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無知的衝突

原標題：薩義德｜無知的衝突

轉自：暴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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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的衝突

薩義德著，周潔譯

原載美國《國家》(The Nation)雜誌，2001 年10 月22 日。

塞繆爾?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在1993年《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的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當即引起了讀者的高度關注及熱烈迴響。杭亭頓的這篇文章旨在向美國人民提出一個全新的論題，即冷戰結束之後全球政治發展的新階段。杭亭頓的論點看起來十分誇大、放肆，甚至不切實際。顯而易見地，他的立論主要針對他在決策階層的對手，諸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理論家及其「歷史的終結」的觀點，以及大批歡欣鼓舞迎接全球主義、部落文化和國家消散主義的人士。杭亭頓也承認這些人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這個新時期的某些現象，只可惜他們都是管中窺豹，只見一斑。他本人旨在昭示世人「未來幾年裡全球政治局勢中至關重要的核心層面」。杭亭頓毫不猶豫地強調說:

我的假設是世界新時期的衝突根源主要並不是基本的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問題，人類之間的分裂隔閡以及衝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上的。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仍將在全球事務中充當最有力的發言人，但是全球政治中的首要衝突會在文化基礎不同的國家和團體之間爆發。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間的界線將會演化為未來戰爭中敵對雙方對抗的戰線。

隨後文章中有很長篇幅的論證均建立在一些模糊的觀點上，亦即杭亭頓所謂的「文明的本體」(civilization identity)以及「七八種主導文明間的互動作用」。這些主導文明中，他尤其關注伊斯蘭和西方世界兩大文明之間的衝突。他這種激進好戰的想法，深受資深東方學者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1990年發表的題為《伊斯蘭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這篇文章的影響。該標題明確地表明了伯納德?路易斯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杭亭頓及路易斯他們兩人的文章中，不假思索地把兩個碩大的實體籠統化為「伊斯蘭」和「西方」兩個名詞，這就好比把諸如「共性」和「文化」這樣一些紛繁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為卡通世界裡的大力水手卜派和布魯托，他們殘忍地毆打對方，斗得你死我活，然而較為善良正義的一方總是能夠佔據上風，略勝一籌。誠然，無論是杭亭頓還是路易斯，都無暇去深思每種文明的內在動力和多元性，無暇去認識這麼一個事實──現代文明的主要根源在於對文明不同的定義和詮釋，無暇去發現這種鮮為人知的可能性──許多煽動性的言論和無知的行為正橫行霸道地充當著整個宗教或文明的代言人。不，應該這樣說，西方是西方，伊斯蘭是伊斯蘭。

杭亭頓認為，西方世界的決策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確保西方國家的強勢地位並使之日益強盛，同時阻撓其他國家的強大，特別是伊斯蘭國家。更讓人費解的是，杭亭頓自認他審視全球政治的觀點恰到好處，無可挑剔，完全拋開了普遍的流俗成見和隱藏的赤膽忠心;好像其他人都在尋找而他早已心知肚明的答案。實際上杭亭頓是個空想家，試圖把「文明」以及「本體」引離原來的軌道、一心要把它們扭曲為封閉的實體，然而這種實體早已在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滾滾順流與逆流中湮滅了，並且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歷史發展的潮流見證:歷史的進程不單單只有宗教之戰、帝王之爭，更有相互間的交換、互惠與共用。可惜的是，人們在急於彰顯、證實「文明的衝突」里一再強調的那部分滑稽可笑、壓縮簡化的戰爭史的過程中，忽視了那部分不太顯眼的史實。杭亭頓於1996年出版了他的同名專著，在這本書里，他嘗試著用稍微高明一點的方法進行論證，同時添加了許多註解;然而他的這番煞費苦心反而讓他自己益發糊塗，陷於自我混沌，更凸顯了他不過是個筆法拙劣的作者與粗俗草率的思想家。

