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製葯太生猛，國際製藥巨頭轉戰中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志象網，作者｜邵世明

2005年，世貿組織的新產品專利制度開始生效。百時美施貴寶、勃林格殷格翰和默沙東就在彼時成立了印度子公司。他們面臨的誘惑是印度日益增長的市場，以及印度在新知識產權保護下所承諾的具有成本效益的研發中心。

但如今一切歸於平淡。

自從莫迪政府上台以來，印度製藥業遭遇了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挫折。價格管制、臨時政策變化以及商品和服務稅都對行業造成了不利影響。如果政府繼續不假辭色，醫療保健將在劫難逃。

業內人士表示，即使是輝瑞、葛蘭素史克和阿斯利康這樣的長期主義者，也因為收入下降（甚至是負增長）讓員工們捲起了鋪蓋。百時美施貴寶和羅氏等私營企業的員工福利支出下降了30%至40%，這從側面反映了裁員規模。

印度有關部門的企業文件顯示，跨國公司的利潤率降至個位數，運營收入增長只能用「貧血」形容，維持一支龐大的銷售隊伍再無可能。

在過去的一年中，重大交換、出售和資產剝離，一直是大型製藥公司在印度的主旋律。

上個月，艾哈邁達巴德的製藥集團Zydus從消費品公司Kraft Heinz手中收購了Complan。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India）旗下的Horlicks品牌自3月份以來一直在伺機物色買家。

德國默克公司將其消費者健康業務出售給寶潔公司（Proctor＆Gamble）。交易的印度部分，相當於以129億盧比（1.779億美元）出售了最大的維生素和補品業務。

其他公司也紛紛削減了消費者業務。該業務利潤本來就沒有藥品那麼高，而且因為變幻無常的零售逆轉和創造性的復甦備受擠壓。

總體而言，大型製藥公司在發達市場面臨著高價葯的收益挑戰。立法者、病人和醫生正在密切關注價格上漲，而保險公司則在抵制昂貴的藥物。但大多數公司依賴這些銷售收入來支撐渠道，並回歸基礎——創新並發布新葯。

印度的反彈意味著跨國公司正在重新評估市場。相當一部分公司在闃無聲息地持續縮小規模，裁員達數百人，這是他們十多年來在印度少有的做法。

「大型製藥公司都在尋找平衡點，重新調整優先順序。創新下滑，印度故事就此結束。個人來講，我會看看中國（市場）。」私募股權基金Chrys Capital的合伙人桑吉夫?考爾（Sanjiv Kaul）說，該基金投資印度的製藥公司。

跨國公司似乎認同這一思路，其新葯和新中心的投資均避開了印度。相對應的是，他們正在買入中國藥品消費的成功企業。在中國，儘管中央強制降價，但得益於國家保險，大型製藥公司的增長率高達兩位數。

所幸的是，印度政府推出了新醫保計劃Ayushman Bharat。上個月，葛蘭素史克、輝瑞和雅培提議為此推出低價的「第二品牌」。大型製藥公司能在印度起死回生、複製中國的成功嗎？

跨國俱樂部

早在20世紀80年代，跨國公司就主導了印度醫藥市場。他們控制了80％的份額，而剩餘的才由印度本土公司瓜分。但從本世紀初開始，這一趨勢已經逆轉，截至2018財年，印度公司佔據了這個12183.3億盧比（168億美元）市場的79％。不過隨著政策和監管動蕩，這個市場去年的增長率為6.3%，與2010-16年間13-14%的增長率相比，著實令人沮喪。

但一直以來，雅培、葛蘭素史克印度、輝瑞、默沙東和賽諾菲等印度市場的長期信徒，則一如既往地組成了穩定的跨國俱樂部。

2010年，雅培以令人瞠目結舌的37億美元收購Piramal Healthcare的配方業務，該公司還表示，10年內收入將達到25億美元。但8年後，無論是老牌的上市公司印度雅培，還是擁有Piramal資產和業務的私人控股公司雅培醫療，都沒能實現這一目標。在18財年，雅培印度公司收入增長14%，達到330.7億盧比（4.5613億美元），雅培醫療增長5%，收入為488.1億盧比（6.7324億美元）。

