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林到伊朗的秘密特戰任務：A特遣隊（DETACHMENT A）
原標題：從柏林到伊朗的秘密特戰任務：A特遣隊（DETACHMENT A）
戰甲
1
後希特勒時代（冷戰時期）陸軍特種部隊的秘密任務
那是20世紀70年代初，在柏林的安德魯斯軍營（Andrews Barracks），一位表情嚴肅的特種部隊軍士長在走廊里踱步點名。軍隊日常的列隊通常都是在室外進行的，但由於當天站在大廳里的特種部隊士兵所擔負的任務非常機密，所以點名必須在室內進行，這樣他們就不會被敵方特工監視或拍照。
「今天是諾曼底登陸紀念日，」軍士長對手下的綠色貝雷帽(Green Beret，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們說，「有誰當年參加了諾曼底登陸，想去法國參加紀念日集會?」
走廊里有很多人都有在越南的服役經歷，比如MACV-SOG和Sigma計劃，但在當天的隊列中，只有少數人曾參與過D日的作戰行動。有幾個士兵，比如約翰、迪克或哈利舉起了手。軍士長在點名，然後走到最後一個舉起手的士兵邊上，開始記下他的名字「格哈德·庫納特」（Gerhard Kunert）。突然，他的鉛筆停止在筆記板上的塗寫。
「等一下，庫納特? 1944年的時候你甚至都不在美國軍隊里!」
科諾特是第六小隊的一員，他一併腳跟回答道:「我當時隸屬於諾曼底的德軍第七裝甲部隊，我想去參加聚會!」庫納特並不孤單，他的小隊中還有一名德國人，在戰爭期間曾在U艇上服役。
上面提到的這個單位曾一度由西德·沙克諾(Sid Shachnow)指揮，他是一名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移民到美國，最終成為了一名綠色貝雷帽，但是這個特殊的單位里卻有那麼一些前納粹分子。以參議員的名字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命名的洛奇法案，允許在二戰流離失所的人員,那些來自烏克蘭,匈牙利、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這樣國家的人加入美國軍隊,他們中的許多人加入了陸軍特種部隊。隨著冷戰升級，他們的外語技能越來越受到軍隊的歡迎。他們中有些人曾在參加過反對納粹的華沙起義，有些人曾參加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有些人甚至在戰爭期間曾是芬蘭地下組織的一員。
華納?法爾(Warner Farr)表示:「這是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捷徑。」「經洛奇法案加入美軍的移民綠色貝雷帽可以通過查看他們的陸軍序列編號來識別，這些序列號一開始都帶有相同的前綴:10812。法爾說:「我敢打賭，當時(1971年)這支部隊里真正的美國人不超過15人。」漸漸地，隨著冷戰的發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的老去離開，這支部隊變得越來越美國化。
這個單位被稱為A特遣隊（Detachment A ，簡稱Det A），當時的正式編製名稱是第39特種部隊作戰分隊(SFOD)，這是一支秘密的特種部隊。嚴格意義上講，根據《四國協議》(Four Powers Agreement)， A特遣隊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其成員在柏林處於24小時待命狀態，以防蘇聯從東德推倒柏林牆並大舉入侵西歐。一旦這一幕發生，Det A成員會躲在安全屋裡，一直等到蘇聯軍隊的前線越過他們的所在位置，他們就會活躍起來，在蘇軍的後方進行破壞襲擾和游擊戰。
柏林牆
A特遣隊成立於1956年，最初由4個A類小隊組成，每個A類小隊在柏林的北部、南部、東部和西部各負責一個任務區，後來隨著冷戰的發展，該單位又增加了兩個A類小隊。華納 「洛奇」法爾說:「每個A類小隊由11人組成，在他們之上有一個負責指揮的B類小隊，整個單位在任何時候都不超過80-90人。他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打響後，留在敵後執行任務。」