西方國家與世界其他地區相對峙(冷戰對峙的重組再現)的基本模式絲毫沒有改變，「911」恐怖事件後的種種言論里，始終陰險的、暗示性地影射這個基本模式的存在。這次由一小撮恐怖分子經過精心策劃、可怕至極、動機病態的自殺性攻擊和大規模殘殺行動，被說成是論證杭亭頓觀點的實證。國際上那些知名人士，從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娜齊爾?布托(Benazir Bhutto)到義大利首相西爾維歐?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不僅沒有認清恐怖事件的本質，不過是一小撮大膽狂徒為達到犯罪目的，濫用了一些弘大的理念(這裡我用「理念」一詞只是泛指)，還義正詞嚴地對伊斯蘭國家的禍患大放厥詞;談到這個問題時，他們還引用杭亭頓的觀點大肆鼓吹西方國家的優勢。為什麼「我們」有像莫札特和米開朗基羅這樣的人物，而「他們」卻沒有(事後貝魯斯科尼還就自己對「伊斯蘭教國家」的侮辱性言辭，言不由衷地道過歉)。

然而大家為何不能將奧薩瑪?賓?拉登及其追隨者與大衛教(Branch Davidians)信徒、蓋亞那吉姆?瓊斯(Rev.Jim Jones)牧師的崇拜者，或者日本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及其門徒等同視之?雖然就毀滅性而言，後者確實黯然失色。就連一向冷靜的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在其9月22日至28日那期刊物上，也忍不住以偏概全、妄下雌黃，大肆吹捧杭亭頓，說他對伊斯蘭教的評價雖然措辭刻薄，內容籠統，但仍不失為一針見血的精闢見地。雜誌里還以不甚恰當的嚴肅筆調引用了杭亭頓的原文，「如今全世界十億左右的伊斯蘭教信徒對伊斯蘭文化的優越性深信不疑，但卻因伊斯蘭國家實力的薄弱而苦惱。」杭亭頓是否親自採訪過一百個印尼人，二百個摩洛哥人，五百個埃及人以及五十個波士尼亞人?就算他真的做到了，這種抽樣訪談的結論又有何意義呢?

美國和歐洲各大知名報刊雜誌競相刊登不計其數的評論，進一步助長了這種被套上了啟示色彩的誇大其詞的論調。顯而易見，各大出版物每一次轉述都可謂居心叵測，其出發點不是給讀者提供某種心靈的啟迪，而是希望籍此論調煽動讀者作為西方陣營一員的敵對情緒，點燃他們內心復仇的火焰，繼而採取相應措施。自命為西方陣營捍衛者的鬥士們濫用邱吉爾式、充滿感染力的辭令，盡其所能號召整個西方世界投身到這場剷除異己的鬥爭中來，並肩作戰，一致對抗西方世界共同的仇恨者、掠奪者和毀滅者，其中尤以美國的衛士首當其衝，號召大家為美國而戰，全然不顧歷史發展的規律。他們不曾意識到歷史的發展拒絕簡化，不容倒退，世界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形態，具有不可逆轉性。每種形態都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由一塊疆域滲透到另一塊疆域，這個過程完全超越了試圖將我們劃分為敵對陣營的邊界線的限制。

同樣凡事都貼上「伊斯蘭」或是「西方」的標籤也是毫無意義的。那些標籤非但誤導而且迷惑人心，往往會影響頭腦做出正確的判斷。本來試圖在一大堆雜亂無章的事實中理出點頭緒已實屬不易，現在益發困惑不解，因為那一堆東西不是隨隨便便貼上個標籤、做個籠統的歸納，然後分門別類就能了事的。我記得1994年我在西岸大學(West Bank University)做了一次演講，演講結束後有一位男生從聽眾席中站起來，攻訐我的論點中的思想具有濃烈的西方色彩，完全有悖於他所信奉的嚴謹的伊斯蘭教條。我當時想反駁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問他:「那你為什麼要穿西裝，打領帶?」「這種打扮也是西式的啊!」聽我這麼一說，那個男生一臉尷尬地笑了起來。當有關策劃「911」事件的恐怖分子的消息被媒體披露後，我不禁又想到了當年這位質問我的男生。他們提出的疑問和那個男生如出一轍，「恐怖分子得先劫機，然後操縱劫持的飛機撞擊世貿大樓和五角大廈，策劃這麼一起高難度的恐怖事件必須擁有強大的科技力量作為後盾，那麼恐怖分子究竟是怎麼掌握這些技術細節的呢?」難道真像貝魯斯科尼所說的那樣，伊斯蘭沒有能力加入現代化的行列?西方的科技和伊斯蘭的科技難道真是這樣涇渭分明嗎?

