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建奎的四個「明知故犯」
「首先我必須要道歉。我的整個實驗結果，由於實驗的保密性不強，所以數據被泄露了......至於兩個孩子的未來，我願意用我生命的下半輩子去負責。」
這段話摘自賀建奎今日在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的發言。就在同日，廣東省衛生健康委正式對外披露，廣東省、深圳市已成立聯合調查組，開展對「深圳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全面調查。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賀建奎宣稱，由其團隊創造的世界首例能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誕生。
賀建奎，2006年獲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學學士學位；2010年獲美國萊斯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師從該校生物系教授邁克爾·迪姆（Michael Deem）；之後，便馬不停蹄地奔赴美國斯坦福大學史蒂芬·夸克實驗室（Stephen Quake lab）進行博士後研究；2012年回到中國，在南方科技大學任教，並開設了自己的實驗室。
南方科技大學官網對賀建奎的介紹
2017年3月，賀建奎團隊找到國內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白樺林全國聯盟」的負責人白樺，希望通過「白樺林」找到「男性一方感染HIV的單陽家庭」。
2017年5月開始，白樺通過QQ群和微信群轉發招募信息。「招募啟事發布兩個月後，就有100多個意向者聯繫我們，從100多個初篩到約50個。進入到研究團隊的起初有20對夫婦，但是最後逐漸縮小到7對，不清楚這7對夫婦的真實身份。」白樺口中的這7對夫婦，就是賀建奎的受試對象。據賀建奎自己說，「其實原本有8對夫婦參與這個研究，有一對中間退出。」
賀建奎收集7對夫婦的卵子，其中有31個成功成長為囊胚細胞，30個成功成長到胚胎。在胚胎的受精卵時期，賀建奎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將胚胎進行基因編輯，使一種名為 CCR5 的基因失去功能，再用常規試管嬰兒技術將胚胎移入受試者子宮。最終，馬先生和葛女士夫婦受孕成功。今年11月，葛女士產下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雙胞胎姐妹。
這種名為CCR5的基因是白細胞上的一種蛋白，也是HIV入侵機體細胞的主要輔助受體之一。當CCR5失去其原有功能時，HIV病毒便失去了入侵人體的載體，這就實現了賀建奎所說的「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人為改變人類基因，是科學創舉還是倫理挑戰？改變基因後的嬰兒安全嗎？他們的後代又將怎樣？這對整個人類基因庫又有何影響？從科學家到普通民眾，腦中全是問號。
「一個『瘋子』打開了潘多拉魔盒」，而人類社會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
「我覺得這件事還是有點太冒險了，有些草率。」中山大學從事生命科學研究的李飛（化名）教授表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長陳志偉也表示：「對健康胚胎進行CCR5編輯是不理智也不倫理的，此外CCR5對人體免疫細胞的功能很重要，目前尚未發現任何中國人的CCR5基因是可以完全缺失的。」北大教授饒毅也表示，「已知CCR5缺失會導致心血管異常」。
賀建奎公布消息當天，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國強、西川大學華西醫院蔡續雨、北京大學羅歡等122位生物醫學領域科學家發表聯署聲明，稱「這次試驗只能用『瘋狂』來形容」，並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
一：明知「人類早期胚胎 14 天原則」
什麼是「人類早期胚胎14天原則」？
1979年，美國衛生、教育及福利部倫理諮詢委員會首次提出「14天原則」，後被很多國家監管機構採納。
「14天原則」確立是基於兩個理由，一是當時的技術水平無法讓胚胎在體外生存達到14天；二是決策者們通過諮詢專家，研討之後，認為胚胎髮育到14天時將開始形成「原條」（primitive streak），這一結構會使得胚胎開始擁有一些個體特徵，這會引起倫理問題。
2013年12月，我國科技部、衛生部聯合印發的《人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中對「14天原則」有明確要求：
1. 利用體外受精、體細胞核移植、單性複製技術或遺傳修飾獲得的囊胚，其體外培養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開始不得超過14天。
2. 不得將前款中獲得的已用於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動物的生殖系統。
即，經過編輯的基因只能保存不超過14天，14天後必須被銷毀，不能進行胚胎髮育。
賀建奎在去年發表的文章《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安全性尚待解決》中，明確聲稱支持這項原則：
「······我們呼籲，體外培養的人類早期胚胎在遵守現有的14天規則以外，其經過基因編輯後的安全性也是急需驗證的；同時也需要對來源於胚胎的人類多能幹細胞進行安全性評估，以此來檢測編輯胚胎（與未編輯的胚胎相比）分化後其衍生物是否存在異常。」
而今，經賀建奎編輯過的胚胎不僅被移入母體，而且已經出生，「人類早期胚胎14 天原則」被賀建奎親手打破。
沒有了規則，這場革命的巨大潛力也可能變成巨大威脅。
二：明知有可能會脫靶
什麼是脫靶？
賀建奎的基因編輯試驗採用的是 CRISPR-Cas9 技術。在應用這一技術進行基因編輯過程中，有一個現象叫做「脫靶效應」。
所謂脫靶，簡單來說就是，「錯誤地定位了目標基因，編輯了不該編輯的基因」。「脫靶效應」的存在，給基因編輯技術的頭頂架起了一把閘刀。
儘管今天基因研究的進展日新月異，基因科學的進步呈指數級增長。但人類真正了解的基因對比整個基因庫，猶如銀河系之於浩瀚宇宙。
賀建奎非常明白這項實驗存在「脫靶效應」。他在此前發表的文章中說：「對於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必須發展一個可靠的質量控制流程，很少或沒有脫靶的人類胚胎才能成為可能······如果檢測到脫靶，則應該開發生物信息學方法以確定脫靶是否是有害的」。