雖然大多數人都熟練掌握三種主要的滲透敵後的方法：即通過陸路、傘降或海路(包括潛水裝備的水下部分)潛入敵後，但很少有人熟悉「提前深入敵後」的概念。事實上部署在柏林的綠色貝雷帽已經進入了他們的任務區域，在預期的蘇軍大舉入侵前即完成了「滲透」，等前蘇聯軍隊的前線推過柏林，他們所處的位置自然而然的就變成了敵軍的後方。
冷戰期間，柏林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陰謀詭計和詭計的地方。「東德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月前戰爭才剛剛結束。到處都是廢墟，」中士約翰·布萊文（John Blevins）斯描述，「荒廢的建築,不時有東西脫落下來,屋頂上沒有瓦礫的地方露出一個個的空洞。但在西德，除了機槍在牆壁上留下的彈痕外，你幾乎感受不到這裡曾爆發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柏林被消滅了納粹的戰勝國所佔領，這些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美國和俄羅斯。各國都已經預見到未來的紅色蘇聯和西方世界之間會發生衝突，因此俄國人控制了東德，西德則被其他三個國家瓜分。這一安排在數年後被《四國協定》正式合法化。
鮑勃·沙雷斯特（Bob Charest）按照當時德國的大眾時尚穿著便裝以混入人群
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蘇聯已經對東德公民實施了嚴格的旅行限制，並於1961年豎起了柏林牆。對外公布修建柏林牆的理由是為了防止西方特工的滲透，但事實是，這是蘇聯控制柏林市民的一種方式，許多柏林市民急於逃離紅色鐵幕佔領下的東德。由於當時與蘇聯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詹姆斯·懷爾德（James Wild）說:「柏林牆建造起來後，我們晚上都必須隨身帶著對講機和武器回家。」
A特遣隊被認為是一顆隱藏的寶石，是陸軍特種部隊中最好的任務，但是知道這個單位的人很少。通常情況下，相比其他任務分配，特種部隊士兵更願意加入A特遣隊，因為在德國的工作聽起來很有吸引力，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高級軍士強烈建議他們選擇這份工作。事實上，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抵達柏林的團隊房間，開始聽取關於「留在敵後」行動的機密簡報之前，根本就不知道A特遣隊的具體任務是什麼。
1958年，無線電修理工列兵詹姆斯·懷爾德被派往陸軍特種部隊10大隊，儘管他個人希望繼續和自己的ODA小隊在一起，但最終還是被選中前往柏林。他坐卡車去了慕尼黑，然後乘火車去了柏林，幾個A分遣隊的成員接上了他。幾年後，當他成功拿到特種部隊資格並被提升為中士時，才被正式告知所在單位的任務。「這把我嚇壞了，」懷爾德說，因為他覺得這份工作簡直就是一次有去無回的單程任務。
1960年代，A特遣隊在一次跳傘訓練前合影
1968年，當約·翰李（John Lee）穿著他的A類制服抵達柏林機場時，兩名身著便服的陸軍中尉遇見了他，並問他為什麼要穿制服。「因為我是美國士兵啊!」李說。「今天不行，在這裡你不是美軍」接他的人說，然後把他裹在大衣里，並迅速返回基地。回到基地後，約翰·李開始負責帶領第2小隊。在看到任務簡報之前，李對A特遣隊完全一無所知。
法爾（Farr）接受了國防語言學院(DLI)的任務，在接下來的一次輪換中到柏林學習德語，並在1971年被分配到第3小隊。「赫爾曼·阿德勒（Herman Adler）是我的隊長，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法爾回憶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過黨衛軍，是一名黨衛軍軍官，曾冒著嚴寒暴雪從俄國殺出重圍。我們稱他為黑鷹。阿德勒後來又為特殊任務單位（Special Mission Units）設計了一些選拔課程，由於他的專業知識，他被美國陸軍保留為上尉軍銜。