事實上沒有人可以輕而易舉地劃清兩者的界線。由此可見，無論是貼標籤、以一當十、還是純粹的文化上的主張都不可取。例如在某個層面上，純真的情感和先進的知識相互交融，合而為一後，不但在「西方世界」與「伊斯蘭國家」之間，在過去與現在、我們和他們之間，都可以架設一道牢不可破的界線，這種論調是完全錯誤的。長期以來，有關兩種文化的認同與國族主義的紛爭不絕於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企圖將兩種文化完全割裂開來的作法是絕對不可取的。西方世界意欲劃清兩者的界限、發動正義的十字軍戰爭，試圖以正壓邪、以善制惡，剷除恐怖主義，或者借用保羅?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的民粹主義思想來說，徹底消滅那些民族。然而他們獨斷專行的決策，非但沒有凸顯那些假想中存在的東西，反倒說明了這麼一個事實──扇風點火遠比思考反省來得容易。因此恐怖事件發生後，他們不是冷靜地思考、仔細地調查，認清問題的實質，不去考慮戰爭的爆發會導致生靈塗炭，禍及無數條人命，不僅是對方的人，也包括我們自己的同胞手足。他們反而不惜扇風點火、火上澆油、借民憤支持他們復仇的主張。

巴基斯坦最負盛名的《黎明》(Dawn)周刊於1999年1月至3月間，連續刊登了一系列頗為引人關注的文章。在這三篇文章里，已故作家伊克巴?阿美德(Eqbal Ahmad)針對伊斯蘭讀者，詳盡地分析了他所謂的宗教權之本質，措辭嚴厲地批判了那些扭曲了伊斯蘭教形象的極端主義者和狂熱的獨裁者。他們終日沉迷於改造伊斯蘭教，希望憑藉個人行為規範將伊斯蘭教戒律簡化成為刑法規範，剝奪其原有的人道主義、審美觀、愛智追求，以及精神的奉獻。而這種方式，完全見樹不見林，不把其他教義列入考慮。這種現象扭曲了宗教的本質，貶損了宗教的傳統;它所到之處必然會將政治的發展引入歧途。這種態度最適時的證明，就是阿美德首先所使用的「聖戰」這個名詞。它本身意義豐富、複雜、多元;隨後他又進一步指出現今「聖戰」一詞的局限──不分皂白地剷除擅自妄為的異己的戰爭。

根本沒有辦法認識真正的伊斯蘭，那個世代以來伊斯蘭教徒真正生活和經歷過的宗教、社會、文化、歷史或政治。阿美德總結說:「現代的伊斯蘭教徒關心的不是靈魂，而是權力;不是分擔和減輕民眾的痛苦和熱望，而是動員民眾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他們的政治綱領極其局限和短暫。」類似的曲解和盲目的狂熱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世界裡比比皆是，這使得事態進一步惡化。

英國小說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影響力，遠非他十九世紀末的任何一位讀者所能想像。他了解文明的倫敦與「黑暗之心」僅一步之遙;在特殊的情況下，兩者的差別會頃刻消失。歐洲文明的顛峰無須準備或者過渡，就會在轉眼間淪於原始野蠻的地步。同樣是康拉德，在他1907年的作品《秘密情報員》(The Secret Agent)里，他不僅描述恐怖主義的抽象本質如同純科學，而恐怖分子最後道德的淪喪，也是如此(伊斯蘭教和西方也可等同視之)。

貌似衝突的文明往往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這一點是大多數人都不太願意相信的。佛洛伊德和尼采兩人都曾提到文明可以穿越精心維繫的邊界，即便是軍警把守的邊界也可輕易行動。然而，這種「暢通無阻」的想法過於含糊，缺乏說服力，難以解釋我們處理具體狀況一貫恪守的觀念，尤其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局面，並不具備切實有效的指導意義。鑒於此，從杭亭頓論述中提出的伊斯蘭和西方對立的論點，就成為「911」恐怖事件發生後更能安撫民心的作戰命令(一場聖戰，正義定能壓倒邪惡，自由可以戰勝恐怖......諸如此類)。宣戰後，對立的論調雖有明顯降溫，但是政府滿溢著仇恨的言論和行動，加上國內針對阿拉伯人、回教徒和印度人的執法措施，足以證明這一論調未曾稍歇。

