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趙啟正：一個真實的中國，美國無需畏懼

原標題：40年40人｜趙啟正：一個真實的中國，美國無需畏懼

【編者按】

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布《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亦有40年風雨關係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今天，對話的是趙啟正。

由趙啟正和美國著名宗教領袖路易.帕羅（Luis Palau）合著的《江邊對話——一位無神論者和一位基督教徒的友好交流》曾在海內外引起空前轟動。這本書根據兩人在北京、上海黃浦江邊三次對話內容彙編而成。趙啟正和帕羅從《聖經》《論語》聊到科學與宗教、社會進步與宗教的關係，他們雖然信仰不同、國籍不同、背景不同，卻能進行毫無隔閡的對話。這場智者之間的交流與反思堪稱中外交往的成功典範。趙啟正曾在序言中表示：「我不指望讀者能贊同本書的多少觀點，但我希望讀者能贊同我們兩人對話的態度。」

這種不畏懼、不避諱，坦誠交流、彼此尊重的態度也完全可以運用到國與國的交往中。在外交外事系統積累了豐富經驗的趙啟正深切地感受到：中美之間仍然存在較大的認識誤區和誤解，但完全可以通過雙方加強對話溝通、冷靜處理分歧來化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美國不必畏懼、不應歪曲，因為一個發展的中國將使美國同樣獲益。

初嘗中美科技合作的「甜頭」

澎湃新聞：您原來是學核物理的，最開始如何接觸到美國？對美國的認知又是怎樣的？

趙啟正：中美建交之初，我是一名高級工程師。當時美國是國際上核物理研究最發達的國家，所以我對美國的了解最初就是通過閱讀他們的科技文獻開始的，了解到美國是個科技強國。中美建交後，我得到了和美國科學技術界交流的機會。我在上海廣播器材廠工作期間，研發出了彩色攝像機裡面的一個關鍵器件，即偏轉聚焦系統。這個器件此前一直依賴進口，而且只有少數國家能生產賣給我們。雖然我攻克了研發，但卻遇到了一個困難：因為性能指標很高，國內還沒有一家能夠進行品質鑒定的機構。幸而當時中美之間已經可以互相訪問，所以在1981年，我得以訪問了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和安培公司（Ampex）。美方對我的產品做了鑒定，證明其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甚至還有某些突破——這就是國際交流帶來的好處！由原來的文獻交流變成科技工作者之間面對面的交流，最後還實現了雙方互利共贏：他們的設備彌補了我們的不足，而我們的產品不但能夠解決本國自用，還能夠出口，因為質量好、價錢便宜，也使美國得到一些好處。所以，我最早是從技術人員的角度，體會到了中美建交對兩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大有好處的。

澎湃新聞：您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看到的美國和想像中的有什麼異同？

趙啟正：在中美建交之前，即使是電影、電視上也很少看到美國。我第一次到美國時，看到那裡的高速公路、高架橋、超市，還有自助餐廳……當時在中國都沒有的，我們那時到食堂吃飯還要用糧票呢。我感覺到那時兩國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對我們也是一種「刺激」，美國能做好，我們也能做好。現在再去美國，我發現他們的高速公路沒有我們的那麼平整通暢，他們的立交橋沒有我們的那麼寬大，造型也沒我們複雜。中國和美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已經大幅縮小，甚至我們在高鐵等方面還有所超越，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高科技已經全面趕超美國，總體上我們和他們還有差距。

澎湃新聞：美國對中國在科技領域的開放、合作態度是否也經歷過一些波折？

趙啟正：實際上，在中美建交前後的最初幾年，在科技領域美國對中國採取了遏制的政策。例如，在核電方面，中美很長一段時間是沒有合作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與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都展開了核電站設計建造等合作，但就是沒有美國。美國國會禁止西屋公司等幾家大的核電公司與中國合作，但這實際上有損中美兩國的利益。

美國國內曾經出現一股反核電傾向，有些地區的居民不贊成在其住所附近建造核電站，因此有些核電公司的設計雖然已經進行了一半，但是不能落實；已經製造了一些設備，但也不能使用。後來，美國發現中國和世界各國都合作，唯獨美國無法參與其中，很吃虧，終於轉而願意合作，而且拿出最好的卻不能在美國實踐的設計方案與中國合作。這就是雙贏的合作：中國可以接觸到美國的設計，獲得了技術上的捷徑，並在中國工程師的參與和試驗下進行改造；美國則獲得了經濟效益上的收穫，這種合作在美國工業界得到廣泛認可。所以，中美就「最惠國待遇」進行磋商時，美國國內凡是和中國有過合作的大公司都舉雙手贊成。因為中國在享受了「最惠國待遇」後，對美國也大有好處。

