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跨領域、跨學科對話：古代中國國家研究的新探索

原標題：工作坊︱跨領域、跨學科對話：古代中國國家研究的新探索

2018年11月17-18日，「古代中國國家研究的新探索」工作坊在清華大學文北樓舉行。這次工作坊邀請的學者不限於中國古代史領域，還包括外國史、社會學、政治學、哲學和人類學等領域。本次共研討了九篇論文，每篇論作作者發表之外享有65分鐘的討論，先由兩位學者評議，然後自由發言，以實現跨領域、跨學科的深度交流。

游逸飛：製造「地方」

台灣中興大學游逸飛所提交文章的題目為《製造「地方」——從「郡縣城邦」到「共治天下」》，原為他即將出版的《古代中國地方政府新探——以戰國至漢初的郡製為例》一書的導言，可謂一個階段性研究基礎上的概論。論文認為，在國家形成的視野下，戰國至漢初處於將城邦「郡縣化」的階段，即郡縣制既要取代城邦、在地方上推行統治，又要改造城邦、在地方上構建新的政府。一方面他對「地方政府」的理解有所不同，「最廣泛的定義也許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上設置的諸種官署」，一方面他探討的主題體卻是最常見的地方政府——郡，想找出早期郡制逸出於一般地方政府的特質。論文主體由兩部分組成，上編主要利用簡牘討論地方政府的不同組建方式，即從軍區演化而來（秦簡）、由中央外派形成（張家山漢簡）、貴族式政體下郡縣的形成（包山楚簡）；下編著重探討地方政府與中央集權的關係，分別提出「殖民社會」、「監察相司」、「廢除郡縣」等不同模式。此外，論文還期望從思想和社會層面解釋郡縣制的形成和演變。

游逸飛

對於這篇論文，討論非常熱烈，眾多學者競相發言，以至於游逸飛只能在第二天傍晚圓桌討論環節進行「答辯」。總體來說，討論集中於下面幾個問題：一是「地方政府」這個概念的理解和運用，比如胡鴻就提出疑問，根據論文的定義，一些特殊職能和資源管理的機構與官僚，如軍事性的屯駐，如鹽官、鐵官，是否可以視作「地方政府」。方誠峰也指出，用現代國家概念去理解中國古代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不免有一種隔閡，論文「好像沒有回答什麼是古代中國獨有的中央與地方的結構方式」這一問題。仇鹿鳴指出論文中強調的「地方分權」是否是設計這套制度時的理念和構想，進而談到文章末尾對漢宣帝「共治天下」的詮釋。由此出發，溫春來建議作者在概念表達上盡量採納中國古人自己的話語，以減少理解上的分歧和爭議。

二是對里耶簡所見洞庭郡問題的判斷，胡鴻指出，說洞庭郡「僻遠」是站在現代的角度而言的，回到歷史語境中，里耶是軍事前線，有必要建設軍事堡壘。三是對「漢初齊楚無郡論」的質疑，胡鴻和孫正軍都提出了史料中的論據；對於楚制與周制的關係，魯西奇認為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不僅牽涉楚制的問題，更牽涉如何認識周制的問題，在具體判斷上宜謹慎。四是制度形成與思想、社會之間的關係，胡恆認為政區設置是根據具體形勢周期性變動的，恐怕很難把它和某種思想建立直接關聯。魯西奇提醒作者，這項研究日趨精緻，越來越體系化了，在一些問題的表述和判斷上應更加小心。

阿部信幸：天子之璽與「漢家」結構

日本中央大學阿部信幸報告的題目是《漢代即位禮儀、郊祀親祭與「天子之璽」》。著名史家西嶋定生給皇帝璽下了一個定義：「代表皇帝合法性與威權的物質象徵。」這篇論文就是在西嶋定生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的申發和研討。論文由「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展開，嘗試探討漢代皇帝璽在何種情況下移動，具體分析皇帝六璽及其用法，認為皇帝在即位、郊祀時使用的都是「天子之璽」，進而考察「天子之璽」的本質意涵，剖析漢代的國家結構。

