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是一項突破嗎？不，可能是倒退

知識 11-29

編者按

今天，身處輿論漩渦中的賀建奎，如期參與了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做了關於「基因編輯嬰兒」實驗的演講，並接受了現場提問。

果殼整理了賀建奎的PPT和演講、演講後觀眾提問，以及一部分參會的著名科學家的評價，形成了這篇長文。希望這篇文章能為你了解這件事以及基因編輯領域，提供更多、更客觀的信息。

文章第一部分為賀建奎演講，著重於技術細節。第二部分為Q&A，大家提出了很多共同關注的話題，比如：

究竟有多少個胚胎被製造出來了

受試者是否完全知情同意了

孩子的長期隨訪怎麼辦。

賀建奎甚至透露，除了已經降生的雙胞胎露露和娜娜之外，還有一位參與者很可能已經懷孕了。

本場會議主持人，羅賓·洛弗爾-巴奇，著名的幹細胞生物學和生物遺傳學家，在會後評價說：「我覺得也不是業界的突破，而是一小步倒退。」

明天，峰會組委會將發布一份公開聲明，請跟果殼一起持續關注。

主持人開場白

我在此提醒大家，我們希望讓賀博士有機會解釋他在科學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事情。請大家允許他不受干擾地發言。如果演講過程中噪音和中斷太多，我有權取消會議。

我想先講一些題外話。在他接受我們的交談邀約時，我們並不知道在最近幾天將要爆出那樣的事。我們事先並不知道這件事。實際上，他已經向我發送了他將在本次會議中使用的幻燈片，但其中沒有包括任何他現在將要討論的那件事。我拿到的幻燈片中只有一些臨床前數據，但沒有涉及植入人類胚胎。

我還應該說我們承蒙香港大學主辦此會，他們有允許言論自由的強大傳統，我們遵守這一言論自由的傳統。我想請賀建奎博士來到台上並展示他的工作。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我有點混亂。請不要講太久。

賀建奎演講

首先我很抱歉，這一研究結果在我沒在學術場合公布完整數據的情況下被意外泄露了，並且沒有在本次會議之前進行同行評審。

這項研究已提交給一個期刊進行評議。我想感謝從雙胞胎出生幾個月前就已經與我們有聯繫的美聯社，致力於從許多角度準確報告這項研究的結果。我也感謝我的大學，儘管他們對於這項研究的進行並不知情。感謝諸位與我分享這次演講，以及感謝學界能夠討論這些數據並提供此論壇。

我將概述我們的實驗數據，重點集中在人類和猴子。

艾滋病防治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新感染率仍然比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2020年目標高出3倍。在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HIV仍然位列死亡原因前10。在非洲南部某些地區，由攜帶HIV病毒的母親生出的未受感染的兒童佔了很大比例，這些孩子在生命最初幾個月感染HIV的風險比其他嬰兒高出許多倍。

這是一個嚴肅的未解決的問題。歧視通常讓傳染情況更加嚴峻。

賀建奎展示了使用CRISPR/Cas9進行胚胎的CCR5靶向基因編輯策略。

其中涉及到的內容大致包括：

1，弄清楚CCR5和HIV

2，探討CCR5基因對小鼠的發育影響

3，設計最佳人類sgRNA

4，在NHPs中開發精準的注射方案

5，將方案轉化為人類胚胎+建立hESC以評估胚胎健康

6，調查NHP和人類胚胎的脫靶活動

在一些歐洲國家，高達10％的人口攜帶一種對天然抵抗HIV病毒的基因變異，它可以預防HIV感染。幾十年來的臨床試驗讓這個CCR5基因上的小缺失，成為被研究最多的變異之一，也是被研究得最清楚的基因之一。

我們首先在小鼠中探索CCR5基因敲除後的影響，以研究多代效應。如同預期，基因編輯的效率挺高的。我們建立了第三代CCR5敲除小鼠，我們通免疫印跡和流式細胞術證實了這一點。

93%的胚胎被編輯

組織病理學特徵在心臟、肝臟、肺和胃中表現正常。在兩項常見行為評估沒有顯示出差異。

然後我們開始評估引導RNA是否可以用於人類CCR5的設計。我們評估了7個，找到了一個有希望的引導RNA，可以定位到32變異的開始位置。MIT特異指數（MIT specificity score）預示其不會脫靶。一些先前的發表成果在不成活胚胎等細胞繫上評估了類似的引導RNA且沒有檢測到脫靶。