趙啟正查看浦東地圖，他曾被人們親切稱為「浦東趙」。

「浦東趙」感受美國的複雜性

澎湃新聞：90年代您曾經擔任過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浦東新區首任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等職務，被人們親切地稱為「浦東趙」。在浦東開發建設的過程中，是否有些和美國人打交道的有意思的故事？

趙啟正：這一時期我和美國有大量的接觸，並從中體會到美國的複雜性。美國並非全然上下一致，政府、企業和國民對中國的態度也是不一致的。在浦東開發初期，大量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政界領袖、跨國企業總裁來到浦東，我在接觸中發現美國人對浦東開發的看法很不一致。

1994年，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到訪浦東，我向他展示浦東規劃的模型，拿著激光筆告訴他哪裡要建摩天大樓，哪裡要建公園。那時的激光筆是個大塊頭，還沒普及，老布希指著它對我說，這個高科技的東西他見過，鮑威爾將軍向他彙報海灣戰爭局勢時，也是拿著激光筆指來指去。我說，「有重要區別。鮑威爾將軍的激光筆指到哪裡，哪裡就被轟炸了，而我的筆點到哪裡，哪裡的高樓就建起來了。」老布希點頭道：「高科技可以用於戰爭，也可以用於和平。」他非常看好浦東發展的前景，臨別前還說：「如果我再年輕幾歲，我也要來浦東投資。」

在浦東開發建設之初，趙啟正曾多次接待老布希等美方賓客。

澎湃新聞：基辛格也來過浦東很多次，您和他有接觸嗎？

趙啟正：基辛格卸任國務卿之後，曾擔任過幾個跨國公司的中國問題顧問，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形勢和投資環境仍十分關心。他只要來中國，往往要抽空到訪上海，我和他經常見面交流。在浦東新區初建期，西方輿論對於浦東乃至中國的發展褒貶不一，但基辛格多次對我說：「西方報紙說你們的浦東開發只是一句口號，你們中國只是做個姿態，只是一種政治宣傳。但我看了浦東的規劃，覺得你們是實際行動，不是空話。」若干年後，基辛格在見我時總要得意地說：「你看，我當時說對了吧？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一句口號！」

趙啟正接待基辛格。

不過，也不是所有大人物的理解都正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是著名的貨幣學家，他90年代也到上海來過，說浦東就是「波將金村」，意指中國弄虛作假。弗里德曼很有學問，但是他看得懂貨幣，卻看不懂中國，看不懂浦東，看不懂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更難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很想請他回來看一看，可惜他去世了。不過他的傳記助手曾說，如果老先生還在世，他會改變當初的判斷。

我在上海期間還接觸了大量的美國企業家，比如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公司的高管，他們都非常看好上海的商業市場，事實證明進駐上海也確實給他們帶來了商業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的企業家比政治家、國會議員更懂中國。

我始終認為美國是個複雜的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是多樣的。某一種言論並不能代表美國全部的看法。現在中美之間存在矛盾分歧，但我們要看到美國國內並非鐵板一塊，我們有機會也需要向美國說明中國，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說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等。

發揮公共外交作用，向世界說明中國

澎湃新聞：您長期以來被譽為我國「第一新聞官」，您覺得怎樣才能向美國更好地說明中國呢？

趙啟正：我們和美國的交往是多渠道的。除了國家層面的政府外交外，還有城市外交、民間外交，或者說更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外交，即政府和公眾（包括社會組織、企業、媒體和個人等等），從各自角度，向外國公眾（包括公職人員）表達本國國情，說明本國政策，回答關於本國的問題，同時了解對方的國際交流活動。我覺得中美之間的公共外交已經開始進行了並且有足夠深度，但還要繼續做下去。

澎湃新聞：上海在這方面是否起到了比較好的帶頭作用？

趙啟正：上海是全國第一個成立公共外交協會的城市。上海的開放包容和舒適便捷吸引了大批外國人前來生活工作。每一個和外國人接觸的上海居民都有責任展現良好的中國形象。有一次，基辛格告訴我他某天中午躲過了警衛，自己上南京路逛去了。他說看到馬路上的人都面帶微笑，像佛的微笑，印象太好了。微笑象徵著友誼，即使不會英文，也可以發揮公共外交的作用。

澎湃新聞：在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方面，我們還能做什麼？

趙啟正：任何一個國家的形象，都由幾個因素構成。首先，是一個國家的實際國情。大清帝國雖經歷了康乾盛世，但終因封建統治階級的夜郎自大而閉關鎖國，走向衰亡。而現在的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蒸蒸日上，我們對自己的形象應充滿信心。

