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本義辨析

《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本義辨析

作者：畢寶魁（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理事）

《論語》自從問世以來，備受重視，有「經」的品質和意義。正因如此，對其中任何一句話，都值得仔細研究和推敲，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關鍵語言，更要詳細考證，盡量真正理解闡釋出孔子的原義。這是一切評價和議論的出發點。下面就關於「女子與小人為難養」這句話的本義進行考證辨析。

《論語·陽貨篇》其中一章是：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1]（p2526下）}

本章頗為後世詬病，被認為是孔子歧視女性最重要而直接的證據。把女子歸入到小人一類，白紙黑字，又不是版本問題，沒有人懷疑這句話出自孔子之口的真實性。不知什麼原因，漢儒對這句話均無注。

宋邢昺疏曰：「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蓄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1]（p2526下）很明顯是維護孔子並為之解釋，說孔子不是指所有女子，像文王之母那樣賢良的女性不在此論之列。可以感覺到邢昺似乎也認為孔子這句話說得有點偏頗，於是為之辯解。但難以服人，因從孔子原話體會不出這種意思。

劉寶楠正義云：「此為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極。杜註：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即此難養之意。」^[2](p386) 前面兩句頗有啟發性，即指出孔子這句話針對的是有國有家的執政者，是對統治一方的領導人提出的告誡，養就是對待的意思。這很符合孔子的原意。後面引用杜佑注《左傳》之語則是對於孔子話的解釋，並無新意。朱熹說：「此小人，亦謂仆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庄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3](p219) 這裡對於女子與小人的理解接近孔子原意，「臣妾」二字值得注意。但還顯得籠統，意思表述不太清楚。康有為說：「『女子』本又作『豎子』，今從之。……『豎子』。謂仆隸之類。」^[4](p273) 對於理解孔子之話均無幫助，類似解釋不俱引。

近年注釋講解《論語》影響較大者有三書，一是南懷瑾的《論語別裁》，二是楊伯峻的《論語譯註》，三是李澤厚的《論語今讀》，楊伯峻對於本章沒有新解，故略而不論。南懷瑾好像站在維護孔子立場上，實際是強化了誤解前提下孔子歧視婦女的觀點，他說：

我贊成孔子的話，這是沒有辦法來替婦女們辯護的。孔子說女子與小人最難辦了，對她太愛護了，太好了，她就恃寵而驕，搞得你啼笑皆非，動輒得咎。對她不好，她又恨死你，至死方休，這的確是事實，是無可否認的天下難事。但問題是，世界上的男人，夠得上資格免刑於『小人』罪名的，實在也少之又少。孔子一句話，雖然表面上罵盡了天下的女人，但是又有幾個男人不在被罵之列呢？」^[5](p831)

如果仔細體會，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這句話不但把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罵盡，而且絕大多數的男人也在被罵之列。這樣理解，孔子就是一位「海罵」的人了。這根本不是孔子性格和思想的表現，實在是對孔子原意的極大歪曲，有很大的誤導作用。好像在支持孔子的觀點，客觀上卻產生了挑唆後人怨恨孔子的作用。

李澤厚先生則在南懷瑾說法上向前一步，並把孔子對於婦女的觀點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相比較，他說：

這章最為現代婦女所詬病。好些人寫文章來批評，好些人寫文章來辯說，其實都不必要。相反，我以為這句話相當準確地描述了婦女性格的某些特徵。對她們親密，她們有時就過分隨便，任意笑罵打鬧。而稍一疏遠，便埋怨不已。這種心理性格特徵本身並無所謂好壞，只是由性格產生的差別而已；應說它是心理學的某種事實，並不必含褒貶含義。至於把『小人』與婦女連在一起，這很難說有什麼道理。……中國傳統對婦女當然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孔學尤然。但比歐洲中世紀基督教認婦女沒靈魂，以及火燒『女巫』之嚴重迫害等等，仍略勝一籌。」^{[6](p418-419)}

與南懷瑾先生觀點接近，好像孔子歧視誣衊婦女還不算嚴重，比中世紀基督教嚴重迫害強多了。但李澤厚「至於把『小人』與婦女連在一起，這很難說有什麼道理」的話倒觸及到一個關鍵問題，孔子為什麼把「女子」和「小人」連在一起呢？這也是我們應當仔細思索的一點，同時也是我們破解其真實意蘊的一個門徑。

除此三書外，最近讀到幾本新出版的《論語》註解書，對這句話的解釋更是五花八門，令人難以置信。如劉兆偉先生的新著《論語通要》，劉先生對於本章提出一種全新的見解，更是從維護孔子出發，認為孔子不但沒有輕視女子，反而是關心青年女子。他將這句話翻譯為：「咳！年輕女子一旦隨從小人就難於生活了。接近他，他就不規矩；疏遠他，他就怨恨。」^[6](p434) 並解釋道：