圖為賀建奎文章中關於「脫靶效應」的內容
賀建奎還在公布該手術的數據報告中提到，「在對沒有出生的嬰兒（露露和娜娜）DNA中檢測時，有一個可能的脫靶，但脫靶位置在非編碼區，而且離基因很遠，而且也不在有作用的元件上。」
而如何保證這對雙胞胎在接受基因編輯手術的過程中不脫靶？賀建奎並沒給出明確的答案。
三：明知受試嬰兒會面臨未知風險
除脫靶問題外，賀建奎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嵌合體本身對發育中胚胎和個體及後代健康的影響」以及 「Cas9 核酸酶對胚胎髮育的毒性影響」。
2017年2月，賀建奎在科學網就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撰文，「不論是從科學還是社會倫理的角度考慮，沒有解決這些重要的安全問題之前，任何執行生殖細胞編輯或製造基因編輯的人類的行為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然而僅僅過了一年，他就改了主意。
在李飛看來，這次基因編輯臨床試驗有很多科學上的問題沒有解決。
他說：「在北歐，有約10%的人先天CCR5缺失。擁有這種基因突變的人，能夠關閉致病力最強的HIV病毒感染的大門，使病毒無法入侵人體細胞，即能天然免疫HIV病毒，但基因編輯不能完全模仿CCR5基因的特異性缺失」，同時還存在引起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他認為，人體的每個基因都有相應的功能，人為使CCR5喪失功能，對嬰兒會有潛在的健康威脅。並且，「人體的每個基因都有兩個拷貝，完全敲除該基因與只敲除一個拷貝基因的結果完全不同」。
而如何能證明這對嬰兒天生就能抵抗艾滋病毒也成了一個矛盾問題。如果這對嬰兒在出生後一生都不接觸艾滋病毒，便無法證明手術成功，但我們又不能將兩個女孩置於病毒的危險之中。
所以，我們既不知道這項試驗如果失敗，會帶來怎樣的後果；也不知道就算成功，又會對孩子造成什麼其他的影響。
這兩個孩子已經來到世上，如果後續出現問題，對她們的人生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們無從知曉。這兩個孩子的基因再遺傳到下一代，又會對人類基因庫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仍然無從知曉。
雖然賀建奎表示，會為兩個孩子提供相應的醫療保險，直到她們長大成人。但這種保證在兩個生命甚至整個人類基因庫面前，顯得無力又單薄。
四：明知會面對倫理質疑
中國醫學科學院人文學院院長、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翟曉梅表示，基因編輯嬰兒的技術國內外普遍認為不難，做出來不值得別人羨慕，而外國不做是因為有倫理標準。「這個技術屬於基因增強技術，對艾滋病治療來說是不必要的，也不屬於創新性治療。」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高級研究員、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邱仁宗說「這種行為遠遠低於我們能夠接受的底線，也是最不道德的」。邱仁宗還稱，目前已有方便且實際的辦法防止HIV病毒感染，用基因編輯來解決這個問題就好像「用大炮打鳥」。
優生學是懸在基因學之上的幽靈——它意味著，人類對自己的後代的要求越來越高，人類應該只生育具有優良遺傳特徵的後代。
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還因此通過了優生學法律，允許國家強制性對低能者絕育，而鼓勵擁有優秀品質的人儘可能地多生養。用美國著名法學家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話來說：「我們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緒穩定、富有同情心和聰明的人，我們不需要傻子、蠢貨、窮鬼和罪犯。」
沒人能確保基因編輯技術只用於醫療領域。
當這一技術只有富人可及，基因編輯手術將會成為他們「定製」後代的遊戲。他們不僅阻止「低智商」的嬰兒出生，還會阻止「普通」嬰兒的出生，提升他們自己及後代的智商，以至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
霍金遺作《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大問小答》）中預言：一群超級人類將通過基因工程，甩開其他人類，最終接管地球。
「他們通過CRISPR『基因剪刀』等基因編輯技術，將其餘人類甩到身後。他們將違反基因工程法的規定，通過提升記憶力、增強抗病能力、延長壽命，達到上述目的」。
「等待達爾文式的進化來改進人類智能與心性，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這種超級人類一出現，未改進的人類就再也不是他們的對手，嚴重的問題由此產生。原版人類將逐漸滅絕，或變得無足輕重。一個自我設計的種族將崛起，加速自我改良。而人類若能重新設計自身，就有望向外擴張，殖民其他星球與恆星······」
賀建奎說
基因手術僅僅是治療性技術，雖然會有爭議，但是有家庭需要該技術。全世界都在關注基因編輯領域，總會在某處有某個人做這件事，就算不是我，也會有別人。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歧視和恐懼讓HIV變得更糟糕。來自社會、工作、醫療等無所不在的歧視，讓馬先生和葛女士憂慮，他們擔心孩子捲入恐懼的世界。一項基因手術可以拯救兒童免受如囊性纖維化或艾滋病等威脅生命的疾病，不僅能讓孩子擁有過上健康生活的同等機會，而且還能為整個家庭帶來新的希望。
我也是兩個女兒的爸爸，我想不出更美好的禮物給這對夫婦。堅信倫理將站在我們這一邊。
基因編輯手術就像當年的試管嬰兒手術。剛開始，媒體對於首例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的報道，一度有些爭議，但40年來，法規、社會道德與試管技術一同發展，幫助800多萬兒童來到這個世界，給無數家庭帶來福祉。
我知道很多家庭需要這項技術，為了他們，我願意接受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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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瀟藝
編輯：高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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