到達安德魯的兵營後，特遣隊成員會發現他們看到的是相當典型的小隊房間，但他們工作的建築實際上是之前武裝黨衛軍的基地。設施包括一個奧運會標準的游泳池，非常適合早上的體能訓練和水肺潛水訓練。地下室還有一個舊的射擊場，據說納粹黨衛軍在戰爭期間在那裡處決了一些人。隔壁是屬於陸軍安全局(Army Security Agency)的一棟大樓，安全局的人們普遍認為A特遣隊是個暗殺單位，但事實並非如此。
2
綠色貝雷帽與華約特工的貓鼠遊戲
約翰·李，1960-1970年間A特遣隊第2小隊指揮官
A特遣隊是陸軍於冷戰期間駐紮在柏林的秘密特種部隊。一旦蘇軍大舉入侵，負責「留在敵後」任務的這些綠色貝雷帽將準備在柏林進行破壞活動。當新成員抵達A特遣隊時，他們將接受其他老隊員的培訓和指導。
在完成特種部隊行動和情報(O&I)課程之後，特遣隊成員也被允許參加CIA的爆破課程，在那裡他們學習了各種各樣鬼鬼祟祟的東西。特遣隊成員也有許多機會參加外軍的特別行動課程，從丹麥的偵察蛙人課程到德國的GSG-9反恐課程，最先從GSG9反恐課程畢業的美國人由韋格納（Wegener）上校親自授予徽章，韋格納上校曾於1977年帶隊奔赴摩加迪沙解救了被困在德國民航飛機上的人質（魔火行動）。
其他成員參加了德國遊騎兵學校。A特遣隊的士兵都有傘降資格，所以需要每月前往巴特托爾茨的陸軍特種部隊10大隊完成例行的跳傘訓練，以便保持狀態，同時，他們每年還要在阿爾卑斯山進行滑雪訓練。駐紮在巴特托爾茲（Bad T?lz）的特種部隊10大隊第1營的士兵則時刻準備執行「降雨」行動，他們將通過空降方式滲透進東歐開展非常規戰。
A特遣隊成員在軍營內合影
使用循環呼吸器進行潛水訓練中的A特遣隊成員
A特遣隊的成員在參加由海豹二隊負責的，位於克里特（Crete）島的潛水課程後，將具備戰鬥蛙人資格。由於潛水裝備必須是本地提供的，所以他們獲得了德雷格LAR3型循環呼吸水肺（Drager LAR III rebreathers），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水肺，甚至於連海豹突擊隊都還沒有進行裝備。獲得戰鬥蛙人資格後，特遣隊員的潛水技能將交由德軍潛水員進行指導和改進。法爾說道：「KSM（Kampfschwimmer Kompanie，德國海軍特種部隊）向我們提供了循環水肺的使用培訓，並將他們在港口和內河潛水作業方面的專業技能傳授給我們。」在此之前，在1973年，一些A特遣隊成員曾使用德雷格雙氧氣罐水肺在柏林的運河中潛行，以尋找穿越邊境的方法。
羅恩·布勞頓（Ron Braughton）最初是第五小隊的一名軍醫，也是幾門武術的練習者，他向他的手下們教授徒手格鬥訓練。「這種訓練完全是任務導向的，不是一堆花拳繡腿，」布勞頓說。「我是一個資深黑帶選手，所以我以真正戰鬥的角度來審視徒手格鬥。我們使用棍棒，刀，簡易武器，手，膝蓋…進行格鬥，有幾天我要會單獨讓小隊進行體能訓練。當然，Det A成員也進行了近距離的戰鬥訓練，包括隱藏攜帶、出槍練習，甚至還訓練直接從槍套里射擊他們的卡爾·瓦爾特P38手槍。
A特遣隊成員通常以分散的方式工作。「在那段時間裡，特遣隊從未得到過特種部隊體系的任何有力支持，」邁克·穆里艾瑞（Mike Mulieri）說。
柏林地鐵通行證
一些士兵假扮成土耳其或希臘的外來工人，被稱為gastarbeiter。穆列里解釋說:「(部隊中)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夠面對東德軍官的審訊。」「我開始和德國籃球隊打籃球，並和他們一起打了幾年，」懷爾德說。「我發現他們比我年輕得多，我很難和他們在一起，但我意識到他們缺乏領導力，所以我自願和他們一起成為他們的教練，我們一起贏得了柏林冠軍。」通過與當地人交往，他得以建立自己的支持網路。「我認識的所有德國人都知道我是個教練。
為了讓自己的形象更接近普通平民，Det A成員有著寬鬆的著裝標準，從內衣到外套都是如此。著裝規範也隨著特遣隊歷史的發展而演變，先是從西裝和領帶開始，後來變成寬鬆的長褲和敞開的襯衫，以適應時代流行的風格。同樣重要的是了解文化習慣的差異。
