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授八品官，八十升正三品，賀知章如何做到「智商情商」雙高的

賀知章，字季真，晚年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出身於官宦世家，「少以文詞知名」。同其他大詩人一樣，賀知章也是從小顯露才華，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他大器晚成。

武周年間，他三十七歲才金榜題名。四十七歲後，中宗神龍年間，他與張若虛、包融、張旭並稱為「吳中四士」，文辭之名漸漸被京城所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大器晚成的好處是人生過半，已無少年輕狂，激進的功名之心亦緩，故其未如「方外十友」去走終南捷徑、追隨皇帝行在四處「隱居」，更未處心積慮地逢迎張氏兄弟求內寵提攜。遠離權力中心，沒有機會令榮華突至，亦避開政治鬥爭的鋒芒。

中舉後何年釋褐不可考，目前有史可查的記錄是，賀知章於五十四歲被授以八品上的四門助教，次年升職為正七品上的四門博士，又遷為從七品上的太常博士，為重譯的《寶積經》潤色。從七品上不如正七品上的官職高，無故「被降職」，是因為太長博士的實質地位更高，也由於受時任宰相的陸象先的舉薦。陸象先既是賀知章的親戚，又是密友，欣賞他的清談風韻，號稱一日不見賀知章便覺了無生趣。陸象先對賀知章的評價雖有些誇張，但賀知章確實是善於談吐，語言風趣，性情平和、舒朗，「當時賢達皆傾慕之」。

此後，賀知章的仕途一路平穩發展，升職到朝議郎、戶部員外郎、起居郎，五十八歲時被任命為陝王（即肅宗）的侍讀，又升為秘書少監、直學士、太常少卿、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八十歲升職為正三品的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直至八十六歲請辭還鄉。其中，六十七歲時，開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同日被任命為禮部侍郎和集賢殿學士，「一時兩加榮命，足為學者光耀」。

在仕宦期間，他的詩文書法才能被充分肯定。玄宗到東嶽泰山封禪，具體的禮儀、禱天的文章皆與賀知章商討，賀知章還為祭祀的樂章作歌詞。皇帝宴飲、重大問題決策，他更是不離左右，多有應制、唱酬（賀知章傳世的二十多首詩中，三首是與玄宗唱和、奉制之作）。他的文章在當時名氣很大，善寫，常「醉後屬詞，動成捲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不少大臣請他書寫墓誌，潤筆頗高（已出土八篇由其撰寫的墓誌）。

賀知章善草、隸書，「每興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問有幾紙。報十紙，紙盡語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盡語亦盡。」書法造詣之外，亦足見其才情。賀知章的書法在唐代與張旭起名，被評論為「落筆精絕」，「如春林之絢彩」，「胸中所養不凡，源深流長，自然之道」，傳世《孝經》卷被譽為唐代草書之代表。宋《宣和書譜》記載御府藏賀知章草書十二幅，惜已佚失。紹興東南宛委山南的飛來石上，曾有賀知章所書摩崖石刻十二行，原刻在南宋嘉泰年間漫滅，現在的石刻為後人重刻。張旭之外，另一位唐代書法家鍾紹京也是賀知章的好友，畫聖吳道子還曾向賀知章學過書法。

賀知章對唐詩的繼往開來作用顯著，具有「一花引來萬花開」的效應。他開創邊塞詩雄壯激昂的風格、確立寫景送別詩明朗向上的情調、開啟「宮怨詩」之先河、培育了清俊脫俗的天然美的風氣、突破詠物詩固有的範式；首創嚮往隱逸遁世的田園詩，成為王維、孟浩然山水田園派的鼻祖；注重言情、講究情景交融的詩歌寫法對李白、杜甫較大；家喻戶曉、後世尊為啟蒙級的《回鄉偶書》被評定為回鄉詩篇的奠基之作。

然而，在巨大的聲譽面前，賀知章始終不驕不躁、正直坦蕩，即使晚年放縱嗜酒，「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他的肆意也僅是生活中不受拘謹，其實暗自有度。他喜好交遊，所交往的人上自公卿、下自百姓，還有不少方外之人，飲酒、談詩文、參禪論道，不涉政治、不求利益、不拉幫結派。他提攜後進，善識人。據說初見李泌時，賀知章便斷定「此稚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當然，最著名的軼事是為李白金龜換酒、並向玄宗舉薦李白。李白之外，賀知章在孟浩然第一次入京時便與其相識，亦與王昌齡、嚴挺之、李邕、顏真卿的父親顏惟貞等交好。顯而易見，若以現代標準而論，賀知章智商、情商俱佳，人格完善、心理健康，教養、修養雙優，故被時人評為「雍容省闥，高逸豁達」。

也正是在這樣的前提基礎下，當賀知章高齡提出返鄉入道的請辭後，玄宗許之，並「賜鏡湖剡溪一曲，以給漁樵」。為了便於家人照顧他的生活，還提升他的兒子為會稽郡司馬，賜緋魚。司馬為閑官，賜緋魚以示皇恩。更大的榮耀是「帝賜詩，皇太子、百官踐送」，玄宗於長樂坡為賀知章擺酒宴。此次集會與王羲之的蘭亭集會一樣，為文壇史上的盛事。與會者寫詩贈別，集結為卷，玄宗作序。

返鄉後不久，賀知章卒。送別賀知章後，玄宗才辭退李白，亦足見其對賀知章的特別照拂。不僅玄宗推重賀知章，肅宗亦然。在他去世十四年後，念及當年侍讀之情，肅宗追贈其為禮部尚書。賀知章並非肅宗作皇子時唯一的侍讀，獲此恩典，可知肅宗對他的看重。受到玄宗、肅宗父子並重的文人、大臣並不多，賀知章能如此功德圓滿，可謂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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