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處心積慮策劃的一起冤案，下屬沒看明白稀里糊塗遭處置

文 ｜ 郭曄旻

洪武三十年的丁丑科二月會試，取錄了宋琮等51名士子。經三月廷試後，又宣布「以福建陳為狀元」。事情的蹊蹺在於，此榜所錄取全是南方人，北方人無一中式，因此也稱為「南榜」。北方落第舉子一時「口語籍籍」「咸蜚語噪之」，放出謠言指責主考官劉三吾「南人，私其鄉」，因而製造了一場科場弊案。輿論傳入宮中之後，朱元璋特命侍讀張信等12名儒臣複閱試卷，複查結果認為劉三吾並未舞弊違法，維持原榜不變。按說事情到此應該告一段落。誰知北方舉人中又有人上疏告張信等人和劉三吾暗中勾結，故意將北方士子的劣等試卷呈送皇帝審閱，肆行欺騙。朱元璋聞訊更是惱羞成怒，下令處死白信蹈、張信等考官，狀元陳等人遣戍，劉三吾以年老免死充軍。隨後朱元璋親自閱卷，簡單粗暴地欽定錄取了任伯安等61人，並在當年六月發榜，以山東韓克忠為第一。此次上榜者竟全為北方人士（包括四川籍6人），故而又稱「北榜」。之後的種種事實證明這些考官確實是經得起審查的，實在是冤枉了劉三吾與其他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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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三吾像

朱元璋為什麼又要執意製造這一起冤案呢？明代中期的才子王世貞後來給出一個頗有見地的說法，他在《鳳洲雜編》里認為，朱元璋顧慮「北方人士服屬於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而劉三吾「不悟太祖之意，致有此禍」。

追根溯源，這與朱元璋政權的「先天不足」有關。元末農民起義始於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到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已成為濠州郭子興部紅巾軍實際統帥的朱元璋率部渡過長江南下發展。次年（1356）三月攻克集慶（今江蘇南京）、鎮江二路，遂改為應天、鎮江二府。七月，朱元璋以應天始稱「吳國公」（後稱「吳王」）。儘管在幾乎同一時期，泰州的私鹽販子張士誠在吳縣（今蘇州）建立了一個似乎更加正宗的「吳」政權，但朱元璋的政權仍舊因此烙上了濃厚的江南（吳地）印記。其影響所及，晚至半個世紀之後，在逐退明軍之後，安南（今越南北部）的阮廌仍將一篇宣示勝利的檄文命名為《平「吳」大誥》——其實，在交趾布政使司下生活了20年（1407—1427）的阮廌十分清楚「大明」的國號，《平「吳」大誥》里亦有「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這樣的句子。據說，這就是因為朱元璋的「吳王」之名遠播越南，「以後就算朱元璋改國號為『明』，但由於叫得順，越南人也不想再換了。」

但是，「吳」或者江南，在以河洛為「天下之中」的傳統地緣政治格局中僻處東南一隅，朱元璋創立基業所在的應天（南京）又素來有著建都者「折數不久」的惡名。因此，旨在「遠稽漢、唐，略有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建立一個大一統王朝的朱元璋並不滿足於只在南京建立一個偏安政權，反而堅信「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意即取得天下後，必須把國都建在中原地區。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詔告天下，自己已於「鐘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是年為洪武元年」。耐人尋味的是，這道開國詔書卻沒有宣布「京師」建在何處。這無疑是朱元璋意欲在南京之外另選都城的表露。

南京科舉博物館藏《明狀元圖考》

洪武元年八月，當徐達的北伐大軍逼近元大都（今北京）之時，朱元璋親往北宋故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旋建開封府為「北京」，而改應天府為「南京」。不過經過實地考察，朱元璋卻發現汴梁「民生凋敝，水陸轉運艱辛，恐勞民之至甚」，於是取消了建都汴梁的計劃；隨後提出以自己的老家臨濠（安徽鳳陽）為「中都」。此地雖離中原稍近，但土地貧瘠，根本不具備成為京師的條件（當時居民只有三千多戶，不及江南一大鎮）。作為智囊的劉伯溫就直言不諱：「鳳陽雖帝鄉，然非天子所都之地。雖已置中都不宜居。」結果，有明一代，中都鳳陽府也只能作為一個「陪都」而存在。迫於形勢，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才下令改南京為「京師」。甚至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還不死心，命皇太子朱標到關洛一帶考察。朱標在考察之後，選定洛陽並獻上建都圖，但因朱標於次年病逝，遷都洛陽之議也只能無疾而終。以此觀之，只是在各種無可奈何之下，明朝的第一個首都才算是敲定在了應天府（南京）。

這就意味著朱元璋必須繼續做出努力洗去定都南京造成的江南印記，並突破了明初「南人政權」的狹隘性質——雖然有明一代以蘇州、松江為核心的江南八府以佔全國1/ 16的田土承擔著1/5的稅糧——畢竟他要統治的不是半壁江山，而是全國的統一。儘管明軍北伐時打出了「恢復中華」的旗號，但北方在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蒙古汗國-大元統治（從1234年蒙古滅金算起）之後，封建忠君意識已然成型。早在1357年時，紅巾軍進入山東益都時，號稱「刀王」的96歲老將王英就絕食而死。他認為自己是元朝臣子，老了不能出力報國，又不願在新王朝偷生苟活，所以一死了事。即使是在明朝建國以後，仍舊有不少士大夫忠於元朝，不肯與明朝合作，文人們「多有不欲仕者」，「以不忘故國也」。

在朱元璋看來，自己辛苦建立的大明王朝統治基礎的擴大與穩固，迫切需要得到北方士大夫的大力支持，「思有北方士，甚至有一材尊顯之」。取錄北方士人是朱元璋拉攏爭取北方地主的一個具體措施，就像他的孫子（明仁宗）所說，「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方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除此之外，可能並非偶然的是，就在「南北榜」之爭的這一年，洪武三十年正月初，陝西沔縣（今陝西勉縣武侯鎮）發生民變。縣衙書吏高福興聯合南麓雲霧寺的羌族和尚田九成、農民黃金剛奴、何妙順等，以白蓮教名義號召組織群眾，揭竿而起。一時之間，「四方災民，聞風而至」。以此看來，興起「南北榜」的真正目的在於籠絡北方地區的知識分子，以便從輿論上得到北方士人的支持和擁護，穩定北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秩序。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朱元璋，其考慮問題的角度與迂腐的文人劉三吾畢竟有所不同。歸根結底，「南北榜」事件與其說是一次科舉事件，不如說它是一次朱元璋以科舉之事而借題發揮的政治事件，大明開國皇帝的真實意圖也不在於解決科舉意義上的地域名額分配問題，而在於解決政治統治所需要的地域權力平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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