雅培已在孟買投資了新工廠和新辦公室，但是收入和凈利潤遠未達到預期水平。「雅培為Piramal資產付出的代價太高了……尤其是因為印度市場已經走向了緩慢增長，」一位在雅培等跨國公司工作了32年的資深製藥主管說。

他還表示，印度不是製藥創新之所。沒有研發環境，沒有投資者理解渠道，而這些是創新製藥的生命線。印度只了解眼前和過去的東西，沒有人能理解未來。

2009年，法國賽諾菲（Sanofi）印度公司以7.84億美元收購了Shantha生物技術公司，希望進入15億美元的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GAVI）市場。儘管看起來像是一手好牌，但隨後賽諾菲在印度工廠的質量下滑，失去了部分核心價值，也丟掉了一些全球合同。如今在全球市場，賽諾菲正從製藥業轉向生物技術藥物和疫苗，後者很難複製，而且不受嚴格的價格控制。

「印度將出現更多的外包，作為一個市場，尤其是盧比貶值的時候，印度的商業數據並不好看，」一位前賽諾菲印度公司高管說。

對於葛蘭素史克（GSK）而言，Samara Capital旗下的Oaknet上個月買入了GSK消費者健康的若干品牌。這些錢會在印度重新部署嗎？分析師對此表示懷疑。「在其他地方，當資產被剝離時，資金會流回公司，但這裡的資金並沒有在印度部署，」孟買一位分析師在談到默克和葛蘭素史克出售其消費業務時表示。兩年前，比利時聯合銀行將其資產出售給Dr Reddy』s，但從未在印度再度投資。

葛蘭素史克過去兩年如何支付股息反映了這種情緒。它在18財年的利潤為35.1億盧比（4841萬美元），支付了30.6億盧比（4220萬美元）的股息。而在上一年，利潤為33.7億盧比（4648萬美元），支付股息為51億盧比（7034萬美元）。

持續的高額股息、基本無負債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沒有外國監管高懸頂門的利劍——這已颳走了印度醫藥市場的數十億美元，讓這些上市跨國公司的投資者眉開眼笑。它們的股票價格一路走高，上周五，雅培收於7556盧比（104.2美元），賽諾菲收於6119盧比（84.4美元），輝瑞收於2845盧比（39.2美元）。

孟買的一位對沖基金經理表示，「他們保持高位，希望有一天能夠回購。」他指出，由於流動性較低，很少有分析師推薦這些股票。「他們的交易價格為4000-5000盧比（55-69美元），因為這些都是現金產生的業務，這些公司不會發放獎金等來增強流動性。」

儘管製藥業在過去兩三年中增長乏力，這些公司都在印度擴大疫苗產品組合。沒有人能忽視這裡的人口統計數據。每年有2000多萬嬰兒出生，政府在免疫接種上會投入更多，中產階級則準備在流感或HPV等成人疫苗上投入更多，這些疫苗保護了人們，同時也在反哺製藥公司，雅培的疫苗部門在2018財年中增長最快，達到59.7%。

騎牆派

如果說上述俱樂部對印度市場滿懷希望，那麼另一些跨國公司就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自我保護措施。他們的產品組合包括昂貴的專利藥物，又或者因為母公司的策略，他們對印度顯然是試探性的態度。

「在百時美施貴寶，這些年和未來幾年將一成不變。諾華製藥的業務也並非一帆風順。大多數（公司）都在獨立試點或削減開支，」孟買一家經紀公司的資深分析師表示。諾華公司的收入在18財年下降了14％，曾嘗試退市，但股東們進行了抗議。

瑞典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也是如此。 2014年，該公司關閉了印度和波士頓研發中心，以實現遠離傳染病的重大戰略轉變。該公司還提出了一項建議，即將母公司擁有75％股權的阿斯利康印度有限公司退出印度股市。兩名股東為此向證券上訴審裁處提出上訴。根據該公司2017財年的年度報告，這些上訴仍在審理中。2017財年，其員工人數從2016財年的1587降至1141。今年早些時候，阿斯利康表示，它將在印度投資9000萬美元，主要投資於藥品開發部門，為其50-100個全球品牌提供支持。

諾華公司在海德拉巴的全球IT離岸外包中心有3500名員工，其採取的措施大同小異。Chrys Capital的合伙人桑吉夫?考爾表示，外包將進一步增加，這些公司已開始委託當地製藥公司進行合同製造。