比如舉著你的食指和中指來點兩杯啤酒，而不是你的食指和拇指，這樣簡單的事情就可以暴露你美國人的身份。你拿著你的刀叉，哪只手會出賣你作為一個外國人。過馬路的時候，望向錯誤的來車方向可能會讓監控人員知道此人是英國人。無論他們的德語能力有多強，如果A特遣隊的士兵沒有完全融入當地文化，他們就有可能暴露。
由於任何細節都可能導致特遣隊成員的暴露，再加上冷戰期間柏林極端敏感的政治局勢，A特遣隊的人沒有犯錯的餘地。兩名Det A成員因協助東德人偷渡到西德牟利而被西德逮捕，當然他們也賺了一大筆錢，至少在美國陸軍情報部門發現他們的行為之前是這樣。
另一次特殊情況則出現在三名A特遣隊成員在柏林的英國管轄區內被逮捕時。1974年，為測試當地基礎設施的安全性，特遣隊接到了一個專門為此設計的任務。
美國陸軍中士鮑勃·米切爾（Bob Mitchell）說:「就在我們把紅色菲亞特從樹林里的藏身之處拉出來的時候，兩輛滿載柏林警察的大眾巴士朝我們衝過來，開始追趕我們。」三名A特遣隊士兵被困在英國軍官住宅附近的一條死胡同里，他們使用了發射空包彈的武器與德國警察發生了交火，最終美國人寡不敵眾被俘。英國憲兵司令目睹了整個事件，認為美國人是英國軍官，而一身黑的德國警察則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成員。全副武裝的英國憲兵隨之出動，但奇蹟般地沒有出現任何傷亡，很快，大家都意識到這只是一次訓練任務。
米切爾說:「憲兵司令非常生氣，他把我們都抓了起來，帶到了奧林匹克體育場，關進了監獄。」「最終，美軍在柏林的指揮官，一位三星將軍，不得不正式向英國道歉，這樣我們才能被釋放。」這起事件還衝擊了當地媒體，描述了相關的訓練和隨後的模擬交火。一家報紙開玩笑說，「英國人在戰爭歷史上第一次終結了德美間的戰鬥。」
第五小隊合影
有時，中央情報局還會指派A特遣隊在德國挖掘二戰遺留下來的舊藏匿處。他們發現了武器、食物和彈藥，以及醫療用品，所有的物資都已過期。一些倉庫無法進入，因為德國人在上面建造了加油站或其他建築，直到今天他們還在那裡。
根據四國協議，柏林不得有任何精銳部隊駐紮，但事實上英國的SAS特種部隊、美國特種部隊以及蘇聯特種部隊都在那裡。「這在我們的圈子裡是眾所周知的，但在官方層面上我們卻從去過那裡，」沙雷斯特（Charest）評論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東德的特種部隊可能和A特遣隊有著同樣的任務，如果北約決定越過大草原向莫斯科挺進，它就會作為一個留守部隊在敵後執行破壞行動。
《四國協定》還規定，俄羅斯和美國軍隊可以在監督下穿著制服進入對方的領土。特遣隊成員經常這樣做，穿著A類制服，佩戴常規部隊的臂章。懷爾德說，在20世紀50年代末，「幾乎每天都有人從查理檢查站(Checkpoint Charlie)開著一輛由一名憲兵駕駛，並由一名參謀陪同的專車前往東德」，他們要選擇一條特定的路線，並且不能偏離路線。
到了20世紀70年代，特遣隊成員可以穿著制服進入東德四處走動。由於美元在東德的兌換率如此之高，特種部隊的士兵可以趁機花上幾個美元就吃一頓大餐。
當被問及臭名昭著的東德斯塔西（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局）警察時，沃納·法爾（Warner Farr）笑著說:「我們曾經和他們一起吃過午飯。東柏林有一家叫Ganymed的餐廳，緊鄰運河，以斯塔西而聞名。有一次，斯塔西坐在特種部隊士兵旁邊的一張桌子旁，大聲抱怨說，美國人會來到東柏林，享用所有的美食和美酒。特遣隊某個小隊的隊長，沃爾夫岡·加特納（Wolfgang Gartner）站起來，轉過身說道:「先生們，讓我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叫沃爾夫岡·高德納，我出生在離這裡三個街區的地方，我隨時都可以在這裡吃飯。
在東柏林的時候，綠色貝雷帽們知道他們會受到斯塔西和蘇聯克格勃的監視。一些特遣隊成員甚至穿著便服通過公共交通系統潛入東柏林，試探他們的滲透極限在哪裡，但他們的指揮官從未批准過這種活動。進入東德之後他們通常都被跟蹤並處於監視下,士兵們不得不假裝一切正常,就像他們只是普通的美國大兵，跑到東柏林只為了利用低匯率購買一些在柏林牆另一邊較為昂貴的商品。回到西德，有敵軍特工在監視著他們的跳傘訓練，監視著安德魯斯軍營，偶爾也會尾隨著他們在城裡四處活動。