其中黃色高亮出來的，是識別出的一個有希望的引導RNA可以定位到32變異的開始位置

這個引導RNA，sg4，在人類細胞系中誘發了最有效的編輯活動。由於這個目標位點在猴子基因組中保留，我們使用了食蟹猴（M. fascicularis）進行進一步評估。

使用的猴子是食蟹猴（

M. fascicularis）

我們發現在更接近受精過程時注入Cas9可以提高編輯成功率，因為Cas9找到目標需要時間。通過實驗觀察，胚細胞率不受Cas9注入時間的影響。測序結果確認更早注入Cas9也減少了鑲嵌現象。

為了更仔細地研究鑲嵌現象，我們還對幾個胚胎中的每個細胞進行了測序。編輯在1、2和3細胞階段發生。

單細胞測序顯示Cas9活性的持續時間較短

在Cas9能夠迅速降解並需要時間來找到正確的目標的假設下，我們經過探索，發現通過在2細胞階段進行第二次Cas9注射可以減少鑲嵌現象。

我們擴大了樣本的大小，並在親細胞和各周期中觀察到了變異存在。

挑戰：跨周期，父母的批次間差異

然後，我們查看該做法是否可以轉化在人類胚胎上。正如其他報道所說，Cas9是最有效的遞送方式。

我們發現，在猴子的實驗中，降低劑量也提高了療效。根據2017年2月早些時候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基因組編輯工作室得到的建議，我們編輯了不能存活的胚胎並建立了兩個胚胎幹細胞系。通過染色和流式細胞術，胚胎幹細胞標記物表達也是正常的。在14天的實驗中，這種胚胎幹細胞也形成了所有三種種系，這是安全性的標誌。

賀建奎正在講到建立健康編輯的hESC以評估全能性

另一個嚴重的安全問題是脫靶效應。胚胎編輯針對生命的單個或幾個細胞階段，任何脫靶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並可能通過整個身體蔓延。在成人基因治療中，有脫靶的可能性，但其帶來的健康問題相對更少。

我們在植入前通過胚胎的單細胞全基因組測序評估脫靶。我們使用擴增方法來最小化假陽性率，以實現無偏覆蓋率。其他實驗室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但我們更進一步，通過對親本基因組進行測序以檢測特定胚胎中和親本細胞中存在的脫靶風險位點，而不是參考其他基因測序的結果。

現有技術用於單細胞測序，胚胎脫靶檢測

我們通過首先收集以前發表文章中提到的內容創建了一組脫靶目標。我們添加了基因組位點，用於對可能的交付位點的無偏見評估。我們對CRISPR設計進行了計算機預測，用於錯配引導的計算設計。

最後，我們導入親本基因組，這提高了靈敏度，並允許我們檢測每個胚胎特有的新風險位點。這些位點來自遺傳的SNPs。

賀建奎正在講到個性化的脫靶熱點池的可視化

我們能夠可視化個人化的脫靶熱點池，每個胚胎10000個站點。我們使用全基因組測序來評估這些點，並通過單細胞測序驗證一切發現。

我將在最後回顧有關露露和娜娜的測序數據。

在通過全基因組無偏方法鑒定的潛在切割位點中，沒有任何一個在全基因組測序數據中被觀察到。MITCRISPR 設計的原始版本和2018更新版中的風險點位，在50個人類胚胎中均未發現任何活動。

我們研究了hESC細胞系中的脫靶，hESC細胞系源於編輯後的胚胎。我們雖然沒有用父母提供的基因組評估胚胎，但是我們能確定存在一個潛在的脫靶。脫靶的部位是某個基因間區，但是我們無法確定脫靶是由遺傳造成的，還是編輯基因造成的。

上圖，可以看到一對志願者提供的19個可用胚胎的功效。我們在整個胚胎中進行了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和全基因組測序，並沒有識別到脫靶位點。

我們在一個胚胎的靶標位點上鑒定出6 kb缺失，這個缺失隻影響CCR5基因，並不影響其他的基因。CCR5基因與其他基因的有一段間隔，可以降低大量其他基因缺失的風險。

