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一：不辨史料

原標題：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一：不辨史料

核心提示：曾業英先生在其發表於《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一文中認為，擊椎生絕非蔡鍔，八九不離十可認定他就是籌滇協會的倡議人唐璆。但經筆者查考，曾先生的上述結論完全不符合史實。本刊自即日起分20期連載筆者的反駁文章，敬請廣大讀者關注。

蔡鍔，字松坡，別號（筆名）擊椎生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曾先生在這方面的失誤還遠不止於將"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直接換成公曆1908年1月21日。因為曾先生恐怕有所不知，「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其實也並非真的就是唐璆寫這封信的具體時間。關於此信的寫作時間，除了「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之外，在唐晉源，唐晉湘所編之《唐璆文集》中，我們還發現有第二種「西二十一日，缺月」（詳見下圖一）和第三種「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詳見下圖二）以及第四種"1908年1月21日"（詳見下圖三）等說法。以上四種說法，「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只是收錄此信的《梁啟超知交手札》一書的編輯根據唐璆信中透露的信息自行推導出來的時間，而其他三種則是唐晉源，唐晉湘在書中不同地方提出的。

來源：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的「自述」》，《唐璆文集》，第2頁

來源：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致梁啟超函關於雲南的記述》，《唐璆文集》，第245頁

來源：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年譜》，《唐璆文集》，第314頁

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說，上述四種說法都有問題。因為據筆者查證，在此信中，唐璆所寫的時間僅為「西二十一日」（詳見下圖），即公曆21日，至於何年何月均不得而知。所以，《梁啟超知交手札》一書的編輯將唐璆寫信的時間推定為「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唐晉源和唐晉湘將其確定為「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身就不中不西，不倫不類。至於第二種，只指出「缺月」也是不夠的，因為它還缺年份。第四種，唐晉源和唐晉湘也不過像曾先生一樣,犯了直接將農曆作為公曆的錯誤。以上四種說法，就在一本書中，曾先生竟然沒有全面閱讀，也沒有發現其中的問題，而且不加考辨，直接把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換成1908年1月21日就用作論據。這就必然導致曾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全面的、徹底的失誤。

來源：《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函》，《唐璆文集》，第48頁

但是，從信中唐璆急切希望梁啟超為《籌滇》雜誌寫發刊詞一事，我們可推知其寫於《籌滇》雜誌第一號出版之前公曆某月的21日。再查，《籌滇》雜誌第一號於「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日印刷」（詳見下圖），換算成公曆即為1908年6月8日。因此，唐璆的這封信只能大致確定為1908年6月8日以前，而不是像《梁啟超知交手札》一書的編輯推定的「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和曾先生所說的1908年1月21日。再從唐璆信中希望梁啟超將發刊詞「早付來璆處，以便付印」等語來看，我們又不難推知，唐璆寫此信的時間應該離該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極有可能就是1908年4月或5月21日。因為當時梁啟超一直就在日本橫濱，再說一篇發刊詞對於文思敏捷的梁啟超而言也不過是一袋煙的工夫。因此所有的問題三五天之內即可全部解決。後來的事實證明,梁啟超的發刊詞一到,《籌滇》雜誌第一號就立即於1908年6月8日印刷出版了。

這樣一來，曾先生所謂「唐璆的信寫在（《蘇杭甬鐵路與滇川鐵路之比較》）之前的1908年1月21日，擊椎生的文章發表在其後的2月28日。這說明絕對不可能是唐璆引自於擊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擊椎生引自於唐璆的信」的推導還能成立嗎？事實充分證明，不是擊椎生的文章引自於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於擊椎生的文章！

來源：《籌滇》第1號

所以，曾先生對於唐璆此信的寫作時間，不加分析，不經考證，僅僅為了證明其「特別值得一提」的結論，便不假思索地認定唐璆此信寫於1908年1月21日，還拿這種根本就不靠譜的「證據」來「說事」，豈不太失嚴謹，對歷史太不負責？！

綜上所述，曾先生不分陰陽、不考史料，其所謂「特別值得一提」的推導和結論,不僅毫無任何學術價值和意義，反倒鐵定成了曾先生「特別值得一提」的重大失誤之一。

搞歷史研究的人都應知道，自己沒有認真查考過的史料不用，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看來曾先生對於這一基本原則並不熟悉，也缺乏這方面的意識，以致在使用有關史料時，既不辨真偽，也不加考證，只要符合自己的主觀預設，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不管是牛是馬，就不假思索地拿來便用，這就是其在僅有2萬字的文章中屢屢失誤，從而導致錯誤結論的根本原因。客觀而論，唐晉源，唐晉湘所編《唐璆文集》雖然為研究唐璆提供了一些可用的史料，但他們畢竟非專業人士，書中存在諸多的矛盾和錯誤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們在使用時必須注意仔細加以考辨。而曾先生作為長期從事歷史研究的高級專業人才，對於《唐璆文集》提供的史料，既不考，也不辨，拿來就用，結果不僅導致了錯誤結論，還以訛傳訛，終難辭其咎啊。筆者還注意到，曾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大談史料辨偽和史事考證的問題，還現身說法，總結出所謂的探源法、證實法、正誤法、旁證法、考異法等五種方法，並對時下不重視史料辨偽這種陋習進行過嚴厲的批評：「史料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礎,依據史料寫出的歷史固然有某種局限性,但拋開史料和史事考證,便寫不出任何歷史」，並發出感嘆道：「這種不重視史料,不重視史料辨偽和史事考證的現象……是今日大陸史學界相當普遍的現象。」真是言之諄諄，切中時弊啊。莫說五種六種方法，如果曾先生在寫《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一文時，哪怕只是多翻一下《唐璆文集》，就會發現其中的問題，而對所用史料和史事進行考辨，從而有可能避免鑄成大錯啊。因此曾先生不能只說別人，更重要的是要「從我做起」，自己首先就不能不辨史料、不考史事，置身於事外。曾先生真是知易行難啊！這也充分說明，要根除曾先生所痛恨的這種「大陸史學界相當普遍的現象」，的確還任重道遠啊！（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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