阿部幸信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孫正軍在評議中指出，對中國古代印綬制度的研究，中日兩國學界擁有不同的傳統，中國學者偏向研究印綬本身，如文字、職官等方面的考證，而日本學者往往不局限於印綬本身。這篇論文是阿部教授一系列印綬制度研究中的新作，試圖解決西嶋定生提出但並未解答的問題，即皇帝璽如何表現皇帝的正統性與權威性。孫正軍對論文提出了幾點疑問：一是在他看來，皇帝發生長距離空間移動時，理論上必然引發皇帝璽隨之移動，因此論文從皇帝璽移動的角度考察問題，或許還值得斟酌。二則認為作者在論證皇帝即位和郊祀使用的是「天子之璽」時，論據不夠充分；即使論述成立，行文也稍顯迂曲。三是，皇帝是否以漢家家長的身份祭祀祖靈。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趙晶在評議中主要提出幾處質疑：其一，根據金子修一的研究，皇帝祭祀時自稱「天子臣某」形成於東漢明帝時，如果自稱是與「天子之璽」相配套的，則論文用光武帝封禪的材料佐證祭祀時採用「天子之璽」，那麼同一套制度中自稱和皇帝璽的運用出現時間差，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這就涉及整套皇帝祭祀理論的問題。其二，在作者的祭祀理論下，即位與祭祀之間的空檔，會發生「神聖性的缺環」，也就是說，皇帝即位後成為「漢家」的家長，但還沒有祭拜山川鬼神，在此期間皇帝的神聖性該如何彌補。

趙晶（左）

復旦大學歷史系徐沖指出，論文旨在通過皇帝六璽的運用來考察漢代皇權的世俗性與神秘性問題。西漢後期復古改制後，祭祀上有一個很大的轉向，原先的祭祀是帶有巫術色彩的，成帝以後形成的郊祀脫去了神秘性，而論文主張西漢後期皇權的神秘性，其間的矛盾該如何解釋。

清華大學歷史系方誠峰注意到論文對《漢舊儀》「皇帝六璽」的標點與通行處理不一樣，這直接關涉祭祀天地鬼神採用的是「天子之璽」還是「天子信璽」。阿部信幸在回應時指出，標點的改動是沿襲了西嶋定生、栗原朋信的做法，這些前輩是基於唐代的制度而修改的。

顧濤：西漢信任生態

清華大學歷史系顧濤報告的題目是《西漢信任生態的一個剖面——突破信任研究的「實體性思維」》。論文首先對信任研究作了學術史梳理，指出福山的名著《信任》認為中國是「低信任社會」是受到林語堂和韋伯影響的一個誤判，接著討論余英時、楊聯陞等人的相關研究，認為侯旭東的《寵》著力將「關係」思維引入傳統史學，開拓了信任研究的空間。文章主要剖析了漢宣帝一朝趙、蓋、韓、楊四位大臣之死背後的信任問題，認為宣帝朝的君臣之間形成了一種輻輳式的信任網路，漢宣帝的「刻薄」「少恩」是信任危機的導火索。

顧濤

復旦大學歷史系仇鹿鳴在評議中強調，信任是不可量度的，史料中的寵信也是很難測量的，但信任作為一種人際關係放在費孝通的「差序格局」中或許可以得到較好的解釋。與作者認為漢宣帝朝四臣之死所昭示的信任危機相反，仇鹿鳴認為，所謂輻輳式信任網路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傳統政治手段的成功，畢竟中國古代最忌諱大臣「結黨」，而皇帝有意保持諸位大臣之間「異論相攪」。另外，仇鹿鳴認為，這項研究的一個特色在於，它將皇帝個人網路置於觀察的中心，而不是把皇帝抽象為皇權的代表，文章用了不少篇幅以心理史學的方式討論君臣的成長經歷和性格，但中國古代上半段的材料極其有限，作這樣的分析應慎之又慎。