我們通過評估嵌合讀數和視覺確認來檢測其他基因是否有大量的缺失。

為了脫靶檢測，我們對雙親的基因組進行測序。母親呈HIV陰性。父親呈HIV陽性，但未測出病毒載量。為了防止感染HIV病毒，我們清洗了精子。第5天，我們從囊胚中取得了幾組樣本，以進行植入前遺傳學診斷。

母親懷孕期間拒絕羊膜穿刺術，我們通過取樣DNA跟蹤上述結果。最後，露露和娜娜正常降生了，並且很健康。

妊娠19和24周所取得胎兒遊離DNA中未能檢測到前述的潛在脫靶現象

兩位嬰兒降生後，我們測序了幾種不同的組織。通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我們發現兩個被編輯過的囊胚中，一個出現了移碼鎖定，它能縮短CCR5蛋白，類似於天然保護性變異。另一個囊胚中的CCR5有一處框內刪除。當CCR5被刪除之後，有望破壞HIV結合位點附近的局部蛋白質結構。

我們告訴這對父母這意味著什麼，也告訴他們可以中斷植入試驗或選擇野生型胚胎。這對夫婦選擇植入胚胎，母親開始孕育雙胚胎。

除了單一數據，我們將全基因組測序數據告訴給了志願者。數據的讀數覆蓋了80％以上的基因組。全基因組測序發現了一個脫靶效應，脫靶效應發生在meg的基因間區中，meg基因區間離其他的基因較遠，而且此基因區間沒有編碼RNA和轉錄因子的結合位點。

我們告知志願者可能有一個潛在的脫靶效應，但是他們仍舊決定植入胚胎。

母親拒絕進行羊膜穿刺術，但是對囊胚進行連續cfDNA測序後，沒有觀察到植入前遺傳學診斷中檢測出來的基因間脫靶。另一個cfDNA測試也沒有發現腫瘤基因突變。

嬰兒出生後，我們用主要是嬰兒血的臍帶血進行深度測序。深度測序證實了在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和cfDNA測序中觀察到的基因編輯模式。桑格測序也證實了這一觀察結果。

桑格測序結果與深度測序一致。左側：內容同上一張，桑格測序標藍；右側：目標CCR5的編輯在樣品之間一致

出生後，MiSeq深度測序和Sanger測序均未檢測到植入前遺傳學診斷期間觀察到的基因間脫靶。這表明這是單細胞擴增的假象，或者是發生在為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取樣的少數囊胚細胞中的鑲嵌脫靶。

為了對全基因組進行測序，我們做了100X臍帶血，在胎盤上做了30X。在被測的基因組範圍內，沒有觀察到脫靶效應，也沒有看到明顯的基因缺失。

全基因組測序未發現大範圍的刪除

我們將繼續評估基因鏈中的編輯效果，我們會通過受試者的血液樣本測試HIV易感性，我們實驗的生物安全水平將達到3級。我們還會進一步研究多個組織中的鑲嵌脫靶效應。

我們計劃在未來18年內對兩個孩子進行監測，希望他們在成年後同意繼續接受監測和幫助。

資深科普作者、長期從事基於基因編輯技術的動物模型製作與基因治療等科研工作的鬼谷藏龍，對這段技術部分做了如下點評：

從PPT披露的信息來看，果然還是沒有出現我很期待的「嵌合率」數據。一個比較違反直覺的事實是，直接在受精卵當中注射CRISPR/Cas9系統產生的後代在基因型上是「嵌合」的。因為基因編輯工具並不是一進入細胞馬上就開始工作的，它需要一段時間來做「準備工作」，真正完成編輯的時候胚胎可能已經進入四細胞期甚至更晚了。因此這些孩子身上並不是每個細胞都能得到編輯，得到編輯的細胞也可能存在多種編輯結果。

理論上講，要知道嵌合率，就得把胚胎或個體中相當多的細胞都拿出來做基因測序，不過這很可能會殺死胚胎或個體。在這個研究當中比較合理的做法是，將其它那些做過基因編輯但沒有移植的胚胎拿來做檢測，以此估計那兩個移植了的胚胎的嵌合率大概是個什麼水平。

由於沒有嵌合率的數據，賀著重強調的編輯準確率和脫靶率數據也就顯得很蒼白了。無論是少掉15個鹼基也好，少掉3個鹼基也好，都只能代表他取出來檢測的那幾個細胞或是那一些組織樣本中佔優勢的基因型，我們無法知道這樣的基因型在整個胚胎當中佔有多大比例。此外，他所說的雙敲和單敲其實也是在假定取樣的細胞的基因型都一致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也並非十分可信。