特遣隊的人都是受過高度訓練的專業人員，他們都準備好在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的幾個小時里執行近似自殺的高風險任務。
然而，特遣隊的活動並不總是那麼積極主動，由於常規軍官不了解非常規戰爭的特種部隊任務，該部隊也經歷著一些黑暗時期。柏林旅的一位上校曾命令特遣隊去訓練基本的步兵技能，這讓他們偏離了非常規戰的任務。
隨後特遣隊的所有小隊成員都穿著制服，留著新髮型，在基地里走來走去。直到特遣隊軍士長傑夫·瑞克(Jeff Raker)去找他在常規部隊的戰友談話。他與常規部隊的同僚建立了融洽的關係，並解釋說，長期訓練步兵技能會埋沒他們的士官。考慮到這一點，陸軍決定讓特遣隊回歸他們的城市非常規戰中。
3
反恐任務與鷹爪行動
隨著冷戰的日趨發展，A特遣隊的使命也在不斷演變，轉變方向以面對西方世界沒有準備好的新威脅。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發生了多起飛機劫機事件，其中許多是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發動的，他們隸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LFP)。1972年，在慕尼黑夏季奧運會期間，一群自稱「黑色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以色列運動員作為人質。德國警方試圖將恐怖分子誘入埋伏圈，讓他們在不傷害人質的情況下被狙擊手擊斃，但危機以大屠殺告終，恐怖分子和人質均遭殺害。
國際恐怖主義的幽靈日漸抬頭，而德國聯邦警察完全沒有準備好應對這一威脅，慕尼黑事件後，德國警察受命組建一個名為GSG-9的反恐部隊，由烏爾里希?韋格納上校(Ulrich Wegener)指揮。
美國人花了更長的時間才趕上反恐怖主義這班車，幾年後，A特遣隊接受了OPLAN 0300框架下的新任務:反恐。特遣隊成員除了原有的「留在敵後」任務外，現在還必須準備開展反恐行動。特遣隊最擔心的是美國泛美航空公司(Pan Am)進出柏林的航班遭到劫持，但同時他們還需要負責在歐洲保護和營救任何被劫持的美國飛機。巴德爾·邁因霍夫幫（Baader Meinhof gang）也是特遣隊行動區域內的一大威脅，特遣隊的其中一個小隊專門被指派打擊該組織，特別是在巴德爾·邁因霍夫幫綁架了柏林市長之後。
特遣隊成員從GSG9的反恐課程畢業後，韋格納上校親自為他們授予GSG9徽章
隨後，A特遣隊便開始與GSG-9進行交換訓練，以備聯合作戰之需，他們與GSG-9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係，時常分享反恐技戰術和行動程序。特遣隊的6名成員被派往匡蒂科參加聯邦調查局組織的空中犯罪課程。特種部隊士兵還因為他們的新任務，獲得了額外的武器，比如用於狙擊的加裝了瞄準鏡的Model 70 Winchesters步槍和卡爾·瓦爾特MPK衝鋒槍，另有一架軍用運輸機隨時待命，以便將A特遣隊的成員運送到未來需要攻擊的目標附近。
由於主要的擔憂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被劫持，該公司允許特遣隊的小隊使用他們的飛機進行突擊訓練，在其他時候，特遣隊還接受了攻擊公共汽車、火車和建築物的訓練。「我們練習從你能想到的任何角度突入飛機的技巧」Charest說。「我們日夜在那架飛機上練習。」多年後，特遣隊新承擔的反恐職能將面臨考驗，不過不是在歐洲，而是在「鷹爪行動」期間的伊朗。
1979年11月4日上午10時30分，近3000名武裝「大學生」襲擊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在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命令下劫持了90多名美國人質。學生們要求將沙阿從美國送回伊朗接受審判。後來陸續有一些人質被釋放，最終剩下66人，在一次中央情報局精心策劃的行動中，又有6名美國人用加拿大護照逃到瑞典和加拿大大使館。
