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為何被譽為「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原標題：劉少奇為何被譽為「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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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後的十年間， 中國共產黨在兩條戰線上進行著鬥爭。一條戰線是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對派，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蘇區)；另一條戰線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白區)從事秘密工作，開展革命鬥爭。本文將披露劉少奇在白區工作中所作的貢獻，揭示他被譽為「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過程。

在白區工作屢遭非難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在各地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劉少奇被中央多次派往天津、奉天、哈爾濱、上海等白色恐怖嚴重的國民黨統治區，進行整頓、恢復和發展黨組織的工作。

中共順直省委自1927年6月在天津成立後，就存在「極端民主化」「唯成分論」「鬧經濟主義」等問題。先後進行了兩次改組，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省委工作一度處於癱瘓狀態。為儘快扭轉局面，1928年3月，中央決定派劉少奇到天津，以中央委員的身份指導順直省委的工作。7月，中央根據形勢的發展，決定讓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代行順直省委職權，解決「順直問題」。

劉少奇等經過認真調查研究，理清了順直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12月下旬，劉少奇和陳潭秋、韓連會共同主持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會上恢復了順直省委職權，改組了省委常委，統一了黨內認識，使「順直問題」得到基本解決。

1929年6月，劉少奇臨危受命，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為打開滿洲工作新局面，他將恢復和整頓滿洲各級黨團組織作為首要任務，並通過選拔優秀幹部來充實省委和各級黨組織，同時領導中東路工人罷工運動。劉少奇在中共滿洲省委前後工作了八個多月，當他回到上海時，卻遭到黨中央某些「左」的領導人不公正的批評，說他領導的中東路鬥爭是可恥的失敗。為此，他寫下八千字的《致中央諸同志信》， 以回擊他人的非難指責。

1930年夏，劉少奇到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工作。其間，他對赤色職工國際在對待中國黃色工會問題上存在的「左」的傾向提出了批評。赤色職工國際領導人根據當時德國職工運動的經驗， 主張中國赤色工會會員應在黃色工會裡建立赤色反對派，公開打出旗幟與黃色工會對抗。對此， 劉少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中國與德國情況不同，中國的黃色工會力量強大且合法存在，而赤色工會力量弱小且不能合法存在。他主張赤色工會的會員和積極分子應利用黃色工會的合法存在進行工作，爭取黃色工會中的下層群眾。這一主張雖符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但赤色職工國際領導人卻把劉少奇對黃色工會的認識看作是異類，並且給他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1 9 3 1年秋，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擔任中央職工部部長。投入工作不久，他就發現職工運動中存在「左」的傾向，於是，在10月5日寫下《關於工運的意見》給中央。他認為，大革命失敗後職工運動的形勢呈低落趨勢，應採取防禦的戰略方針， 在白色恐怖下應利用黃色工會的合法性打進去開展工作，爭取大多數群眾站在我們一邊；在敵強我弱我黨處於非法的時期，應採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兩種鬥爭形式，嚴格區別又有機地互相配合。但臨時中央領導人並不同意他的觀點，遂派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盧福坦與他談話，聯繫到他在赤色職工國際的表現，指責他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

1932年3月14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的指示，並宣布撤銷其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劉少奇遭撤職後，被迫多次作檢查。同時，「左」傾路線的推行者還在黨內刊物上對他進行接二連三的批判。

1932年底，劉少奇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工作。

開創北方白區工作新局面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後， 為了加強對白區職工運動的領導，中央政治局決定讓劉少奇負責白區工作，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

1 9 3 6年春，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領導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東北等整個北方的白區工作。當時，國統區的中共黨組織，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指導下遭受嚴重破壞。劉少奇在局勢複雜、條件困難的情況下，大力推行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肅清了統治白區多年的「左」傾錯誤路線影響，在短時間內開創了新局面。

劉少奇到達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後，對華北地區黨組織的狀況和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先後以「陶尚行」「呂文」「KV」等筆名在黨內外刊物上發表《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等文章，從政治上、思想上廓清並清除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影響，闡明了黨在國統區鬥爭的正確策略思想。通過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極大地提高了黨內外的政治認識， 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深入人心。

與此同時，北方局還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在華北地方實力派中開展統戰工作。劉少奇提出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成「擁護29軍抗日」，這對推動宋哲元和29軍抗日起了重要作用，為建立北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為加強黨員和幹部的革命策略和群眾工作方法教育，劉少奇還抓了一個典型事件。劉少奇到天津時，平津學生運動正處於低潮，平津不少大中學校遭到了反動軍警的鎮壓，北平高級中學的學生郭清甚至慘死獄中。為此，憤怒的北平學生於3 月31日舉行了抬棺遊行，史稱三三一事件。

劉少奇了解情況後，認為學生運動發展到這一步，主要是因為領導運動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北方局還受到「左」傾錯誤路線殘餘的影響。為此，他發表了《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文中嚴肅批評了冒險主義的行動，要求國統區的黨組織要充分利用公開的合法方式，爭取團結更多的群眾投身到抗日救國的行列中。該文對糾正學生運動中「左」的偏向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北方局逐步恢復和重建各級黨組織，先後重建了北平市委、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山東省委、山西省工委、河南省工委以及這些省委(省工委)之下的區委、縣委。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還派了一些幹部到香港、廣州、武漢等地恢復和建立黨組織。