脫靶率自然也有這樣的問題。但在我看來，脫靶率的檢測還有更大的問題。檢測脫靶用到了一種叫做「深度測序」的技術，這種技術要求提供相當大量的DNA樣本，可是在對人體不造成永久性傷害的前提下，獲取的DNA的量通常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賀在測序之前經過了一步叫做「擴增」的步驟，簡單來說就是把DNA複製許多份。但是他所用的擴增技術是會出錯的，這些DNA的副本和原本並非完全一致，擴增得越多，錯得就越多，因為錯誤的副本也會作為模板參與到擴增當中，在他的檢測當中，DNA擴增的倍數少說也要上萬億，這會帶來巨量的出錯，導致產生很大的「測序噪音」，這些噪音很可能會掩蓋脫靶的信號。

另外，他的脫靶檢測只針對於軟體預測的「潛在脫靶位點」，但是從最近的一些研究來看，脫靶發生的位置未必就一定在「潛在脫靶位點」上，但賀很明顯忽視了這一點。

主持人問

你選擇編輯CCR5基因是因為你覺得它是一個有效的基因。但是我們對CCR5和及其作用真的足夠了解嗎？你提到，有很多人甚至數以百萬的人有自然的CCR5基因變異，特別是在北歐地區。但這種情況在中國卻不常見，這反映了要麼這種現象從歐洲傳到了這裡，要麼在中國這種突變沒有被進化選擇。我們都知道，CCR5突變可以抵抗HIV感染，但是它也會造成更複雜的問題。非常抱歉，這個問題過長了。請先回答這個問題。

如何考慮其他影響呢？具有CCR5突變的患者有可能更難抵抗流感，這對世界並非一件好事。

賀：我們選擇CCR5的原因有幾個。首先，HIV病毒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是致命的疾病。未受感染的嬰兒接觸到HIV病毒，這已經是一個新的全球挑戰了。在尚比亞和中國都有相關研究在進行。這些接觸HIV而未感染的孩子，可能會在6到18個月大的時候遭受感染——這期間感染的可能性在0.5%-2.5%。和普通小孩相比，這個數字已經很嚴重了。

而我們已經研究了CCR5基因幾十年，進行過很多臨床試驗，也知道它的副作用。在知情同意書里，這些情況都已經標明。我們有一個18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監測項目。

CCR5一定在免疫系統中有普遍的功能，而和HIV沒什麼關係。我們知道，免疫系統在全身範圍內起作用，包括大腦，比如對下丘腦功能及其他大腦功能的影響。

你引用自己的研究表示，CCR5對行為和認知能力上沒有影響。但是，幾年前發表的論文指出，攜帶CCR5突變小鼠的認知能力得到增強。這就帶來了問題，你是否在無意中造成了這種增強呢？

選擇CCR5作為基因編輯的首要目標，你真的認為自己足夠了解CCR5和它在免疫系統里的作用嗎？

賀：首先，我反對使用CCR5來做增強。第二，你提到的研究，我讀過這些論文，但我更相信實驗室里獨立得到的結果。另外，我認為我們應該從最簡單、被研究的最充分的基因開始，以便我們今後可以編輯多個基因，甚至更複雜的基因型。

感謝你清晰的演講。

應該會有人問到實驗中的人數信息。比如，你一共讓多少對夫婦知情了，你從每位母親那裡提取了多少卵細胞，你打算編輯多少胚胎，又有多少胚胎獲得了正確的編輯，你往參與者體內植入了多少胚胎，有多少胚胎髮育成新生兒出生了？

賀：總共有8對夫妻參與實驗，1對退出。剩下的7對，其中……

不好意思打斷一下，請問這些夫婦都是父親HIV陽性，母親陰性嗎？

賀：是的，招募要求需要父親HIV陽性，母親陰性，以及還有一些年齡要求。所有夫婦都經過了知情同意環節，以及常規體外受精、卵子收集和蛋白質檢測……

多少卵子？

賀：總共有31個在編輯過程中，30個胚胎髮育成囊胚……

31個都注入了編輯工具？

賀：比31個多，我的意思是30個已經發育成囊胚。大約70%的胚胎被編輯。

你為什麼決定先用這兩個而非另外24個？

賀：這一對夫婦剛好是第一組懷孕的

之後會植入剩下6對夫婦的么？

賀：基於現在的情況，臨床試驗暫緩了。

大衛發言

我想感謝賀博士的到來以及他對提問的回應。

我依舊認為，上一次會議結尾我們達成的結論是：在安全問題被解決、社會共識達成以前，任何基因編輯的臨床使用都是不負責任的。現在安全和社會共識還沒有處理好，所以這種行為仍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的。

