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勇：歷史，你在哪裡？

陳勇，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歷史系美國史教授，曾任該校研究生院副院長（1999—2004），並擔任多所大學客座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學，分別獲得歷史學系學士和碩士學位。1985年赴美留學，獲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著述包括：Chinese San Francisco,1850-1943：A Trans Pacific Community(2000)，中文版《華人的舊金山》（2009）；《美國史探研（續編）》（2010，合編）。曾在紐約市和費城的博物館舉辦過「美國中餐館歷史」的展覽（2004—2006），曾獲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生教育經費和中國教育部春暉獎。曾任美國種族和移民學會的董事，並擔任美國國家人文基金和加拿大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項目評審委員。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成立籌備組成員（1987）。

印證歷史

一位美國史學家說過，歷史是一個遙遠的異國他鄉。 這也是一個很難到達的國度。無論歷史學家多麼敬業和博學，他們對過去的知識永遠是支離破碎的。沒人能夠將歷史完整地重新呈現在我們面前。而歷史學家所寫出的史書，只不過是他們從自己的知識中選擇出來的那些他們覺得讀者應當了解的事實，離真正的歷史就更遠了。 史書描述的往往只是主線條，而忽略了很多重要的細節。 但正是這樣的細節，才能使我們走近歷史。這樣的例子，可以信手拈來。我們都知道玉米和土豆的傳播，對於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上初中時，我參加學校組織的支農活動，到過湖北一個鄉村。當地農民長年以玉米和土豆為主食。但對這兩項重要的食品如何從新大陸傳到此地和世界上無數的村莊，我們卻所知甚少。我們還知道當年那些隨鄭和飄洋過海到了南洋的人，有的最終滯留不歸。這些無名人士是因為什麼而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他們的餘生幸福嗎？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樣的細節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沒發生過，或者不重要了。歷史的浩瀚就像大海，歷史學家就像是其中只能隨著風浪漂泊的一葉孤舟，應當謙卑地承認自己的渺小。

也許是看不到自己的渺小、或大海的無限，史學家常常有意無意地置身於其研究的歷史之外。其實，史家的學業乃至生命也是歷史長河的一個部分。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會不斷發現蘊藏於現實生活中的歷史。由此，歷史就從靜態變成了動態，從平面轉成了立體。研究也就不再枯燥。 這一領悟，大大幫助了我理解美國社會和歷史。美國的重要特點之一乃是其兼容的傳統。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我對此有著切身的體會。我能在美國大學裡教授美國歷史，後來又長期擔任一流大學的研究生院副院長，這在很多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但到後來我才更清楚地認識到，美國的寬容也是一個過程， 隨著社會的演變在不斷發展。我個人的經歷，就是這一過程的印證。

毫無疑問，美國對外來文化和移民的容忍與其作為移民國家的背景有關。半個多世紀前，哈佛大學的著名史家漢德林曾這樣寫道，「我想過要寫一部美國移民的歷史。但我後來發現，移民們就是美國歷史」。在他的筆下，美國的移民史是一部迴腸盪氣的史詩。大家都知道，美國的發展是從英國移民的到來開始的。移民這一主題貫穿了整個美國歷史。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的「移民世紀」，四千多萬人從世界各地移居到新大陸。 但是，這裡面絕大多數都是歐洲人——漢德林所談的移民指的也就是這些人。早先，他們多來自北歐和西歐。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東歐和南歐人變成了主力，將美國的移民浪潮推到一個高峰。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里，近九百萬移民來到美國，移民在美國人口的總數，大大超過了百分之十。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抵達美國的我，不知不覺加入到一個正在形成的新的移民浪潮中。這一新浪潮延綿數十年，勢頭至今未減，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社會的種族性質。在1981年至1990年期間，有七百三十多萬人移居美國。其中來自歐洲的還不到百分之十，而來自亞洲的移民則佔了近百分之四十。

中國人在美國受到的兼容，也要從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來理解。幾十年來，我在美國從未直接遭遇到種族歧視。但是，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卻時常感受到美國人的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我還記得在康乃爾大學我第一次參加系裡舉辦的野餐會。餐會的地點在卡由嘎湖（Cayuga Lake）湖畔。我已順利讀完了博士學位的第一年，湖景伴著好心情，顯得格外美麗。我跟幾位教授半開玩笑地說起過去的一年裡功課如何重，而我又是如何用功，常常每天只睡五、六個小時。想得到一點讚賞和鼓勵。但其中一位卻說，「我們把你從中國招進來，又給你獎學金，不要你幹活，你當然應當好好讀書了。」這番話本無惡意，說的也都是事實。但我聽起來，卻甚是刺耳。因為他特別提到了我是中國來的，好像美國人給中國人的獎學金是一種施捨，我們只能心存感恩。中國當時的確很窮，沒有美國的獎學金，我是不可能到美國來的。說我這個學生窮、應當努力沒關係，但因中國窮而看不起它，卻戳到一個深深的傷痕 ——一個深達一個多世紀的傷疤。