中山大學歷史系溫春來認為，這篇論文在信任的學術史脈絡下展開，但福山所說的「信任」是普遍狀況下的信任關係，而文章重點考察的是特殊狀況下（君臣之間）的信任關係，前者是相對平等的社會關係，而君臣之間，臣的前途、利益甚至性命，都操縱在君主的手上，兩種境況迥異，這兩種信任關係似不宜相提並論。另外，古代君臣關係不只是輻輳式的，比如明代官員與官員之間可能形成派別，因同鄉、同年而結成派系。如果超越君臣關係，「寵」這種信任型關係在權臣那裡也會發生，更下一層的官員會攀附、會巴結，由此形成一層層的寵信網路。

溫春來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魯西奇的發言把這個問題延伸到哲學的層面：信任的根源究竟在哪裡。他認為，上面的討論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政治關係的信任，一是社會關係的信任。他以前做契約研究的時候，就曾思考保人與受信人之間的關係，這是社會史角度的考察。而君臣之間除了利益的考量，除了處於共生的體系之中，《寵》還揭示了一些超越這些因素的、更穩定的結構。由此，他提出處於信與不信之間的「偽信任」，這不僅包括君臣儀式性的信任，還包括日常生活中讓人、甚至讓自己都感覺信任的「偽信任」，他追問這種「偽信任」背後又是一套怎樣的機制。

徐沖：一種「南北朝史」的嘗試

復旦大學歷史系徐沖報告的題目是《「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與東晉「門閥政治」的終結——一種「南北朝史」的嘗試》。論文援用陳寅恪研治唐史時揭櫫的「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視角，考察五世紀初的南北互動。作者認為謝靈運《勸伐河北書》中的「西虜」「東虜」分別指赫連夏和北魏，這兩個北族政治體具有相當的同質性，兩者的努力事實上終結了五胡時代。在此背景下，劉裕得以北伐獲勝，並完成禪代，從而實現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所揭示的門閥政治向皇權政治的回歸。

徐沖

孫正軍認為，在歷史認識和史實兩個層面，都很難看出北魏與赫連夏相對於五胡而言的特殊性，僅憑「東虜」、「西虜」這種外在的稱呼來論證，顯得證據不足。至於北方胡族政權對南方的壓力大小，影響了南方政權的政治形態演變（從東晉門閥政治轉向劉宋皇權政治）這一觀點，孫正軍認為這種勾聯有點牽強，他強調門閥政治的終結主要是還是田餘慶先生考察的內部因素導致的。方誠峰也對作者把南北對峙形勢的變化與政治形態的更替建立因果聯繫提出疑問。

復旦大學歷史系劉永華在評議中指出，本研究視野廣闊，直接把「中國」當作「全球」來對待，從而考察不同區域政權之間的聯繫，「南北朝」就不只是一個時代的名稱，而且成為具有實質關聯的政治世界。他認為，論文對南北政權的關聯互動的處理比較明晰，對北族政權性質的分析，就文章脈絡而言稍顯枝蔓，建議另文研討。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胡鴻就「天下國家」的概念提出疑問，認為無論從稱帝還是封爵的角度，北魏和赫連夏都屬於「天下國家」，而作者把這兩個政權與五胡區別對待，與現行通說相矛盾，至少是需要進一步闡明的。另外，北魏消滅南燕後，對南朝的壓力更大，這一點南朝自身也意識到了，所以並不能據此跟政治形態的演變建立因果關係。

胡鴻

清華大學歷史系侯旭東認為，這篇論文目前是對田餘慶先生研究的擴展和補充，亦與作者自己此前對皇帝權力起源研究結合起來，是一種續寫「宏大敘事」的努力。《東晉門閥政治》為江左百年門閥局面的形成歸納了三個條件，認為晉宋之際政治形態從「變態」走向「常態」（川和安、李濟滄、王鏗等對此有不同看法），侯旭東建議重新思考這些論斷，運用謝靈運《勸伐河北書》等材料，建立內部視角，對時代的變化作更精細的剖析，與前人的論斷形成對話，而不止是擴展與補充，從而得出新的認識。

魯西奇從學術史的角度討論「胡」、「虜」性質（唐長孺、姚薇元、內田吟風等有相關研究），黃春高則以歐洲史上的民族「製造」為例，提出如何看待史料中各種族群稱呼的問題；胡鴻對文中一則史料的解讀提出疑問，引起更多的討論。