我不認為這次事件是透明化的。我們是在事件發生之後發現的，我們被排除在外了……孩子都已經出生了。

我個人認為，這次事件在醫學上根本沒必要。今天我們所聽說的這種應對疾病的方式，過於急迫了，比對一位HIV感染者提供某種保護方式某些保護要急迫得多。我認為這是科學界自我規範的失敗。因為此事缺乏透明化。

我在此發表的言論都屬於個人觀點。組織此會議的委員會將會聚在一起討論這件事並發表聲明，但要等到明天了。現在，我們繼續吧。

現場提問

我十分贊同大衛的觀點，感謝你（指賀博士）在現在這種不尋常的狀況下依然來到會場。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首先，我沒有發現這對雙胞胎女孩兒有未解決的醫療需求。她們的父親是HIV陽性，母親是HIV陰性。你已經進行了精子清洗，也就是說已經能夠獲得不受HIV感染的胚胎，能夠生出不被感染的嬰兒。你能描述一下，對於這對夫婦來說，未解決的醫療需求究竟是什麼嗎，在這裡是指對於這對夫婦來說（而不是我們都認同的、現在HIV疾病整體未能解決的醫療問題）？

其次，你提到，其中關鍵的決定——植入胚胎來懷孕——是這對夫妻的決定，而不是由本該做決定的科學家、醫生和倫理學家們。你能解釋一下，我們作為科學家、醫生和獨立人群為患者做決策的責任何在嗎，而不是讓患者自己做這些決定？非常感謝。

——劉如謙

賀：第一個問題是在問CCR5是否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醫療需求。我認為，這項實驗並不是僅僅針對這對孩子，這是為了更多的、成百上千萬的孩子。他們需要醫療保護，因為現在沒有HIV疫苗。我個人了解到，有的村子，一村子30%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們甚至需要把孩子送給親戚比如叔叔來撫養，來防止潛在的HIV傳染風險。

而在這一對夫婦這兒，我感到很自豪，無比自豪。馬克（父親）以為他沒有生活希望了，但是有了孩子，孩子有了保護。孩子降生那天，他發簡訊跟我說，「我會努力工作，賺錢，在餘生照顧好兩個女兒和妻子。」

在我們進入第二個問題前，我再問一句。你剛剛說過已經沒有其他的移植案例了。我想再問一句：在你的臨床試驗中，還有沒有其他基因編輯的被試可能懷孕了？

——Matthew Porteus

賀：是，還有一位女性可能懷孕了。

你說的是早期階段？所以是用生化手段檢查出懷孕了？

賀：是的。

我有兩個有關倫理的問題。就過去而言，你能放緩一下，講講你剛提到的、你經受過的公共機構倫理審查的過程嗎？

第二部分是就未來而言的，你是怎樣理解自己對那兩個孩子的責任的？你剛才的PPT指出你將會一直做後續的治療。請談談你認為自己對未來的責任。

賀：你有像我這樣，了解過自己身邊那些患有遺傳性疾病的朋友和親人嗎？他們需要幫助。數以百萬計的家庭患有遺傳性疾病，或者極有可能患有傳染病。如果我們掌握了有效的技術，那麼這將幫到他們。

至於未來，首先我會把我所掌握的知識公開分享給全社會，讓社會來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我的問題更具體。那那些真實存在的孩子該怎麼辦呢？這不是個抽象的問題。那些已經出生的孩子會長大成人，你該如何承擔對他們的責任？

媒體也問到了類似問題。未來你會公開露露和娜娜的身份嗎？如果她們依舊隱姓埋名，會影響一些事，比如治療嗎？

當然這是衝突的：你必須要保護病人的身份，但是外界真的很想要知道她們是否健康，以及基因編輯是否產生了任何負面或積極的後果。你該如何應對？

賀：首先，公開HIV陽性患者的身份是違反中國法律的。其次，這對夫婦目前仍處於嚴密的健康監護中。我會向專家們公開我的研究數據。

當你開始這項實驗時，你是怎樣說服那些父母的？你有告訴他們，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把艾滋病傳染給孩子嗎？

