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親歷者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1986年7月10日，日本全國性大報《朝日新聞》推出了一個專題系列，主題是「我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主題反響異乎尋常。關於寫信人的戰爭經歷或對戰爭看法的來信紛紛而至。這裡選取的只是所發表的信中的一小部分，但卻真實反映當年那場戰爭的殘酷現實……

無比殘暴的日軍新兵訓練（河野正人67歲，飯店老闆橫須賀市）

昭和17年(1942年)3月，一根杆子立在山東省單縣縣城外邊的一處牆角的地上。杆子旁邊的凹地上，5名被捕的中國士兵雙手被綁在背後，擠作一團。他們已經非常衰弱，渾身上下骯髒不堪。他們的臉在抽搐，身體顫抖不止。

這些俘虜是用來為大約20名剛剛徵募來的新兵作刺殺練習的靶子用的。在我剛到甲府連隊受訓的時候，用稻草扎的假人當靶子。但到了這裡前線，他們就用活人了。平生第一次用刺刀扎向活人，每個新兵都膽戰心驚——他們的臉嚇得煞白，站定了準備刺殺的時候，槍尖一直在打顫。俘虜被蒙上眼睛，綁到了杆子上。在他們的破爛衣服上有一個用紅粉筆畫的圓圈，標出心臟的部位。刺殺訓練開始後，站在他們身後的訓導員喊道：「準備——畫紅圈的部位是心臟，不許朝那裡刺，聽懂了嗎？」

我本以為訓導員告訴他們那紅圈是讓新兵容易刺到要害部位，可我想錯了。不許往那裡刺，是想讓那當靶子的俘虜盡量活得長一點。

過了幾分鐘，「殺、殺」的嘶喊還在縣城外邊回蕩，那幾個被刺得滿身窟窿的俘虜已經癱倒在一片血窪之中。

戰爭把訓導員和新兵變成殘暴的嗜血狂。這一變態心理對今天從未經歷過戰爭的青年人說來，是難於理解的。

殺人不眨眼的日軍指揮官（本間源藏77歲，農民新澙縣）

隊長邊走邊看地圖，不知目的地在哪裡，我們則一聲不響地行軍。這種時候，隊長通常會從當地老百姓家裡拽出個當家的男人來問路，問完了，一言不發地掏出手槍，一槍打死，不會放走活的。隊長說，那樣會暴露我方行動。至於被殺的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並不在乎。一顆小小的子彈，「叭」的一聲，人就倒下去，血色漸漸從臉上退去，皮膚默默地顫抖，然後，一切都結束了。

軍官都有顯擺軍刀的癖好，不管是家傳的寶刀也好，湊合著能使的工場生產的刀也好。隊長說要「試刀」，抓來當地的男子，讓他自己挖出埋自己的坑，然後讓他坐在坑前面。隊長提一口氣，咔嚓就是一刀。一直坐在那兒的男子身體向前一竄，就倒在坑裡。

要試驗手榴彈的威力，也是抓來當地男子，把手榴彈綁在他們的肚子上，乘他們感到害怕一動彈的工夫，引爆手榴彈。7秒鐘後爆炸結束。死者的兩腳已經炸得不知去向，只有身體部分落在地上。

上級指揮官對於沒有抵抗的人不經判決私刑處決，我認為不能饒恕的。因為這才是戰禍蔓延的最大原因。

傷天害理的日軍軍醫（君冢清67歲，社團顧問習志野市）

昭和18年(1943年)秋天，我在山西臨汾陸軍醫院做藥劑師。時任第1陸軍醫務部部長的石井四郎少將來我們這裡視察。此人曾任關東軍731部隊司令。

視察之後，院長和院幹部做東，為石井少將舉行晚宴，席間放映一部關於731部隊的紀錄片。這部片子報道一系列用活人進行的試驗，用於細菌戰和嚴寒地帶的凍傷治療，畫面慘不忍睹。石井少將驕傲地為我們作講解。