孫英剛：佛教王權觀

浙江大學歷史系孫英剛報告的題目是《中古政治史上的月光童子》。論文強調佛教在中古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種角色，不局限於政治事件中或隱或現的佛教高僧和僧團，還包括佛教為中古時期的政治思想和實踐提供了新的解釋系統，或可稱為佛教王權觀。論文指出，在中古早期很長的時間裡，有關月光童子的政治觀念曾被君主、士人、高僧、下層民眾等廣泛認知，並進入政治實踐的層面，由此探討中古時期佛教王權觀的運作邏輯。論文認為，佛教王權觀的核心內容是王權與教權的分離。佛陀（未來的彌勒）是精神世界的最高代表，轉輪王是世俗世界的理想統治者，而月光童子本質上是轉輪王的前世。

孫英剛

方誠峰在評議中指出，作者在其他的論著中已經說明了佛教王權觀的內涵，佛陀與轉輪王有對應關係（一佛一轉輪），轉輪王是佛陀的世俗化身，同時轉輪王在世俗社會是「眾王之王」，且不能被繼承。但所謂佛教王權觀似乎並沒有上升到政治理論的層次，尤其是與《國王的兩個身體》所反映的基督教王權觀、傳統儒家的聖人之君論相比，佛教王權觀的精義還有待進一步闡發。另外，方誠峰指出佛教王權觀存在一個危機，就是它的不可持續性，轉輪王是個「臨時工」，這可能也是轉輪王信仰後來衰微的一個原因。孫英剛在回應中指出，在具體的政治操作中當然會採取其他措施解決這個問題。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景躍進建議作者對佛教王權觀作更深入的辨析，尤其是王權與教權的關係究竟是分離還是結合的問題，另外還需要對這套王權觀的運作邏輯作更清晰的解釋。

孫正軍指出，與秦漢皇帝相比，中古時期皇帝的身份要複雜得多，有宗教身份（佛教、道教），有胡族身份（可汗、天可汗），有汲取古典資源的身份（天王），有士大夫身份（士人皇帝），那麼皇帝該如何處理這些身份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劉永華隨後也談到君主的多元身份，比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的士大夫身份、和尚身份，藝術史學者對此有不少研究，一般是把這些身份納入皇權的範圍，認為有助於皇帝統治，他順著這種思路，提出多重身份相互滲透的問題。

孫正軍

溫春來認為，論文所展現的其實不是佛教王權觀。首先，這是造反觀，隋文帝、武則天都是通過月光童子來合法化自己的造反行為。其次，月光童子在整個佛教體系中只是一個微不足道而且後來也沒什麼影響的部分，上升到佛教王權觀，稍感不貼切。

仇鹿鳴指出《冊府元龜》卷四輯錄歷代帝王運歷，但唐代部分自玄宗開始，原書注「臣欽若等言唐初事闕」，證明宋初所見的實錄這部分就已經缺失了，而《新唐書》的一些記載是《舊唐書》所沒有的，這部分內容材料來源是什麼，目前還不清楚。所以對武則天與月光童子信仰的關係還值得斟酌。

清華大學曹寅指出，佛教和印度教在印度是一個共生的關係，大概在3—5世紀，印度教有一場改革，由原先的很多宗派變成兩個主要宗派，即毗濕奴派和濕婆派，其中濕婆派就是主張末世論的，這與佛教的末法思想是否相關，值得考察。

魯西奇：遼金時期鄉里制度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魯西奇報告的題目是《遼金時期北方地區的鄉里控制及其根源》。論文認為，遼代燕雲墓誌所述亡人葬地所在之鄉、里，當為追溯唐制；所述亡人生前居地或籍屬之坊、村、里，多為當時行用之制度。《黑山崇善碑》題名所列眾人，當是在崇善碑周圍地區居住、活動的不同族屬、不同身份的各種人戶。文章認為，自唐代中後期以來，北方地區的鄉里控制體系即逐步由鄉—里制向鄉—村制演變，村逐步取代里，成為鄉村行政管理的基本單位。遼國的基本控制管理體系，乃是雜糅唐制和北族制度而來，但在根本上，北族制度是核心，而部分唐制的因素不過是形式。