在歐洲和美國的伊斯蘭教徒與日具增的現實，也是導致這種論調能夠生根發芽的另一個因素。你只要想想今天在法國、義大利、德國、西班牙、英國、美國、

甚至瑞典的伊斯蘭教徒人口，你就必定會得出這麼個結論──伊斯蘭不再僅僅是徘徊逗留於西方的邊緣，而是早已長驅直入，直達西方世界的中心腹地。但是這為何會令西方產生威脅感?這個問題說來話長，得從多元文化的形成入手，追根溯源，首先得追溯到西元七世紀爆發的第一次阿拉伯──伊斯蘭戰爭。著名的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瑞尼(Henri Pirenne)在他1939年完成的代表作《穆罕默德與查理曼大帝》(Mohammed and Charlemagne)一書中，如是評價了這場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擴張戰爭，「它徹底粉碎了古代地中海地區的和諧統一，摧毀了基督教與羅馬天主教的綜合體系，從而促成了一種由北方政權(德國以及法國的卡洛林王朝)率領的新文明的興起。」皮瑞尼言辭間似乎暗示著北方政權肩負的使命，便是捍衛西方世界，抵抗西方在歷史、文化領域的一切宿敵。令人遺憾的是皮瑞尼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西方世界在構築起這道新防線的過程中，也吸收了伊斯蘭的人文主義、科學、哲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伊斯蘭早在查理曼大帝統治時代以前就已經涉足西方世界了。換言之，伊斯蘭自始至終未曾脫離過西方世界。這一點就連穆罕默德最大的宿敵──詩人但丁也不得不承認，他在作品〈地獄篇〉(《神曲》的第一部)的顯要位置提到了這位伊斯蘭的先知。

宗教一神論的傳統可謂由來已久，路易斯?麥斯格諾(Louis Massignon)巧妙地將其統稱為亞伯拉罕宗教。自猶太教與基督教誕生以來，每一種新生的宗教都是在先前宗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卻始終擺脫不了前者的陰影和糾纏。然而對伊斯蘭而言，穆罕默德是伊斯蘭教最後一位集大成的偉大先知。迄今為止，三大宗教之間依然紛爭不斷、醜態百出，多邊的宗教之戰依然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現今匯聚在巴勒斯坦舞台上的各派宗教，正上演著一場如火如荼的宗教戰爭，彼此斗得你死我活仍不善罷干休，這個活生生的實例昭示著人們:各派宗教間有多麼地水火不容。儘管如此，三大教派自身也沒有一個宗教可以堪稱為令眾神艷羨的統一陣營。伊斯蘭和基督徒一旦發生衝突，彼此都會暫時漠視猶太教的存在，不假思索地互相叫囂著向對方發動「十字軍戰爭」或者「聖戰」，這一點不足為奇。據伊克巴?阿美德說，「將戰爭納入議程很能達到安撫民心的效果，尤其適值國民深陷險灘，介於傳統與現代深淵之間。」

事實上我們都浮游於這些汪洋之中。無論是西方人還是伊斯蘭教徒，抑或是其他人。因為那片水域是歷史長河的一部分，任何企圖在水域之間設置障礙，強行將其割裂開來的作法都是徒勞無功的。當今的局勢一觸即發，盲目地尋覓空洞的抽象概念，也許可以帶來片刻的滿足，但卻無法讓人萌生自知之明和真知灼見。與其這樣，倒不如換個角度思索一下這個問題，想想強國該如何協調與弱國的關係;如何採取理智而非愚昧的態度處理政治俗務;什麼是正義與非正義的普世原則。「文明的衝突」這種理念如同「交戰的世界」，不過是煞有架式的噱頭，禁不起仔細推敲，除了可以增強防禦性的驕傲自大外，根本無助於關鍵性了解我們這個時代中複雜費解的互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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