賀：第一個問題，我們怎樣說服被試的。他們都是志願者，都有良好教育背景。他們對HIV的治療藥物和其他治療方案了解得很多，甚至包括最近的研究報道。他們，這些HIV感染者，都在一個社交平台上，這個平台經常更新最新的HIV治療動向。這群志願者也經過了知情同意環節，他們可以非常好地理解基因編輯技術、潛在益處及副作用。我認為這是一次雙向信息交流。

回到透明度的問題，你願意將你的知情同意書和論文手稿發布在biorxiv.org或其他公共網站上以供評審嗎？

賀：是的。知情同意書已經在我的實驗室的網站上了。如果你搜索我的名字就能找到，有一個英文版的，你們可以看。

第二個，至於我的手稿，我在起草的時候就有大概10個人看過並編輯了我的手稿，其中有幾個來自美國。有些人說我應該先同行評審然後再發布在biorxiv上，所以我採納了他們建議。

你聽取了很有價值的建議，但現在會改變主意嗎？畢竟你也看到，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大家強烈要求了解你的研究。你不用回答這個問題，只是我的建議。

我也是個基因諮詢師。我想知道知情同意的過程是什麼樣的。你剛才介紹你給他們看過知情同意書，這個知情同意書經過4個人評審，和病人面談的過程持續10分鐘。

據我了解在英國，一般公眾在10歲左右達到平均閱讀水平，大部分的英國公眾不明白基因組是什麼意思。我想知道面談是什麼樣的。你是怎樣解釋其中的風險的？你有什麼證據證明這些病人已經明白了？

——安娜·米德爾森，society and ethics research of wellcome genome campus主任

賀：好，我可以講一下。首先，我說的不是10分鐘，是1小時10分鐘。面談是在一間會議進行的，參與人員有我、（參與試驗的）夫妻和兩個觀察員。在知情同意之前，事先給了他們列印好的文字版。

你確定他們能閱讀並讀懂嗎？

賀：是的，他們接受過良好教育。然後，我從第1頁到第20頁都逐條進行了解釋。期間他們可以隨意提問，然後我們留他們自己私下討論，他們可以選擇當天決定，或帶回家之後再決定。

你的團隊是否進行過知情同意的訓練？這是否你們第一次進行此類談話？

賀：我們有兩輪知情同意。第一輪是團隊成員進行的，是非正式的談話，大概2個小時。第二輪是正式的，由我本人進行解釋。在起草知情同意書的時候，我就讀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指南。

媒體提問

請解釋一下研究的經費來源。

3年前，臨床前試驗開始的時候，我是南方科技大學的教授，學校付給我工資。當我進行臨床試驗的時候，所有病人的醫療費用都是我個人承擔的。小部分測序費用使用的是學校的經費。

所以沒有來自機構或公司的經費？

賀：我的所有公司都沒有參與這項研究，沒有提供資金、人員、場地或設備。

病人有支付或收取任何費用嗎？這其中有金錢往來嗎？

賀：這些都在知情同意書中寫到了，我們負責所有的醫療費用，他們沒有從中得到很多額外收入。

你如何監控孩子的健康狀況？包括疫苗接種和精神健康發育？

——香港大學

賀：我的網站上有知情同意書，我們每年會為他們進行體檢，包括神經發育、常規血檢和HIV感染情況。這些信息都寫在知情同意書中。

有關脫靶評估，你提到你採用的是單細胞全基因組測序。據我所知，目前沒有成熟可靠的技術進行單細胞全基因組測序，你是如何進行的？

第二個問題是，普遍共識是不允許對生殖細胞進行基因編輯，這在國內外學界都是共識。我認為你很清楚這條紅線，你為什麼選擇跨越這條紅線？假如你不知道，又為什麼秘密進行這個試驗？

——北京大學魏文勝

賀：首先回答測序評估脫靶的問題，在植入之前，我們只能從囊胚中取3-5個細胞進行活檢。再此基礎上，我們將單一細胞擴增。與大量細胞測序相比，我們的覆蓋率稍低，大量細胞測序覆蓋可能在95%，單細胞測序我們能覆蓋80-83%。這是目前最新的技術水平。也許會有漏檢的情況。不過我們相信將多個細胞結合在一起，可以知道有多少脫靶發生。