魯西奇

劉永華在評議中認為，對生人居地、亡人葬地採用不同的名稱，可能是預設了不同的讀者群。他建議論文闡明北族制度與唐制之間本質性的差異，這樣更有助於讀者對文章的理解。另外，他建議進一步考察鄉里行政組織、鄉村聚落形態與地域社會的關係。

方誠峰從史料出發，對論文中亡人葬地名、生人居地名之兩分提出質疑；對《崇善碑題名》中「六院司」以及「官分南北」（南北是指遼中央官制）、「因俗而治」（不是根據族屬，而是根據區域來因俗而治）等提出不同理解。另外，方誠峰傾向於贊同蘇赫《崇善碑考述》的觀點，認為諸種人戶都是太和宮的宮戶，人為抽調的性質相當明顯，而作者把它看成聚落，反而迴避了討論該碑所載人群在契丹政治結構中的性質。他還指出，崇善碑所記人群的居住地很可能是契丹的一個政治中心，故而具有強烈的定居色彩，那麼這塊碑所反映的歷史事實恰恰是比較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

方誠峰（左）

侯旭東認為，墓誌上的葬地可能就是表示方位，未必直接反映制度的實施情況。至少從漢代開始，地名稱謂就存在兩套系統，一套是朝廷賦予的鄉里編製，一套是聚落自己的稱呼，有些自稱的生命力遠超朝廷的命名，可以延續數百年、上千年，而且這些稱謂在歷史上層層疊加，新舊雜糅，二者的關係相當複雜，很難通過用「里」或「村」來作一個斬截的判斷。

溫春來指出，文章題名「鄉里控制」，但主體仍是名稱的辨析，沒有更多涉及鄉里制度的運作層面，這可能跟史料寡少有關，那麼標題可再作斟酌。隨後，胡恆、孫正軍、仇鹿鳴等也提到地名混用的問題，值得仔細研討。

田耕：清代回民的法律身份和社會身份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田耕報告的題目是《法律身份與社會身份：18世紀清代法律和政治中的回民身份》。論文將《大清律例》中若干針對內地回民案犯的特別量刑條例統稱為回民例。這些特別量刑主要是在1760—1820年代寫入《大清律例》的，跨越了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論文認為，清代的這種法律治理可以稱為選擇性的刑名化（selective criminalization），而這種刑名化背後的動力是法律身份和社會群類身份之間的交互與涵化，可以從「法律的族群化」和「族群的法律化」兩個層面加以研究。

田耕

清華大學歷史系黃振萍認為，論文的核心是，「刑名化意味著對特定群體執行暴力的傾向的判斷」，關注刑名化「這一過程背後道德語境政治實踐的轉移與變化」，落腳點在於國家治理。論文從社會學角度提出乾隆朝的群體暴力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能夠得到其他歷史實然的印證，只是和特定族群的綁定需要特別小心。

胡鴻主要以自己研究「華夷」問題的經驗談了他對這篇論文的看法。在他看來，回民例反映的是編戶齊民內部的差異性治理，而這種身份邊界的劃分由誰以怎樣的方式操作的，背後的動力又是什麼，都是相當值得探究的問題。

趙晶首先對身份與犯罪的情況作了細緻的梳理，認為回民例涉及的主體行為不特殊，道德要求也沒有異於常人之處，那麼對回民例的研究必然超越法律本身，而文章僅僅檢討了立法語言的表述，疏於分析立法例背後的意涵，比如法條中「群盜」「持械」之類看似簡單的表述，背後卻反映了極其複雜的統治意圖和社會觀念。也就是說，對立法例的研究不能局限於字面含義，還應結合具體的司法判例作深入的分析。趙晶還就文章涉及的具體案例作了剖析，指出身份的特殊性並沒有帶來司法上的特殊對待（因身份而輕易定罪），並建議關注清代的回漢衝突所造成的時代氛圍，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探討立法與司法的變遷。

