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正確」的反思

轉自：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哲學園鳴謝

知識分子論叢第15輯出版：西方政治正確的反思

簡介

近年來，多元主義在現實中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在多元主義與反多元主義之間，在寬容與不寬容之間，我們應該何去何從？西方世界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正確」是否正確？如何正確？

撰文丨宋宏

2017年8月，美國弗吉尼亞州中部一個人口不足5萬的寧靜小城夏洛茨維爾市發生了暴力流血事件，起因是當地政府要移除南北戰爭時擔任南方軍聯盟總司令的羅伯特李將軍的雕像，結果引爆了白人至上主義者和白左、非歐裔美國人之間的激烈衝突，震驚全美。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內部各種族和族群之間大體和睦共處的關係再次遭到撕裂，這背後到底意味著美國社會遭遇了什麼樣的新的危機？

如果把視野擴大到整個西方世界，不難發現，近年來歐美國家的政治局勢顯得動蕩不安，這集中體現在2016年英國圍繞「脫歐」問題的劇烈紛爭和美國總統選舉的火爆爭鬥上。西方國家的民眾在全球化、移民與難民、種族與族群等現實問題上，意見相左，分歧嚴重，難以達成基本的共識。這些令人憂心忡忡的政治社會現實，嚴重挑戰了西方世界一個世紀來逐漸奉為圭臬的多元主義、寬容和政治正確的原則信條。所謂「多元主義」，其核心內涵是指我們應當寬容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價值取向和不同的文化，然而瀰漫歐洲的恐怖主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卻為多元主義、寬容原則和政治正確打上了一個巨大的問號，《知識分子論叢》最新一輯主題討論的就是這一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問題。

本輯主題討論匯聚了六位中外學者的論文，從不同角度深度反思西方多元主義和政治正確的重大問題。

馬克里拉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的文章首先肯定了文化多元性、差異性給美國社會帶來的好處，尤其是身份認同的道德力量產生的各種正面影響，諸如平權法案如何重塑和改善了共同的生活，好萊塢的努力如何使同性戀在美國公私生活中正常化等等，但同時他犀利地批評了左派和自由派對種族身份、性別身份和各種文化身份過度的道德偏執，使自由主義淪為一種身份自由主義，從而威脅和動搖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礎。美國的孩子們從小便被鼓勵關注他們的個人認同，以至於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誤以為多元話語業已窮盡了全部政治話語，而對階級、戰爭、經濟和共同善這些持久的公共話題無言以對，從而無法獲得一種超越於身份差異和個人特殊性的公共政治意識。最終在選舉政治層面上，身份自由主義遭遇了最驚人的失敗。這種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咎於自由派執迷於身份政治的「政治正確」反過來刺激和助長了其政治對手操弄白人優越論的另一種身份政治，從而使美國政治陷入激烈的族群紛爭之中。他以希拉里的競選活動為例，說明當希拉里在每個競選站明確向非洲裔、拉美裔、LGBT和女性選民大聲疾呼時，無意中犯下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因為這種浮誇的多元言辭恰恰使得被遺漏的群體產生強烈的被排斥感，結果反而使得許多選票投向了特朗普。因此，馬克里拉呼籲從深陷迷途的身份自由主義轉向後身份自由主義，這種後身份自由主義吸取前身份政治的自由主義在過去所取得的成就，關注和吸引作為整體的美國人，聚焦那些影響絕大多數人的公共議題，從而擴大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它訴諸公民國家，強調基於普遍平等和自由權利的公民身份，並呼籲公民的團結互助和責任擔當，而對於那些涉及性取向和宗教的議題，則採取審慎、低調和適度的原則加以處理。

面對紛亂的時局，里拉開出的藥方是用自由主義的「公民政治」取代深陷困境的「身份政治」，從而為迷途中的美國指點一條通往未來的希望之路。在文章的最後，里拉追溯羅斯福關於四大自由的著名演講，在他看來，時至今日，作為美國自由主義的根本，它仍然是凝聚多元族群的美國公民的政治共識。

劉擎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劉擎教授的論文從西方社會內部日趨嚴重的政治極化引起的危機著眼，將馬克里拉的反思進一步引向深入。作者首先拋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關鍵性問題：特朗普何以能夠訴諸「白種民族主義」情緒，突破自由派長期掌控的「文化領導權」，動員足夠多的選民形成自己的「文化政治」力量，在選戰中贏得勝利？由於美國政治的特殊性，即美國的民族主義向來被認為是基於對「自由信條」的共同忠誠來界定的「理念型民族主義」，而非過往德俄式的「原生論民族主義」（或「族裔民族主義」），這一問題就更顯得令人困惑了。顯然，訴諸白人種族的「原生論民族主義」背離了美國的正統，之所以如此，自然原因複雜，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即是馬克里拉所尖銳批評的執迷於多元差異、政治正確的「身份政治」有以致之。論文在討論關於「身份政治」的困境、歧途和爭議之後，對馬克里拉開出的「公民政治」的應對之方，提出了商榷意見。首先「公民政治」的主張本身並不新穎，其次，馬克里拉對「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的辨析固然富有意義，但他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卻存在問題，因此，需要重新理解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之間的相互關係。劉擎以兩位左翼政治理論家查塔爾墨菲和艾利斯楊為例，說明前者的「激進民主的公民」方案和後者的「差異性公民身份」概念都在身份政治與公民政治之間建立了聯繫，儘管他們的解決方案本身存在諸多問題。由此出發，劉擎構想了如何調和「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的四個方面的思考線索，這一思考之所以極富理論意義，乃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問題意識，即在現代社會多元主義的現實前提之下，如何在平等而多樣化的社會成員之間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是現代政治的一大難題。西方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試圖通過建立自由而包容的政治秩序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是多元文化與政治整合之間卻永遠存在著張力，一旦文化差異形成的衝突越出自由秩序可以容納的限度，就會導致政治共識的崩解，並進而演變為政治對抗，必然會衝擊既有的自由民主體制。因此，如何協調和平衡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話題。