第二個問題也是媒體想問的，為什麼要秘密進行？

賀：我身在學術界。三年前，我已經在冷泉港、伯克利和亞洲的會議上公布了我的臨床前研究。我諮詢了他們的反饋。當我進一步進行臨床試驗時，我就倫理等問題諮詢了美國的一些專家以及在那兒的中國人。

大家提到了許多科學問題，不過關於這兩個女孩，還有很多個人方面的問題。事情充分調查了之後，討論可能更合理一些，不過（我還是要問），現在有兩個女孩，其中一個被改造為可防HIV感染。這是父母或者至少是父親希望的結果。在家庭範圍內，這兩個女孩會被區別對待嗎？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被改造的女孩適合生育嗎？她的配偶可能希望得到這個家庭中的基因變異，這會改變她的婚姻和後代嗎？你知道，即使是兩個女孩的不同與家庭這個簡單的問題（已經很棘手了），現在更是增強的預防性的性狀，不只是糾正疾病，而是引入人類人口的全新事物。

——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工作人員

賀：關於這個我也做了許多哲學思考。所以我想發表基因編輯的5個準則。第一條就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我們不會使用這些工具控制他們的未來。他們應該有選擇的自由。第二條是，應該鼓勵孩子探索他們的潛能，追求他們自己的人生。

但是在前18年她們只是孩子，還沒有自主能力，她們的基因型可能對成長影響很大。她們會怎麼看他們自己？她們的父母會怎麼看她們？她們將來有可能知道自己被基因編輯了。

賀：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最後兩個媒體問題。第一個已經被重複很多遍了，你預見到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應嗎？即使你的論文事先接受了同行評審並發表，到時還是會有很大的反應。這一點你預見到了嗎？

賀：是因為新聞泄露。我原本的設想是，根據美國、英國和中國的調查結果，大多數公眾是支持通過人類基因編輯來治療HIV等疾病的，這給了我們一個信號。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是你的孩子，你還會這樣做嗎？

好問題。如果我的孩子面臨同樣情況，我會第一個嘗試！

以下部分，為資深科學家的點評：

羅賓·洛弗爾-巴奇

英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幹細胞生物學和發育遺傳學系專家

首先我覺得這（「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不是業界的突破，而是一小步倒退。你們都在會議上聽到其他研究者討論，如果要這麼做的話，應該有非常小心、周翔、嚴謹的操作，而這項研究恰好是不夠小心、不夠嚴謹、不夠循序漸進的典例。

（應該為嬰兒做些什麼？）雙胞胎的身份暴露是很不幸的。同樣不幸的還有，全世界都去關注首例基因編輯嬰兒。想想這將給她們帶來的巨大壓力。我認為人們應該尊重她們的身份秘密性。我們希望，從她們成長過程中實施的恰當的臨床研究中，我們能有所學習，如果可能的話。不管這些研究是否會由賀博士做，其操作必須正確。我希望我們能得到相關消息，但曝光她們的身份是不公平的。

張鋒

CRISPR/Cas9技術創始人之一

世界最一流的CRISPR/Cas9專家

基因編輯技術的集大成者

科學是非常開放的、共享觀點，接受批評也相互批評，共同討論、找尋真相。這才是科學。他（賀建奎）做的不是科學工作。

會盡量跟別人來解釋這個情況，讓大家認識到這個情況的嚴重性。專利的話，我在給許可的時候、拿到許可的時候，都需要同意他們不會做人類胚胎的編輯，這已經是一個要求，所以我會繼續在科學界建立這個共識，告訴大家不要做這種事情。

David Liu 大衛·柳

哈佛大學化學與化學生物學教授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研究員

整個過程中有一些重要決定，他推給了「是孩子父母讓我繼續做的」，以此來說明這些決定的合理性。

科學家，醫生、倫理學家和監管機關都有責任，不讓父母來做這些決定。這是我們的工作。如果病人可以做所有醫學決定，他們就不需要醫生和科學家了。

所以，在讓我深感不安的東西中，有一部分是，他將包括開始妊娠在內的許多關鍵決定的公正性，都推給「是病人讓我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