溫春來指出，就族群與法律定罪的研究而言，論文在整理學術史時還可關注蘇堂棟（Donald S. Sutton）、黃國信等學者對苗例的研究。另外，他認為還可以在更宏大的歷史場景下觀察族群回民化的問題，從而把社會層面納入法制史的研究視野。

侯旭東直陳，回民例為何會成為研究對象，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那些量刑條例是在六十年間斷續編入《大清律例》，附在不同的律條之下，而論文將這些不同時期的律例抽取出來，作為一個整體的對象來分析，是否合適？可以對照的是清朝對鴉片的處理，嘉慶與道光朝分別出台了專門的《查禁鴉片煙章程》和《失察鴉片煙條例》，而「回民例」的入律往往是根據具體情況一事一議，兩者的形成機制並不相同，今天如何研究亦需思考。

侯旭東：什麼是日常統治

清華大學歷史系侯旭東報告的題目是《反思「鴉片戰爭」：事件與日常》。侯旭東認為，將國家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可以從人物、事件、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入手。作為文章引子的「鴉片戰爭」一般被視為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以此劃分歷史時期。論文認為，所謂的「鴉片戰爭」是後人將與鴉片貿易、銷煙、中英沿海戰事等相關內容，從無數事件、事務中抽取出來的，聚合在一個名為「鴉片戰爭」的巨傘下，然後探究其意義，由此構成近代史敘述的重要一環。論文強調，與「鴉片戰爭」相關的奏摺在相關記錄和檔案中只是皇帝日常統治的一小部分，時人並未特別重視因鴉片而引發的種種爭議和爭端。「鴉片戰爭」之所以構成一個歷史事件，是從外國引入與構建出來的，與史觀的變化有關。根源是人們觀念乃至潛意識中的「事件等級制」在起作用，關注不同的「事件」背後反映了不同的史觀。論文後半部分以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漢簡與墓誌為例討論歷史書寫和記憶的機制問題，認為在事件等級制的支配下，作為生活常態的「日常」沒有了存在的空間，只剩下國家「映照」下的不同層級的「大事件」。

侯旭東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胡恆在評議中表示，這篇文章讓他想起楊聯陞的《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但黃仁宇強調的是庸常背後的巨大轉折，而本文強調的是結構性的「日常」。在他看來，日常統治作為一種分析工具，論文主要探討了皇帝的「日常」，而普通民眾的「被日常」是什麼，又該如何體現？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應星認為，從《寵》到《反思「鴉片戰爭」》，侯旭東的歷史研究有一個持續性，在於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突破線性史觀的束縛。應星指出，確實應該關注和研討大事件的製造機制，但他也感到困惑：這篇論文的寫作是否定性的，破而不立，讀後不知道文章的指向；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導致另一種碎片化。

隨後，仇鹿鳴、徐沖等也表示感到茫然，紛紛追問小事件和日常的意義。仇鹿鳴表示，這篇論文帶給他「深深的無力感」，因為它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仇鹿鳴認為，但凡要對原始檔案進行編年整理，必然會刪落很多不那麼重要的事件，比如安史之亂、白蓮教起義，最初肯定是混雜在無數日常政事中的。另外，仇鹿鳴對論文所暗示的「權力敘事」持保留態度，他認為歷史編纂中的刪減大多數時候如同人記憶的自然遺忘機制一樣，很大程度上是技術性的，只有當重要的事件被故意隱沒時，才能明確觀察到權力在其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某些「日常」在歷史上（尤其是古代史上半段）被記錄下來，帶有相當的偶然性。

仇鹿鳴

方誠峰在諸位學者對這篇論文表示疑惑的時候「代侯老師表心曲」，認為這種研究旨在提倡一種開放的史學，可以對任何事件和日常賦予意義，從而重新理解歷史，在此基礎上方能改造現實、改造世界。清華大學哲學系陳浩表示，論文重在消解大事件的特權，解構大事件所造成的一套歷史敘事，使原先被湮沒的、不被重視的眾多小事件、日常、非事件有可能得以呈現，從而根據自己的視角、興趣去書寫各種各樣的歷史。