雖然大多數人質被關押在大使館內，但有3名人質被扣留在伊朗外交部(MFA)的建築內，位於16街區使館,包括代理大使和兩名使館工作人員，美國大使館被襲擊時，他們正好在伊朗外交部辦事。
美國陸軍新成立的專職反恐的三角洲部隊，在完成麥克爾營(Camp Mackall)的訓練任務後剛被官方確認具備實戰能力。該部隊指揮官查理?貝克維斯上校(Colonel Charlie Beckwith)立即著手進行任務規劃，一旦政治手段解決無效，卡特總統便會授權立即開展人質營救行動。擁有兩個中隊兵力的貝克威斯根本沒有足夠的突擊隊員，在突襲佔地27英畝的大使館的同時攻擊外交部大樓。「我不想再動用其他地面部隊。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拒絕了這種需求，但最終不得不接受三角洲無法同時攻擊兩處目標的現實」。
鷹爪行動準備階段的三角洲特種部隊
A特遣隊的指揮官，Stan Oleshevic中校，被要求組織一個8人的突擊部隊，與三角洲部隊一道進入伊朗，並營救在外交部大樓中被劫持的人質。他們這一部分的任務被稱為「風暴雲」。然後特遣隊制定了一個戰術計劃，並開始了任務演練，一個來自A特遣隊的2人小組被確認可以便裝潛入伊朗並監視外交部大樓，為這次襲擊收集關鍵情報。
這兩名偵察人員隨後將從伊朗撤出，並在三角洲部隊的集結地與剩下五名隊員會合，組成八人突擊部隊。最初的偵察任務非常成功，一名特遣隊成員和一名伊朗士兵一起合影，外交部建築正好出現在照片的背景處。GSG-9的烏爾里希?韋格納上校甚至準備派遣一支德國電視攝製組前往德黑蘭，並提出三角洲部隊的行動人員可以隨攝製組一同前往，以便他們可以進入大使館內部偵察，但這個想法在五角大樓的審批過程中夭折了。
德黑蘭的特遣隊2人偵察組中的1人甚至「進入了關押著3名人質的外交部大樓內部」，並發現那裡的守衛力量比他們預期的要大得多。因此，A特遣隊的突擊部隊不得不增加到10-14人。在奧列斯維奇（Oleshevic）上校的領導下，這項工作得以完成，並草擬了一個新的行動概念。
A特遣隊與GSG9一同進行反恐訓練
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已經確定了一個適合在伊朗境內進行救援任務的集結點，這個地方後來被稱為「沙漠一號」(Desert One)。然而，任務規劃者需要有人實地進行踩點，這個人必須「有知識、有經驗、有能力」掌握「取土芯樣品、校準讀數、導航和夜間測量」以及「安裝儀錶著陸裝置」的技能。
3月30日，「沙漠一號的實地調查組是由美國空軍特種作戰控制組(CCT)組長約翰·卡尼少校（John Carney）指揮的。他搭乘一架小型民用斯托爾式飛機送至沙漠一號，飛機由中央情報局提供」。
空中偵察和土壤樣本任務完成後,三角洲特種部隊在美國結束了他們的任務演練，飛往渥迪肯那（Wadi Kena）然後是馬西拉（Masirah）。4月20日，三角洲部隊與負責攻擊外交部大樓的A特遣隊8人小組匯合。在出發前往「沙漠一號」之前，三角洲的B中隊指揮官路易斯·「巴基」·伯魯斯少校(Major Lewis " Bucky " Burruss)在他們登機前帶領大家高唱《上帝保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
4月24日晚，三角洲部隊和A特遣隊在伊朗中部的沙漠一號降落，六架飛機中的最後一架在午夜降落。現在，他們需要等待行動所需的直升機從阿曼灣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上飛來，然後在前往美國大使館和外交部的途中把他們帶到下一站。負責沙漠一號外圍安全的遊騎兵來自第75團第1營C連，他們騎著越野摩托繞著大型集結地巡邏，其中一名遊騎兵很快用LAW火箭筒擊中了一輛開在附近道路上的油罐車。
由於沙塵暴的原因，直升機延誤了幾個小時，其中幾架在飛行中嚴重受損。由於時間延誤和機械故障導致可用直升機不足，貝克維斯上校做出了取消任務的艱難決定。凌晨2點40分左右，當突擊部隊準備放棄並撤離沙漠一號時，沙費爾（Schaefer）少校的直升機撞上一架EC-130飛機。地面部隊指揮官寫道:「一顆藍色火球在深夜中迅速膨脹。」
