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隱士背後的文化內涵
原標題：中國古代隱士背後的文化內涵
隱士，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特殊群體，他們的命運沉浮都隨著當時政治的變遷而轉變，因此，作為文藝上功利主義群體的他們，都具有革命者的思想或具有先進的思想。他們的「隱與不隱」，都隨著社會政治的改變而改變。
中國古代原始文藝和原始宗教，本來是密還不可分的；換言之，古代原始文藝和原始宗教這兩者是同時形成，而且有著共同的認識根源，即對現實的主觀幻想的認識。宗教思想大抵先影響哲學思想，然後再影響文藝思想，因此，中國古代作家受佛、道二教的影響頗深。
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如陶淵明、江淹、孟浩然、王維、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蘇軾等都歇夏了大量的禪詩。如李白42歲時由道士吳筠推薦，至長安，供奉翰林，後受宦官高力士等的讒謗，隱退還山，浮游四方，因此，李白受道家思想影響很深，所以有「五嶽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著名詩句；王維則受佛家思想的影響很深，成天讀經、禮佛，這樣親佛的信徒，為此他的名字（名維，字摩潔）就取自《維摩法紀》；我們熟悉的五絕《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人。」就是這樣的禪詩。他到過深山密林境界之空靈，聲音色彩經給人感受恍惚微妙，顯示世界一切事物都不過是虛假的幻覺。為此，明人李夢陽在《空同子》中說：「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他的寫景詩，字字入禪，寄寓著深刻的禪理；但這些深刻的禪理，融入詩中，卻又是那樣的平靜悠遠，生意盎然，讓你在大自然的平靜悠遠的意境中，去體悟那寧靜、悠遠的禪意，而《鹿柴》正是這樣的禪詩。另外，王維與道光禪師為友。王安石中年信佛，將家宅舍改為寺院、李贄乾脆落髮為僧、袁宏道則稱講禪除李贄外，自己天下無敵。可見，中國古代，儒、佛、道三者是緊密結合的。
魯迅曾概括中國共有兩種文學：一種是廊廟文學，一是山林文學。堅於這種情況，儒家便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說法，在「窮」時，就找老莊的「清靜無為」思想或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為精神的自我調劑；即使在「達」時，官場鬥爭激烈，不能時時佔上風，於是從佛、道思想中找精神安慰，所以有「大隱隱於朝」的說法。
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反作用於經濟，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同時，任何政治集團總要求文藝來適應自己的政治需要，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因此，文藝是為政治服務的，而作者的「隱」與「不隱」也隨政治的轉變而轉變。司馬相如常常稱病不朝，而暗地裡卻在寫《封祥文》，以顯示自己有幫忙的能力。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名的「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提出有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但他們並非真的超凡於人也。有的文人自命清高，在退隱與出仕之間徘徊，他們的退隱多半是不得已而為之。唐代詩人孟浩然，是有名的隱士，可他的入世思想卻很濃，有名的「惟先自鄒魯，家世重儒凡」。便是具體體現，直到40歲進士落第，才真正歸隱。魯迅為此而發的有名的「謀身謀隱兩無成」則道出他們悲慘境遇。厭惡政治鬥爭，這才歸隱田園，但也未能完全忘卻世情。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隱，《迷酒》則表明他並未遺忘，冷淡世事，相反，那是對政治上的不滿而掛冠歸隱，「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翻思遠翥。」卻表明歸隱的背後有著強烈的政治態度。東漢末諸葛亮「避亂荊洲，隱居隆中」。但劉備「三顧茅廬」感動諸葛亮，答應出山，此時，諸葛亮早已胸有成竹，分析三分天下之勢：如劉備想要稱雄，則不佔據荊、益兩州不可，這無疑說明諸葛亮不是真的想歸隱，只是他占時沒有找到明主，也為了避亂不得已而歸隱，但是，如果一有機會，馬上出仕。自以為藝術至上，鑽在象牙塔里做文章，但一當切身利益相關時，便會做出強烈反映，而是為了一定的利益，有的在政治上會走向墮落。我國現代作家周作人，原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分子，提倡「人的文學」，反對封建文化。後來被白色恐怖嚇怕了，30年代提倡閑適小品，一副超然出世的樣子，走上了從叛徒到隱士的路子。
隱士的「隱」與「不隱」，都隨著政治的轉變而轉變，「隱」的目的不是「隱」，而是為了能更好地出世。因此，「隱」是一種手段而已，為了能更好的出世，這才是他們歸隱的真正目的。
本文多年前刊發在《中國教育報》文化版
TAG:教育新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