這是孔子對年輕女子的關懷與同情。《詩經·衛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此寫一位年輕女子輕信氓的情感，婚後小心謹慎、勞苦艱辛，可仍遭至虐待。回到娘家，兄弟還不理解，笑話她不會處事。她只有暗自傷心，悔恨過去的草率。《詩經》是孔子刪編的教材，與此章相映，都是同情年輕女子，希望她們別上當受騙，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可見此章孔子同情年輕女子的思想不是偶然的。^[6](p435)

將本章全部重新解釋，但從訓詁學角度看，將幾處關鍵的字詞都進行削足適履的講解，難以通順，不一一加以辯駁，感覺特別牽強，將《詩經·衛風·氓》解釋為同情年輕女子被騙婚遭受痛苦與本章相聯繫更顯牽強。與孔子原話的本義越來越遠。

再如宿正伯著《道不盡的<論語>》，他說：

近代以來，這句話是飽受詬病的，往往被舉作孔子歧視婦女的證據。但我以為，恰恰是這樣的話，彰顯出孔子實事求是的學者本分。

大凡男子，往往都害怕與女子打交道，因為她們扭扭捏捏、吞吞吐吐、真正的想法總是讓你費心思去猜。生氣了，你不知道她為什麼生氣；張狂了，你不知道她為什麼張狂。孔子也是人，孔子也是男人，而對難纏的女友或者妻子（此處所言「女子」顯然不是指母親或者姐妹），無可奈何地發發牢騷，有何不可嗎？所謂「聖人」，是後人加給他的；所謂「聖人的標準」，也是後人妄加樹立的。誰說聖人就不可以有偏激、怨憤的言辭？倘若句句話都說得四平八穩，那聖人也就失去其光輝了！倒是我等後輩相當不實事求是。

設身處地地品味孔子講這句話時的心情、表情，他是在批評女子嗎？我看不見得，說不定只是酸溜溜、甜蜜蜜地跟夫人開個玩笑罷了！

再說了，就算孔子的言辭有點過分，難道天下的女同胞們就不能從中找到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嗎？如果天下女子皆能因為孔子這樣的批評而有所反省，有所改進，不也是很好的結果嗎？^{[7](p333-334)}

好像站在孔子立場說話，反而加重錯誤理解下的歧視婦女的女氣。

楊潤根說得更離譜，他把「女子」講成是「女的子」，是離不開母親懷抱的童男童女。^[8](p394) 怎麼能夠這樣講解「女子」呢？而這樣理解和後面的「小人」又怎麼可以並列呢？類似這樣的隨意曲解經典，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其他說法還有，不俱引。

下面，綜合考察本章孔子話語的真實含義，將其放在特定的背景下來思考，盡量接近孔子所要表達的本來的意義。

一、 對於孔子說此話背景的推測

如果只從《論語》原文看，無法了解說這句話的具體背景，因為沒有具體的背景提示，而且《論語》前後章之排列沒有意義上的因果關係，因此，孤立看本章便無法確定孔子說這句話的真實用心。但聯繫孔子生平以及其思想性格的特點，再根據其帶領弟子活動的一些具體情況卻可以推測出來。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見過南子後，「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巿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衛，過曹。」[8](p1920) 這裡明確記載孔子「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這句話是在這種背景下說的。但沒有說明本章與這一背景事件的聯繫。我認為，孔子本章也是在這種背景下所說的。只不過不是同時說的而已。或者是離開衛國時與弟子感嘆所言。之所以這樣說，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分析。

二、衛靈公的「好色」有特殊性

孔子在這裡所說的「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好色」一般都理解為衛靈公寵愛南子，這肯定是正確的，但這句話里的「好色」還應該包含著衛靈公對於雍渠和彌子瑕這樣身邊男人的寵愛。現在沒有充分證據說明衛靈公是個雙性戀者，但卻有極大的嫌疑。從他對於彌子瑕的寵愛便可以推測出來。《韓非子·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9](p65)

「色衰愛弛」四個字最說明問題，彌子瑕與雍渠是衛靈公先後兩個超乎尋常的男寵，這兩人的身份屬於宦豎，是服侍靈公並討取其歡心的男人，即後世的宦官。一般來說，宦官是國君生活服務者，與「色」沒有太大關係。彌子瑕是衛靈公前期寵信之人。《逸禮》曰：「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10](p433)，史鰌比蘧伯玉年長很多。這裡他只提到彌子瑕而沒有提雍渠，說明他死前衛靈公寵愛的只有彌子瑕。彌子瑕「色衰愛弛」後才寵雍渠。而孔子這次離開衛國時，衛靈公已老，寵愛的就是雍渠。

