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重讀的故事

聞一多的詩集《死水》，新月書店初版本版權頁記錄是在1929年3月印行。《聞一多年譜長編》則記在1928年1月。1930年4月，沈從文在《新月》雜誌發表文章，「認為先生的詩集《死水》『以一個老成懂事的風度，為人所注意』……另外重新為中國建立一種新詩完整風格的成就處，實較之國內任何詩人皆多。」沈從文評價《死水》的尺度，出自文學，而非政治。這一點，在當時重要，對後世更重要。

特殊的歷史原因，加上極特殊的事件，很多後輩讀者對聞一多的了解更多來自政治，而非文學。其形象定格於烈士，其壯烈根源於內戰中的暗殺。這樣一來，其學者本色就被遮蔽。本來，他生命中的多數時間是在書齋，埋頭於書本，寄託於藝術、學術，安心立命於教職（系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首任院長，同時任私立武昌藝術專科學校校董），是個博學、敦厚、正直的學者、詩人，只有很短暫的時間因政局混亂、政府腐敗、民不聊生而關注政治，不平則鳴，但他的一般形象卻被凝定於橫眉怒目的政治鬥士風采。

在五千年歷史文化之前，五十年的政治畢竟過於短暫。如今，當年政爭不再，後人對先賢的認知和解讀，回歸於其本色。曾經被遮蔽的歷史，也會生成一種顯示真實的力量，恢複本來面目。《死水》這樣的書，就又被人們記起，回歸讀者的視野。此時，人們對其中政治內容的敏感度會相應降低，而對其中的文化價值會有更多關注。於是，這本書中的《一句話》之類的詩篇，我們會覺得久遠，乃至生出隔世之感；《聞一多先生的書桌》這樣的文字，則更多更久地吸引了讀者的目光。

聞先生這樣寫他的書桌——「忽然一切的靜物都講話了，忽然間書桌上怨聲沸騰，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字典喊雨水漬濕了它的背；信件忙叫道彎痛了它的腰；鋼筆說煙灰閉塞了它的嘴，毛筆講火柴燒禿了它的須，鉛筆抱怨牙刷壓了它的腿；……」

詩人眼裡的書桌是個家園，書桌上的筆墨紙硯各有情緒，他需要理順各方情緒，形成安靜的秩序，才能書寫《莊子》論文、準備講義、翻譯情詩、刻章治印、設計校徽和書籍封面……這顯然是個書生的世界。後來到昆明時期，《雲南晚報》報道學生「旁聽之風極盛」的時候，舉例說「旁聽者最多的課程，是張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聞一多教授的楚辭……」（《死水》，新月書店1929年3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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