同樣地，瑞士巨頭羅氏公司在印度的診斷業務表現良好，除2017財年外，一直穩步增長，今年達到80.8億盧比（1.1144億美元）。但因為其生物技術藥物面臨專利挑戰，該公司在製藥業務方面仍然憂患重重，收入甚至下降了32％。雖然診斷只貢獻了羅氏母公司530億美元收入的四分之一，但在印度，情況正好相反。

「在德國和美國之外，羅氏診斷技術只在印度出現，甚至都不是中國。現在，印度也將迎合亞太地區的需求。」 在跨國公司工作了32年的Sidhartha Roy說。他還表示，大製藥公司指望著Ayushman Bharat計劃，通過該計劃每個家庭可以得到50萬盧比（6896美元）的補償，支付人群將在醫療業務中擁有最終發言權。

兩敗俱傷的「專利山頭主義」

諾華印度公司前董事總經理蘭吉特·沙哈尼（Ranjit Shahani）表示，2005年至2015年期間，輝瑞、禮來、諾華、阿斯利康、羅氏和葛蘭素史克等大型製藥公司在中國投資數十億美元，彼時印度也有機會吸引部分投資，從中分一杯羹。

「印度本來可以得到部分類似的投資，但當時印度還沒有數據保護法，就此坐失良機。約旦的數據保護期為14年，中國為6年，其他國家都有6-10年的保護期。而仿製葯公司的遊說導致印度沒有類似政策。」沙哈尼說。

印度為創新公司提交的新葯臨床試驗數據提供四年專利期。大型製藥公司則一直在請求給予10年的保護，以推遲仿製品上市。

因此，推出新產品的公司非常謹慎。「默克和輝瑞分別研發了用於宮頸癌和肺炎的疫苗HPV-9（品牌名Gardasil）和肺炎球菌-13（品牌名Prevnar），他們都非常謹慎，極度保密。」一位在公共衛生項目中與兩家公司合作的高管表示。

印度仍然堅持「數據山頭主義」，但在這個因缺乏質量流程和人力資源而步履蹣跚的行業，規模持續萎縮的大製藥公司仍將對其產生長期影響。印度中小型企業頻頻裁員，卻很少投資於人力資源，在跨國公司和大型印度公司從業29年的孟買醫藥顧問Inderjeet Sood說，「在印度，跨國公司一直致力於與醫生和患者分享知識、倫理、流程建設和人員發展。他們為生態系統所做的一切，無人可以比肩。」

目前尚難斷言Ayushman Bharat計劃有足夠的激勵和吸引力，能夠將這些公司留在印度。沙哈尼說，「第二品牌」的提議可能會成為巨大的機會，但它不能以低廉的價格破壞零售市場。

「印度不是一個孤立的市場。金字塔頂可以支付世界級的價格，而金字塔的底端則需要慈善性質的定價，但在中間層，我們可以進行細分。醫藥不是慈善事業，需要拆東牆補西牆來『劫富濟貧』。」他補充道。

這與中國大相徑庭。對這些公司而言，中國劇本在印度不起作用。

首先，中國醫療保健的80％是國家採購，而印度的70-80％為零售採購。中國也沒有堅實的國內配方產業，允許跨國公司通過非專利品牌仿製葯蓬勃發展，而印度擁有強大的配方產業，可以提供Ayushman Bharat所需要的低成本品牌仿製葯。

但大型製藥公司在印度也有機會提供新產品和高端產品，因為他們肯定有比印度競爭對手更好、更具差異化的產品組合。

因此許多公司正與印度公司合作來推銷新葯，同時他們縮減了印度的銷售隊伍。勃林格殷格翰在7月份表示，它將與Lupin共同銷售兩種糖尿病藥物。阿斯利康（AstraZeneca）在其年度報告中披露，已與Dr Reddy』s和太陽製藥簽訂了分銷服務協議。默克公司也就其大獲成功的糖尿病藥物西他列汀，與一些印度公司達成了類似協議。

但即使已在印度運營十多年甚或二十年，在大多數跨國公司數十億美元的帝國版圖裡，印度的收入仍然只是一星半點。他們會在印度布局銷售，但也不會太過在意，至少現在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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