沙漠一號的直升機殘骸
爆炸發生時，一名A特遣隊中士與三角洲部隊的情報官員在距離飛機停放地點大約一英里遠的地方外警戒線外巡邏並目擊了這一切。這位中士坐著遊騎兵駕駛的越野摩托回到了爆炸現場，並與A特遣隊的隊友取得了聯繫。然後，他告訴遊騎兵騎車回去把三角洲的情報官也接回來，但不知什麼原因，遊騎兵並沒有採取這一行動。A特遣隊的成員隨後便開始使用他們隨身攜帶用於急救的靜脈注射袋，來治療嚴重受傷的機組人員。
抬頭一看，一個A特遣隊的綠色貝雷帽突然意識到其中一架C-130運輸機正在掉頭準備起飛，機上沒有任何乘客。他從飛機的機頭前跳了出來，手裡拿著他的卡爾·瓦爾特 MPK衝鋒槍，揮手示意飛行員注意。「我甚至已經準備好了射殺那些混蛋飛行員，」他說，他不喜歡被落下的感覺。當那架飛機最終起飛時，機上多了七八十名士兵。
鷹爪行動和暴風雲行動失敗後，特遣部隊立即開始計劃後續行動以營救人質。人們普遍認為，一旦卡特總統下台，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任總統、他馬上就會批准該任務。第二次嘗試被稱為「雪鳥行動」。
A特遣隊的士兵仍肩負著襲擊德黑蘭外交部大樓的任務。這次任務演練是在魯德爾營（Camp Rudder）進行的，那裡是遊騎兵學校的訓練場地。任務將使用新的直升機，由於燃料消耗會出現問題，直升機無法負擔副駕駛加上突擊隊員的重量，所以每架飛機只能有一名飛行員。為了防止飛行員中彈失去飛行能力，A特遣隊的成員還接受了安全駕駛直升機降落的訓練。「我們都得到了一些握操縱桿的時間」軍士長傑夫·瑞克（Jeff Raker）微笑著回憶道。
在里根就職幾小時後，伊朗釋放了在伊朗被關押的其餘美國人質，結束了僵局。回到柏林後，A分隊繼續擔負非常規戰和反恐任務，但後者開始對該分隊的作戰安全產生不利影響。沙漠一號的災難使美國的反恐部隊成為焦點，《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揭露了A特遣隊的存在。出於這個原因，情報和安全司令部(INSCOM)決定解散這個A特遣隊，重新組件一個新單位。
這就是反恐任務的可怕影響，特別是與秘密間諜活動混在一起時。反恐怖主義的行動讓A特遣隊變的高調，導致其在媒體上曝光。對於三角洲部隊這樣的單位來說，這並不是什麼大事，因為他們是位於布拉格堡的直接行動部隊，但對於部署在柏林的秘密部隊來說，媒體的曝光是一場災難。
4
最後的任務、柏林牆倒塌，一個時代的終結
在隨後的幾年裡，特遣隊還與德國的特警部隊SEK (Spezialeinsatzkommandos)發展了良好的關係。特遣隊的第六小隊「有自己獨特的使命。我們大多數人都和當地的SEK有著密切的戰友關係，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和這些人在一起。」布勞夫騰（Braughton）說道，他們小隊負責城鎮監視任務。
在他們忙碌的職業生涯中，Det A的成員也會找時間娛樂，其中一些人成為業餘尋寶者。幾個人用金屬探測器在鄉間搜尋，找到了一個小盒子。把它帶回到部隊的休息室，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在裡面找到一些納粹的戰利品就像印第安納瓊斯的電影里一樣。但當這些人打開它時，他們發現裡面只有一隻死鳥，有人把自己的寵物埋葬了，僅此而已。
第二小隊在德國
1981年，多齊爾（Dozier）將軍在義大利維羅納被恐怖組織紅色旅綁架。特遣隊的突擊隊員被分成狙擊組和突擊組，收拾好武器和裝備，準備好等待軍用飛機接他們前往營救。被囚禁6周後，義大利警方的橡皮頭套突擊隊突襲了多齊爾被關押的公寓，成功解救了他，並在沒有開槍的情況下逮捕了6名恐怖分子。
1984年12月，特遣隊正處於解散前夕，部隊中只剩下少數人，他們被要求執行最後一項任務。德國海關和柏林特警正在進行聯合行動，需要一位俄語專家。來自特遣隊的Pranas Rimeikis因為會說俄語被派去協助調查。該任務被稱為「敖德薩行動」，最初被設想為一項秘密行動，德國當局針對的是烏克蘭、立陶宛和蘇聯人組成的犯罪團伙，他們走私槍支、毒品和護照。在接下來的監視行動中，幾乎每一個仍然留在特遣隊的人都參與了，最終，這個黑幫頭目被捕，後來在德國法庭被判有罪。