當我回想起侵入中國以來我們對戰俘和平民作出的殘忍行為，只覺得日本兵已經變成一群嗜血狂。日本人即使在後方醫院裡，也常把有間諜嫌疑的中國病人當外科手術的試驗品，給那些初來乍到年輕醫生練手！日本人自負是世界第一的民族，但做的是傷天害理的事情。

遺憾的是，在整個戰爭服役期間，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有關國際紅十字會協定的事。

目睹罪孽深重的一幕（二橋正夫72歲，幼兒園院長沼津市）

1945年5月間，我正在「滿洲國」熱河省擔任基督教傳教士，被征派到山海關守備隊。這裡的設施原來是供應一個連隊長期駐紮的，現在只駐一個守備中隊一百幾十個人，糧食、裝備樣樣富裕。

一天，兩個農家孩子被捉住，送到我們哨所。這本來不算什麼事，但中隊長想尋個事由顯擺自己忠於職守。當時我當這個部隊的翻譯，立刻被叫去審問這兩個少年。我發現他們兩人不過是當地農家子弟——兩兄弟，一個18歲，一個16歲，他們明顯不是八路軍特工。我通過曹長報告中隊長，頂好是把他們放掉。

但長官就是想把他們當八路軍探子來處置，不管他們是還是不是。這樣一來，他和他的中隊就能記上一功。我的建議給頂了回來。當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個臨時紮起的籠子代替班房，把那兩個孩子關在裡頭。但士兵站崗的時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兩個少年破籠而出，逃掉了。衛兵們慌裡慌張地追出去。年紀小的一個給抓了回來，哥哥隱沒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隊長怒氣沖沖把全隊人馬召集到後院，命令立即當眾處決這個孩子。在如火的陽光下，被剝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個深坑邊上。突然，中隊長對我說：「用中國話給他作臨終祈禱吧！」我一直緊盯著這名長官，使勁忍住才沒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過是一個不曉事的農家孩子，把他放了吧！」一個強勁的聲音在我腦海里響著：「你不是一個傳教士嗎？你應該救這無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膽敢開口，失去理性的中隊長和別的軍官徑直地就會把我當叛徒處置。我的腦子亂成一片，全身顫抖著，按中隊長的命令，像夢遊一樣磕磕絆絆走向那孩子，跪了下來。

昨天我審問他的時候，曾經向他保證：「你們沒罪。我會盡量讓他們放了你們。」這時，那孩子正怔怔地望著我。我對他說些什麼呢？我用中國話告訴他：「我沒權，救不了你了。我是個膽小鬼，我什麼都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禱。你要是信什麼神，也向它禱告吧。」在這之前，他一直喊著「媽呀，媽呀」。這時，他閉上眼睛，安靜了下來。

中隊長命令連里年歲最小的一個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個小兵端著槍站著，怎麼也下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軍曹說著，一刀刺進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臉立刻變得慘白，鮮血從胸腔噴涌而出。直到今天，我依舊感到悲傷、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鮮紅的血。

後記

這批信在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一經公佈於世，立即引起爭論。許多日本人懷著極度的不安致信《朝日新聞》：「你們為什麼要把這些陳年惡跡翻騰出來？翻舊賬沒有一點好處。」「別讓我們把忘了的又都想起來。」

《朝日新聞》新聞編輯部的一個編輯永澤道雄就這些抱怨作答。「無可諱言，」他在那兩卷本的來信彙編的後記中寫道，「真正的勇敢是直面過去的錯誤。說到底，就算我們能夠忘記這些事，別人也不會忘記。在那些日子裡，日本人怎麼乾的，都幹了些什麼，無論是好是壞，已經做出來了。這是加在我們肩頭的重負。毫無畏懼地面對它，能使我們得到珍貴的教訓——這教訓將成為一隻羅盤，一隻肩負著指示日本未來的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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