三、將「女子」與「小人」聯繫起來的契機

這樣，我們再看「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巿過之」這句話，就會很清楚當時的情況了。參乘，就是陪乘。古代乘車，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又一人在右，稱參乘或車右。《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8](p2753) 這裡的參乘肯定是同車無疑矣。前面所說是指戰車，而此時是在首都，又是國君之車，因此御者獨自在前，衛靈公等人在後面，衛靈公在中間，左邊是夫人南子，右邊是寵愛的宦官雍渠。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說：「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11](p271上)} 明確說「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就是同乘一車之意。這樣就可確定，雍渠跟衛靈公是同車，那麼他的位置便肯定是右邊，這也與春秋時期「參乘」的位置相同。行文至此，我們想像一下：年邁的衛靈公坐在中間，一邊是美滋滋的南子，一邊是滿臉得意諂笑的雍渠，甚至可能還會打情罵俏，舞眉弄眼。豪華特製的車輛在前面大搖大擺，炫耀顯赫，孔子的車跟在後面，對比下冷冷清清，招搖過市，兩邊都是看熱鬧的百姓。這時，孔子已六十多歲，奮鬥大半生，周遊列國即將結束，天下知名度很高，當時就有「聖人」之稱，他老先生該如何感受？孔子當即便說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這句話，「於是丑之，去衛」感覺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毅然離開衛國。前文提到，這裡「好色」本來已經包括衛靈公寵愛雍渠這一因素。在以諂媚巧佞來討取國君歡心這方面，南子和彌子瑕、雍渠有相似之處，而南子和雍渠又同時陪伴衛靈公，甚至可能有兩人同時獻媚的醜態，於是孔子便把「女子與小人」聯繫在一起進行批評。因此，具體來說，孔子這句話是在這種情況感嘆而言，當時指的就是南子和雍渠，而同時也包括他們倆代表的兩類人：即君主的嬪妃姬妾等女子和在君主身邊侍奉飲食起居獻媚邀寵的男寵宦豎之小人。這兩類人都挖空心思討取君主的歡心，都不擇手段，極盡諂媚之能事，也確實是「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討論至此，結論已經得出。我們再用一條佐證來襯托這一結論的可信性。我仔細閱讀、翻譯、注釋《論語》不止一遍，除本章外看不到孔子批評女性的話。在《禮記·哀公問篇》中卻看到孔子對於女性的尊重。哀公詢問孔子怎樣執政時，孔子明確強調要特別重視三個方面，即尊重妻子、尊重兒子、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故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12](p1611下-1612上)}

為說明問題，我們引用了這段文字。孔子晚年回到魯國後，非常受尊重和禮遇，這是他回答哀公提問說的話。如果從思想史和政治史角度看，這段對話的「人道政為大」，「政者，正也」的觀點都值得特別關注。但我們僅從孔子對待女性這一點來分析。孔子提出，「人道政為大」最大的人道是政治，所謂的政治，就是用「正」來治，來管理。政治的首要問題是正確處理夫妻、夫子、君臣的關係。而首要是夫妻，因此國君要特別重視成婚大禮，要特別敬重親愛自己的妻子。這是政治的出發點，也是一切關係的出發點。「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太精彩了，這是孔子要求國君對待夫人的態度，也是要求一切男人對待自己妻子的態度。如果沒有愛的感情就不會親近，如果沒有敬的心理就不會端莊穩重，夫妻關係就不正常。如果夫妻關係不正常，其他關係便很難理順。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將夫妻關係，將對妻子的尊敬親愛看成是社會倫理關係最重要的關係，而且明確要求國君以及男人要重視敬愛自己的妻子，因此說孔子歧視女性是沒有道理的。

再歸納一下：如前文李澤厚先生所說「至於把『小人』與婦女連在一起，這很難說有什麼道理」，而宦豎和姬妾都是國君身邊爭寵之人，在這個意義上，「女子」和「小人」才可以緊密聯繫，才算是一類人，才都會「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同時，「養」字也正好適用於這種人際關係，因為宦豎和姬妾都是國君豢養的人。這樣理解，極其合理順暢，每個字都各得其所。

結論：孔子「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是在特定背景下發的感慨，是針對南子和雍渠諂媚衛靈公說的，其批評的對象是國君身邊爭風吃醋的嬪妃姬妾這樣的女子和脅肩諂笑變換花樣討好主人的宦豎這類小人，不能以偏概全，用這句話來攻擊孔子歧視誣衊女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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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鄭玄注 孔穎達疏《禮記正義》[M]// 阮元《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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