在整頓和恢復黨組織的同時，為糾正「左」的錯誤，開展新形勢下的工人運動，劉少奇撰寫了《關於白區職工運動工作的提綱》，總結了大革命失敗後白區職工運動的歷史經驗，闡述了白區職工運動應採取的正確方針和策略原則。

劉少奇還向中央請示建議後，在北平竭力營救被捕坐牢的同志出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營救出來的。這些同志出獄後，大大加強了北方黨的力量，成為了各級黨組織的領導骨幹。

從1936年春到全面抗戰爆發前的一年多時間裡，劉少奇領導北方局堅持黨的正確路線，糾正了長期以來存在的「左」傾錯誤路線，取得了「內戰時期黨在白區工作中空前未有過的成績」。 對此，中共中央給予充分肯定： 「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劉少奇化名)到後，有了基本上的轉變」，「這些主要轉變，是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

認真反思白區工作中的錯誤

劉少奇到華北後，根據過去長期從事白區鬥爭的經歷和在北方局的領導實踐，深感黨在白區的工作還存在很多問題，急需做一個徹底的轉變。

自1937年2月起，劉少奇給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張聞天連續寫了《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等四封信，信中劉少奇對黨成立以來在白區工作中的「左」 的思潮進行了系統的歷史考察。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黨內存在著一貫的、系統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傳統，黨內的「左」傾問題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基本上沒有糾正，還繼續著，在某幾點上還有發展。這些錯誤在黨內影響最久、最深，給黨的損害也最大」。劉少奇還旗幟鮮明地提出「轉變白區工作的問題」，並指出「白區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轉變，另一方面還有十年來的傳統要轉變」。

同年4 月， 劉少奇回到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時稱「蘇區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5月17日，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報告圍繞黨在白區工作如何實現轉變而展開，系統地總結了過去十年黨在國統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揭露並批評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等「錯誤的惡劣的傳統」。

在分組討論中，與會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部分代表基本同意劉少奇的報告，認為黨的歷史上「左」的危險大，右的危險小。有些代表還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列舉了白區工作中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種種表現。不過，有些代表對劉少奇的報告抱有強烈的不滿。一些同志覺得我們艱苦奮鬥，不怕犧牲，辛辛苦苦工作，怎麼都錯了？有的代表當時就嚎陶大哭，說：「難道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

由於爭論過激，使得會議難以繼續進行，只好暫時休會。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白區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毛澤東一邊聽，一邊思考， 深思熟慮後，作了長篇發言。他態度鮮明地說：

少奇的報告是基本上正確的，錯的只在報告中個別問題上。少奇對這問題有豐富的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鬥爭和黨內關係，都是基本上正確的，在華北的領導也是一樣。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

他系統地指出黨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毛澤東的明確態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促使會議取得較大進展。

一個重要的評價

黨內對劉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領導能力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 是在1941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 上。會議集中討論了黨在土地革 命戰爭後期即六屆四中全會以來 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明確了黨 中央從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段歷史上，犯了「左」傾政治 路線性質的錯誤，統一了中共領 導層對王明「左」傾政治路線的認識，為發動全黨普遍整風奠定了基礎。

會議期間，不少領導人對劉少奇在過去白區工作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評價。9月11日，陳雲在會上說：「過去十年白區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在劉少奇、劉曉同志到白區工作後才開始轉變。劉少奇同志批評過去的白區工作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檢查起來，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中的正確路線。」9月 12日，任弼時說：「主觀主義在認識論上是唯心論，在政治上的 具體表現就是『左』或右的機會主義。我黨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能根據實際情況來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更少些。」康生在發 言中檢討了過去在白區工作政策上同劉少奇的分歧，承認劉少奇是對的，並說：「主觀主義的錯 誤路線把白區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時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

毛澤東在九月會議前後的多種場合也對劉少奇給予了充分肯定。在為九月會議起草的 《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 線問題結論草案》中，毛澤東批判了「左」傾路線在組織形態上的「極端惡劣的宗派主義」。他在談到1931年9月臨時中央組成的問題時指出：在臨時中央人選的委任上，出現了「故意地壓抑劉少奇同志，而提拔了兩個新黨 員(博古、洛甫)」，「來掌握全黨最高實權的怪事」。在「劉少奇同志」後面，毛澤東特意在括弧中加了一段話：「他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眾領袖，又是政治局委員(實際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的這段評語，顯然是針對劉少奇在白區時的工作而言。

九月會議後不久，毛澤東多次致電劉少奇，希望他返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1942年3月19 日，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從江蘇阜寧啟程，經過9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於12月 30日到達延安。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 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劉少奇有一個重要評價，說他是「正 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他「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事實證明， 《決議》中的上述論斷是經得起 歷史檢驗的。

來源：《紅岩春秋》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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