上課也就是講這一題目，我們學生很希望他能把這部書儘早地寫出來，可是他太忙了，一直沒有時間。
先生在忙什麼呢？我因在他身邊，可以就近觀察。那時候，應該說先生在學校的事務並不算太多。除了指導研究生外，他並不給本科生上課。這已經是很多年的事了，他那口極為難懂的湖南話，台下的學生肯定聽不懂，就連他到外面參加學術會議，上台講話都需要配翻譯。如果為本科生上課也配上一名翻譯，一堂課下來，又能講多少？除了擔任中國近代研究室主任外，他只擔任了《學報》的副主編，這方面的工作也不算太多，學校和系裡免不了的各種會議，雖是勞神費心，可人人都得參加，也說不出什麼來。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先生的時間相當大的部分都花在其案上一本又一本的別人稿件上。
先生是主張學生多寫的。學生寫十萬字，他就得看十萬字。而且學生的論文又須得仔細，除了主旨、層次、論點、行文，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就連錯別字也一一挑出來。有一次，他還專門給我談我常錯的幾個字的本義。可研究生的數量也有限，我們在校時，先是熊月之、費成康、謝俊美、陳梅龍、潘振平和我，共六人。後來熊月之等四人畢業了，來了劉世龍、馬自毅兩人。學生的論文也是有限的。他案上的永不減少去了又來的一本本書稿，大多不是學生的，也不是同一研究生的其他先生的。我到現在也弄不清楚那些書稿究竟是誰的。
我就學的時候，先生擔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兩套書的主編。一是「中國近代史叢書」，一是《盛宣懷檔案》。後一套書因是史料，對學界很有用處，我們學生沒有說過話。前一套叢書，因是偏向於普及，幾次勸他停下，他卻很認真地說，這類普及性的小書，可以培養作者，是很有意義的。結果一直到我們畢業時都沒有停。而我們親眼看到出版社為了《中國近代史辭典》、《中國近代八十年》、《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想》等書給他一本本地套上主編的頭銜，為此他費了不少力氣，但這些稿子放在桌上也是很容易認出的。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最新版
當時就知道，先生案上眾多我不知其題目和作者的書稿，大多為兩類情況，一是作者請他提意見，請他推薦，請他作序的；一是出版社請他審讀把關的。雖說每一本書都牽涉到一位作者的學術生命，先生也極為負責地為之看稿，但相加起來卻又無情地佔去了先生的學術生命。何澤福先生對我說過，陳先生關於「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的題目，是「文化革命」時期在「牛棚」中最初萌生的。我聽過陳先生講的這門課，雖然當時還弄不太懂，但知其分量，也就參加了逼先生儘早寫出這部書的同盟，經常不客氣地請先生辭去一切，專心寫書。可先生的態度也使人生氣，口頭答應得好好的，做起來依然如故。
我現在也偶而幫人看稿，深知其中的勞苦，因而是能推就推，可先生卻不辭勞苦看了一部又一部的書稿。每一次別人找上門來，送上一部稿子，他都收下。每一次先生都有自己的理由，按照別人規定的時限看完稿子。可寫一部書不是幾個月的事，需要大段完整的時間，先生的時間被割斷了，只能寫一些長長短短的文章。而這些先生晚年的文章，正是其書思想的一些片段，放射出光芒。楊天石先生對我說過，陳先生「文革」前的文章，只是覺得不錯，但還不是讓人很佩服，而「文革」以後的文章非常精彩。「文化大革命」使先生的歷史觀有了很大的變化，其學問也達到新的境界。可他沒有時間，無法寫作，漸漸地我對上門找他幫忙的人和他案上陌生的書稿生起氣來。
畢業以後，潘振平和我都時常催先生加緊完成其書稿，但據林林、月之等人告，案上別人的書稿有增無減。左步青先生、沈渭濱先生對此也很著急，乘著先生進京開會事，對先生也做了不少工作，並策劃由熊月之等學生準備部份初稿，以能節省先生的部分時間，可先生的文字風格是獨特的，內在的思想也難以讓人替代。更重要且說不通的是，為什麼學生為先生準備初稿，先生卻忙著別人的嫁衣？
沒有想到，就在他思想於爐火純青之際，突來的心臟病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已經不能親自完成他運思已久、構築及致的課題了。我一聽到噩耗，首先想到就是這個課題。
《陳旭麓文集》
1992年12月，在先生去世三周年之時，他的學生們又聚在杭州他的墓前，當由他部份在滬弟子根據講稿和錄音整理而成的遺作《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墓前焚祭時，微風吹起的羽片飄往天空，忍住已久的眼淚奪眶而出。他的一生想別人多，想自己少，為別人多，為自己少；可為什麼總還有一些人設計來整他，生出種種是非和無據之言呢？
兩年的學業結束了。當潘振平和我北上臨行前去他家告別，陳先生請我們吃了一頓飯，也是叫林林回來燒菜的，並請何澤福先生來作陪。當時的氣氛很難表達，只覺得師生都稍有動容。到了北京之後，潘振平和我都寫信給先生，報行止工作諸情，先生也很快回信，起首便寫道：「你們走了以後，我老覺得少了什麼，又說不出來。大概是兩年中過從甚密的影子。」
給陳先生作學生是終生的事，在校時受益於他，畢業後依舊受惠於他。畢業後我分在北京工作，有一段時間因為種種關係，個人做研究極難。對此，先生是很惋惜的。後來他多次對人說，他之所以去申請做博士生導師，就是想把潘振平和我調回去。
儘管我在北京工作，但師生仍經常有機會見面，談起話來依舊像在校時那樣無拘無束，新寫的文章依舊請他看過，學問上的指點也從未停止過。他不僅關注著我的學術工作，也關心著我的生活和家庭。請他到我家來坐，總是要買點小禮物送給孩子。有一次他在京開會，要到我家來看看，沒有時間上街，便請左步青先生代買禮物，陳先生對其學生的關懷，是他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的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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