第六小隊
儘管特遣隊工作卓有成效，但一個時代即將結束。1984年的一天，凱文?莫納漢(Kevin Monahan)和埃德?考克斯(Ed Cox)離開了安德魯斯軍營(Andrews barracks)空蕩蕩的團隊房間，所有的裝備和裝備都已打包運出。樓下是休息室和單位酒吧，男人們過去常常在那裡每周聚會一次。他們會一起打掃小隊的房間，廁所和車輛，在軍士長視察之後，他們會開始派對，喝上一整夜。許多特遣隊成員回憶道:「那個時候我們努力工作，也盡情玩樂。」
莫納漢和考克斯是那天最後一批離開這支隊伍的人，他們永遠鎖上了營區的房門。當特遣隊被解散的時候，綠色貝雷帽開玩笑說，他們感覺就像二戰中撤退的德國人，一袋又一袋地燃燒著機密材料。在秘密工作了幾十年之後，A特遣隊結束了歷史使命。
德國潛水學校
特遣隊遺留的資源被移交給了柏林的一個新的特種部隊單位，叫做物理安全支援部隊(Physical Security Support Element ，PSSE)，幾個A特遣隊成員成了新單位的核心幹部。這個新單位偽裝成憲兵，在「287憲兵連」更有效的官方掩護下工作，制定了安全規程，但也繼續秘密任務，以打擊蘇聯和開展反恐行動。此外，PSSE還在非洲和中東工作，負責使館安全。PSSE一直存在到冷戰結束，在柏林牆倒塌後於1990年撤銷。
冷戰結束之後，駐柏林的美國軍官們有機會與他們的蘇聯對手會面。事實證明，俄羅斯人相信，在柏林有800-900名美國特種部隊士兵準備進行破壞行動。事實上，這個數字從未超過90。特種部隊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他們的核心任務之一，即作為戰鬥力的倍增器，不僅在實戰中，在蘇聯軍界高層的頭腦中也是如此。隨著PSSE的解散，美國在歐洲的反恐任務又被移交給另一個新成立的戰區指揮官應急響應連隊(CIF)。
A特遣隊的滑雪訓練
大多數在特遣隊服役的人都認為這是他們最喜歡的任務，包括那些在特種部隊服役超過20年的人，或轉到特別任務部隊服役的人，或在中央情報局工作的人。他們熱愛這個組織以及它所承擔的任務。A特遣隊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城市非常規戰部隊服役。
如今，在專註於中東地區的直接行動任務15年後，美國陸軍特種部隊正尋求重新投入非常規戰爭的核心任務。其中一部分內容包括重新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可以從退伍軍人身上傳承下來，比如那些在A特遣隊服役的老兵，他們曾在國外混入人群，並完成低可視度的任務。
帕科豐塔納（「Paco」 Fontana）說,「有很多人不了解A特遣隊，特遣隊在冷戰時期有實戰任務,沒有人知道我們做了這麼久,所以沉默是金。沙雷斯特記得特遣隊是一個「能做不可能的事」的單位。上級曾交給我們很多任務，我們都做到了。我們如此專註，就像置身於另一個世界。
沙雷斯特在布拉格堡的紀念碑前發表講話
近年來，特遣隊的隊員們開始站出來講述他們的故事，揭開了該單位神秘的面紗。由於分工的關係，即使在部隊內部，6個小隊也互不知道其他小隊的任務。在2014年，特種作戰司令部舉行了一個儀式，為特遣隊的隊員們在布拉格堡立了紀念碑以紀念該單位，在此之前，該單位以及在該單位服役過的老兵，都從未收到過任何來自官方的紀念。。
如今，A分隊不再是冷戰時期的歷史遺迹，而是特種部隊士兵學習如何依靠當地經濟生活、攜帶偽造的旅行證件四處活動、策劃破壞行動和發動城市非常規戰的一個經典案例。這些是美國特種部隊迫切希望重新獲得的能力。15年來，反恐戰爭一直強調直接行動任務，但在當今快速發展的環境下，美國將不得不再次完善非常規戰任務。
感謝A特遣隊，今天的綠色貝雷帽在發展這些能力時，沒有必要從零開始。特戰司令部還有一個可以借鑒的例子，而且知道應該向誰尋求建議：那些在冷戰前線對抗蘇聯的秘密特種部隊士兵。
*註：本文中提到的所有軍銜指的是在這段時間內退役的士兵的軍銜，這些軍銜指的是退役的士兵的軍銜。
w
TAG:戰甲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