第二，是傳播媒介。其中，專業媒體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國媒體要加強克服文化障礙的本領，增強對外國的了解和對外國觀眾心態的理解。不僅人要走出去，作品也要走出去。對於外國媒體，我們要幫助他們了解真實的中國，多和他們接觸，解疑釋惑。我在國務院新聞辦任職時，每年的新聞發布會我都有意多給外國媒體發言提問的機會。越是敏感的問題，我越不迴避，越得答清楚。因為有些問題涉及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也非常願意聽。對於存在較大誤解的問題，我也特別願意創造機會解釋清楚，不會因為被某家媒體罵過就視之為敵。

第三，就是受眾。這與教育程度、判斷能力、立場角度、年齡閱歷緊密相關。不能外媒說中國好就好，說中國壞就壞，我們要有自己的判斷。如果受眾永遠跟著媒體不假思索的話，國家的真實形象就很難得到完整的體現。

所以，政府外交要堅持不懈地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外交則要不斷地表達一個真實的中國，那我們中國的形象就更接近真實了。

澎湃新聞：2005年，您的著作《中國人眼中的美國和美國人》出版，您提出中美之間相互了解還很不平衡。十多年過去了，您認為這種「不平衡」還存在嗎？

趙啟正：中美之間彼此了解仍舊不對稱。我們對他們了解更多，而他們對我們了解要少。這並不奇怪，任何一個先進的國家都更容易被人了解、被學習、被重視。而現在願意了解中國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因為中國重要了，中國的產品走遍世界了，中國的政策變化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外國了。也因為中國的發展涉及到很多外國人的利益，如果他們利用好了中國的發展機會，就能獲得巨大的利益；如果他們不重視中國的發展，就失去了搭乘中國便車的機會。目前是一個讓外國人了解中國的好時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應錯過機會好好地表達中國。

我們和美國公眾交流交往的規模和數字太大了，我相信美國對中國的了解也在與日俱增。我希望我們的出國旅客都能展現文明友好的形象，我們的企業家都能展現誠實精幹的素養，大家一起努力加強交往。加強溝通是必要的，減少誤會是可能的。

2017年6月14日，中美高端經貿對話會在紐約舉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與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院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交談。國際在線 圖

中美共駕同行，商量著開才能穩步前進

澎湃新聞：西方媒體一度熱炒「銳實力」一詞。您怎麼看？

趙啟正：隨著中國的發展，美國對中國越來越警惕，「中國威脅論」也不斷翻出新花樣。我們要清楚地表達中國對美國不是威脅，要拿出更多的事實，講出更多的道理，表達清楚。我們表達多了，美方吸收10%也好，20%也好，逐漸能產生影響；不能不表達，不能就認了。

此外，世界不只是一個美國，還有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等，對這些國家和地區我們都要做工作。我們的工作做好了，美國人也會思考：為什麼只有我們跟中國對立呢？為什麼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和中國對立呢？因此，要孤立「反華派」，就要多培養我們的朋友，這是一項長遠的戰略考慮，不能急於求成。

澎湃新聞：回顧歷史，您怎樣看待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

趙啟正：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是不容易的。像這樣兩個大國必然有利益衝突，需要通過對話、通過彼此讓步，來達到一個共同接受的結果。這個過程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

我在北京擔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的時候，有美國記者問中美關係怎麼走？我說：中美關係假如是一輛車的話，我希望美國人不要忘記，駕駛員不只你一個人。這輛車有兩套駕駛系統，兩個方向盤，兩個車閘和兩個油門，兩人要向前走必須商量著開車。不商量著開，這車就停了，原地打轉了。

美國在對華戰略上長期採用「遏制+接觸」政策。實際上，任何兩個國家之間都有利益的共同點，也都會有利益的衝突點；都有鬥爭的一面，也都有讓步的一面。中美關係衝突的時候，務必要冷靜分析、弄清情況。美國國內意見並不一定一致，也會變化，我們用中國人的智慧完全能夠應對。

澎湃新聞：您認為中美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嗎？

趙啟正：我們要承認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減少差異給我們帶來的利益損害。我們要改善我們的輿論環境。但必須指出，我們和美國不同：中國的對外交往不會為了本國利益而損人利己。「中國夢」不是自私自利的夢。中國發展好了，對美國也有好處。並不是說一個新興國家強大了，守成國家就要吃虧，不要掉進這樣的陷阱里去。這不是必然規律。處理好了，可以迴避這個問題。中美之間出現了問題，要腳踏實地解決具體問題；出現矛盾，要認真調研，提出解決方案，這需要政府的領導，智庫的貢獻，企業家的實踐等多方共同努力。

更早以前，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我並不完全同意。不能否認存在文明的衝突，但我不認為文明的衝突會如此激烈以至於完全影響國際秩序，成為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我們中國的文化相信「和為貴」，相信我們能克服文明的衝突，達到文明的和諧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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