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民眾對高官參拜靖國神社沒有制約力？

原標題：為什麼日本民眾對高官參拜靖國神社沒有制約力？

作者：翟新，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關係系執行主任翟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東亞國際關係;東北亞政治外交;對外領域的公民社會。代表作有《東亞同文會和中國--近代日本對外理念及其實踐》、《近代以來日本民間涉外活動研究》、《松村謙三集團和中國》。

日本民眾圍繞首相等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認識,也非以自民黨的立場就能制馭得了的。其實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就此在全社會展開過廣泛論爭而終成為政治及法律問題，以至今日參拜問題仍不失為社會熱點問題。另外,由論爭演化為司法鬥爭的事例也不少,目前日本各地民眾正以小泉首相和日本國家為被告的訴訟活動至少有五起。不過,日本民眾對政要的參拜言動的批判還形不成有決定性的制約力量，故無論政治性的論爭還是司法鬥爭，都處於沒有結果的兩論並存局面，而且無論何種爭執,其基本問題均圍繞參拜尤其正式參拜是否違憲而展開,主要又集於以下三點。

第一,政要的參拜是否違反憲法關於政教分離的規定。以自民黨的部分議員為核心的合憲論者主張禁止日本的公務人員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政策始於美國佔領當局1945年強制推行的所謂神道指令,而該指令乃美國為使日本不再成為其對手這一戰略需要作出的，即目的在於維護美國的長遠利益,且隨佔領期終結，該指令的有效期也已終止。其次,處於代表國家地位的首相等政治家對為國戰死人員慰靈則是履行職責的表現,與宗教性活動無緣,所以就是正式參拜也談不上背離憲法的原則。另由日本的文化名人組成的關於閣僚參拜靖國神社懇談會在獻策報告中認為，政治家以參拜方式追悼為國戰死人員及慰安其遺族是超越宗教、民族及國家的人類普遍情感的反映，這在各國已成為政府領導人的常規儀式,故這類行為的普遍性本身正是其正當性的最好體現。而主張違憲的政治家、學者和民眾主張,政治家以公職身份,並作為公務,甚至動用公車及率領隨從人員在宗教設施內施行宗教性儀式,無疑是將政治權力與特定的宗教相聯結的行為, 該當國家的宗教活動,因其明顯背離了國家必須與宗教徹底分離的現行憲法的精神,故參拜對政治家尤其首相來說，已構成了未履行憲法所規定義務的過失。日本共產黨、社民黨以及一些社會組織和民眾迄今一直持這一見解。

第二，政要的參拜是否違反憲法關於宗教自由的規定。合憲陣營中的多數主張即便是首相參拜因未給予神道教及神社方面特殊的地位和利益,至於藉此壓迫及干涉其他宗教或教派更是無從談起,故此中不存在違憲的前提。司法界也有類似的觀點。如1977年7月13日日本最高法院在宣布津地鎮祭違憲訴訟事件中起訴方敗訴的理由時，顯示了這樣的司法判斷。即首先,日本憲法規定的國家對宗教的中立性,是指不允許兩者有超越限度的關係,而非要求國家須與宗教組織割斷一切聯繫;其次,憲法所說的國家宗教活動主要是指國家直接以權力進行諸如宗教的教育、宣傳甚至傳播等的活動，所以對政治家的參拜,不能只注目其外在形式,更應根據行為者的目的及社會影響等實際情況予以客觀判斷。

如此辯解之後，最高法院委婉道出了首相等政治家參拜並不違憲這一結論。而違憲派的基本觀點是首相通過把參拜活動公務化,將此與特定的宗教設施即靖國神社繫結,實際上起著鼓勵乃至強制公民信奉神道教及其設施的作用，這無異於侵害了現行憲法賦予公民的信仰特定宗教的自由。這個見解得到日本各宗教團體的支持,成為它們與合憲派對峙的理論依據。另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仙台高等法院在對岩手縣民眾為原告的參拜靖國神社訴訟案判決時,雖斥退了原告的具體要求,但卻顯示了支持以上觀點的見解:首相等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違憲性在於它能喚起民眾對特定宗教的關注。

第三，首相參拜是否侵害憲法賦予公民的和平生存權。合憲論的基本觀點是,在現有憲法體制下國家神道乃至軍國主義的復活已毫無可能性可言,故把參拜與軍國主義捆綁不過是無顧事實的極端論,原因在於既對日本的憲法精神無知而又不願正視日本的文化傳統。這裡體現的也正是小泉首相持論的邏輯，即參拜反而是為了和平和繁榮這個目的。正是基於這種把政治家的參拜作為純屬國內問題的思維,日本的一些媒體竟把中韓等國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抗議視為內政干涉。

與此相對，違憲派則根據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原則,強調應在和平狀態下維護公民的生存權利的政府領導人如執意參拜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現在又置有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就是將此視作張揚戰前靖國神社所體現的政治價值也決不過分,而對日本民眾來說,也就猶同侵害了他們所擁有的和平生存權。其次,如國民文化會議的聲明所說,在亞洲各國的受害者看來,日本首相的參拜就等於對東條英機等戰犯進行表彰以及對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予以免罪; 另外,如果只是限於國內政治而不能以國際政治的廣闊視角認識這個問題的重大性,即不能洞察參拜問題本身及中韓等國的輿論反彈給日本的國際化帶至的負面影響,日本的國家利益最終將為這種基於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言動所害。值得注意的是,這裡雖可見對周邊國家反對參拜的一定理解,但卻不存在完全站於對方立場而把參拜行為與肯定侵略戰爭直結的視角。

可見，日本社會對政要的參拜問題基本上是在國內法尤其憲法的框架內考慮其有否正當性的，所以只要這個關於參拜本質的認識沒有根本性的轉換，並且圍繞參拜是否違憲的有權威性的司法裁斷繼續缺位，就等於在社會及法律環境上給自民黨留存了政策選擇的彈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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