曹寅則從另一個層面談了他的感想。在他看來，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可以放在更廣闊的時空下進行，充分利用東印度公司檔案等材料，重視鴉片戰爭的國際面向，把握英國軍隊（大部分是印度人）的動向，將它和同時期發生的中國與錫克戰爭、第一次英國阿富汗戰爭等一併納入考察的視野，從事鴉片戰爭的全球史研究。

曹寅

侯旭東在回應中表示，他一貫的理念是每個人都可以是歷史學家，不必被壓抑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敘事底下。他認為，不管近代史還是古代史，都需要從各種各樣的敘事中解放出來，重新進入歷史，甚至可以形成一種「眾籌」的敘事，不是他一個人的獨角戲。

黃春高：「馬賽克國家」

北京大學歷史系黃春高報告的題目是《「馬賽克國家」：歐洲封建時代的國家形態》。論文指出，在中世紀歐洲，尤其是在被稱為馬賽克王國的卡佩王朝，以及類似於馬賽克王國的神聖羅馬帝國的諸多王朝，缺失制度的現象非常突出。在這種國家形態下，有各種公爵領地、伯爵領地、教會系統的領地、城市領地等，此外還有無數的城堡。隨之而來，在權力關係上就出現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狀況。不過處在馬賽克情形下的貴族和大眾都認可或接受一個作為上級統治者的國王的存在，國王神聖卻不強勢，貴族們名義上服從、實際上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態。論文認為，連接或填充馬賽克縫隙的東西主要是封建關係，包括各種習俗和習慣，提示我們反思何謂「國家」、何謂「制度」。

黃春高

曹寅在評議中指出，印度的中世紀和歐洲的中世紀基本上處於同一時期，也是馬賽克國家的狀態，但歐洲有基督教作為粘合劑，而印度沒有統一的宗教，那麼應該如何看待宗教的粘合性？另外，習俗和制度，或者說非制度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到底是一種先後繼替的關係還是一種互補的關係？

清華大學哲學系陳浩認為，論文旨在解構建基於政治制度史觀的「國家」。這讓他想起了黑格爾的國家觀。在黑格爾眼裡，國家是理性概念的現實化，這種現實化直接存在於倫理風俗之中，而間接存在於個人的自我意識之中。依據自我意識的不同發展層級，國家至少可以區分為三種形態——部落民族式的國家、封建意義的國家和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前現代國家大都處在日用倫常、風俗習慣狀態，個體的自我意識尚未得到承認和發展；現代國家則以制度建構為基礎，並且這種制度經過了高度發達的個體意識的反思和承認。與黑格爾不同，韋伯認為，是否獨佔對於武力的正當使用權，是區分現代國家和前現代國家的關鍵，現代國家是在特定的疆域內肯定自身對武力的正當性使用享有獨佔權的一個結合體，而現代國家之前的封建國家並不能壟斷對武力的使用。

陳浩（中）

侯旭東認為，我們對國家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受近代中國遭遇的影響，總是傾向於拉長國家的歷史，所以像夏代是否存在的問題就極受矚目。游逸飛則認為，在中西對照的時候，他會選擇將西周與羅馬相比，將秦漢與early modern相比。

魯西奇表示，他對馬賽克國家之間如何粘合最感興趣，這讓他想起研究南太平洋島嶼和東南亞的一些著作。南太平洋上那些距離遙遠的島嶼是如何建立關聯的呢？構成的權力共同體又有怎樣的屬性呢？東南亞那些小國以港口相聯繫，而不是通過陸地，儼然構成了另一種馬賽克。這裡面涉及自然狀態的關聯，比如洋流使幾個島嶼建立聯繫，結構性食物短缺、人口繁殖使他們保持交往，等等。也就是說，這樣一種權力運作和組合的形態，很值得深入探究。

為時兩天的會議討論的論文數量不多，但涉及的議題廣泛且重要，更難得的是會議氣氛極其熱烈，來自不同學科、不同方向、不同斷代的學者跨界對話，激活思想，推進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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