歷史上的華人先輩

書讀多了, 對美國人長久以來對中國人的態度有了更系統的了解。有一部廣受好評的專著，題為《不可缺少的敵人》。作者用批判的眼光分析了十九世紀西部白人工人運動中的強大反華思潮，但是，整本書中卻聽不到華人的聲音。作者對其研究主體的忽略，在史學方法論上是一個極大的缺陷，同時也說明他並沒有徹底脫離美國歧視中國和華人的窠臼。 因為他對種族主義的批判，仍然是從白人主流社會的視角出發。於是，我選了華人歷史為我博士論文的題目。這個題目把原來感覺很遙遠的美國歷史一下子拉近了很多。

在美國各地旅行時，我最愛去的地方之一，就是中國城 (老華僑稱之為 「唐人街」）。倘佯中國城的街道上，熟悉的中餐香味撲鼻而來，讓我無比的親切。 當年的老華僑與我並無血緣關係，但他們是我們新一代華人的共同祖先，是他們在美洲新大陸給我們開闢了第一片家園。

華人的歷史是一部悲壯的史詩。早年華人在美國的境遇十分悲慘：大規模華人移民因1848年加州發現金礦而始；來自廣東的成千上萬的淘金者，成為美國第一批亞裔移民，種族主義的排華運動同時也誕生了。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加州就對華人徵收苛稅。到了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在一次審判中做出判決，說華人因其道德觀念低下，不能在法庭上作證。這一判決影響深遠，美國屬海洋法系，法庭的判例具有普遍的法律效應。早年的華人主要分布在美國西部。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已經有二百來個城鎮用暴力將當地的華人驅趕出境，其房屋財產則付諸一炬。1882年，聯邦政府通過了惡名昭彰的排華法案，禁止華工來美，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基於種族限制移民的立法。此法並重申華人移民不得歸化成為美國公民。但華人在如此困境下並沒有屈服。他們一面不斷地與種族主義鬥爭，一面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的發展；不惜捨去財富甚至生命。有一位名叫陳宜禧的華人傾其全力，在家鄉修建新寧鐵路，最後在日據時期以失敗告終。當他於1930年死於故鄉時，已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八十五歲的老人。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很多美國華人在中國投資興辦了各種實業，但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幾乎全軍覆滅。留下的是一個個壯烈的故事。老華僑心繫故土的情懷，在今天的華人身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

然而，這一「愛國」的情懷，遠不能充分概括華人歷史這部史詩的曲折和複雜性。新大陸的社會環境，給華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識帶來了深刻改變。 為了在美國生存，很多人無暇關注中國，也不能經常返鄉。一位名叫譚聰坤的移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1863年初到美國時，還沒滿十五歲。到了美國後，他給美國人打工、上美國人的教會，也學到了諸如喝咖啡等新的生活習慣。在很長的時間裡，他堅持用英文記日記。後來，他終於成為一個商販， 定居於加州的聖地亞哥市。到他1914 年去世，他只回過一趟中國。 在他身上開始顯現的文化同化，到了他的後代身上，就越來越強。在研究譚聰坤家族歷史的過程中，我採訪了十幾位他的後人。其中有一位成為我的朋友，是譚聰坤的外曾孫。他在行醫之餘，花了大量的時間來研究其曾祖父的生平。但是，他對其家族在中國的情況卻一無所知，本人也只會講幾句廣東話。他的太太是位白人，到了他們的孩子這一代，就完全不會講中文了，也完全喪失對家族的華人祖先的記憶。如何對待下一代在文化上的同化問題， 也是當今華人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我們知道生活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六十年代的歐洲移民的第二代很快就忘掉了其父母的母語，這一現象，也發生在今天出生於美國的華人身上。他們中很多人也只會講英文。很多做了父母的華人朋友，都為此頭痛不已。華人的歷史經歷是一面鏡子，凸現了歷史和現實之間、各不同族群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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