施展

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施展教授的文章則從世界格局變遷的宏大視野出發反思西方政治正確的問題。在施展看來，政治正確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作為理想外化的制度系統所要規範的政治對象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無法被內部解決而出現的一種異化，也即是說，政治正確雖是對普遍理想的堅持，但其成為問題則源於對這種理想所外化的特殊制度的偏執，由於具體的制度無法容納過大的差異性，也就是理想與現實制度難以匹配，從而引發各種嚴重的衝突與危機。

從這個角度來看，冷戰時代「政治正確」尚不成為問題，直到後冷戰時代才浮現出來。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呈現美蘇兩霸二元對抗的局面，雙方作為普世帝國各自擁有一套普遍主義理想的價值體系，從表面上看，這種價值觀的普遍性與各自拓展的秩序範圍的有限性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從而影響各自政治理念的正當性。但實際上，由於雙方無需為各自勢力範圍之外的地區秩序負責，因此反倒促成雙方各自的邏輯自洽，即其理想與其勢力範圍所及的有效秩序之間大致匹配，因而不會出現「政治正確」的問題。

當蘇聯解體，冷戰終結，二元對抗秩序中的一元退出舞台，也即是美國失去了真正的對手時，出現了兩個始料未及的問題。首先是前蘇聯所留下的秩序真空如何填補，美國作為普世帝國必然會輸出人權政治秩序，克服無序，實現普世理想的承諾，然而這些秩序混亂地區，要麼是美國這樣的海洋帝國無力承擔巨大成本，要麼是貿然輸出人權秩序，但卻事與願違，反而陷入無序，由此導致對西方人權政治和理想的質疑，反西方的聲浪亦隨之而起。其次，由於西方在冷戰之後暫時失去了真正的對手，因而喪失了對真正的政治問題的思考，陷入對政治的技術化討論並沉迷於瑣碎細小的日常政治議題，形成過度的政治正確。而冷戰之後出現的文明衝突，尤其是移民和難民問題將此衝突化為西方內部的問題，又逼迫西方重新面對何謂政治的嚴肅問題。作者最後提出西方所要面對的兩大根本問題，即自由與正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當其受到嚴重威脅時，又該如何捍衛自身？顯然，這是政治正確的紛爭背後更為緊要的議題。

今日西方的多元文化主義表現出一種看似弔詭實則又內在關聯的傾向，即它既是相對主義的，又是不寬容的，前者恰恰導致後者不能寬容一元主義。當多元文化主義要求承認各種文化、生活方式的正當性，尤其是受壓制的少數族裔或邊緣群體的文化與生活方式，這種獲得身份認同的正當性不斷被強化，政治正確的問題由此產生，比如，一個公職人物如果從基督教立場出發批評伊斯蘭教和同性戀，就會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崇明教授從上述現象出發將思考引向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哲學基礎——柏林主張的消極自由論和多元價值論。按照崇明的分析，伯林對消極自由和價值多元主義的論證與辯護固然是對現代思想的重要貢獻，但也存在著諸多弊端和局限。一方面，伯林的消極自由獨立於其他的與自由相關的道德價值，這樣的自由顯然十分薄弱，最終會對伯林所珍視的個人自由帶來損害；另一方面，伯林所捍衛的價值多元主義固然不等於相對主義，但這種價值多元論和以此為基礎的多元文化主義卻表現出某種相對主義色彩，它無法幫助人們在不同的價值與文化中進行選擇。而伯林將價值多元主義視為絕對價值，也同樣易於走向他所批評的一元主義的不寬容，導致對一元論的絕對排斥，從而將自由主義內部的多元論述徹底化，反過來損害了自由主義的根基。在尊崇價值多元論的同時，伯林對價值一元論採取的絕對貶斥的態度，取消了價值一元論本身可能具有的正麵價值。在一個多元價值相互衝突的紛亂世界上，尋求某種可以包容處於緊張狀態的不同價值和觀念的一元論，同時保持對人類悲劇性處境的充分理解，未必是不可能的，它對於療救被多元主義和身份政治撕裂的西方社會不無理論上的啟示意義。

孫國東

延續崇明教授對多元與一元的思考，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孫國東教授試圖超越價值多元論和價值一元論的意識形態對立與論爭，在他看來，西方多元主義和政治正確引發的紛爭背後體現的正是兩者之間的二元對立，而其核心則關涉文化認同的問題。孫國東認為存在一種兩難情境，如果認可「價值一元論」並設定普適性評價標準，就有可能排斥某些文化上的他者的獨特性，反過來假如沒有這樣的普適性標準，則在價值多元化的掩護下，各種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很容易大行其道。但在實踐形態上，一個人完全可以既是個基督徒，同時又不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強加於他人，對多元價值的事實和信仰自由的原則抱有充分的理解與尊重。那麼，如何劃定多元主義的正當性界限，在理論上達成價值一元論和價值多元論的和諧共存，避免激烈衝突？作者從「捍衛文化認同的正當性界限」入手來回答此一問題。 一方面，文化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價值一元論」被共同信奉的程度，同時，各種文化認同要獲得承認則必須尊重「價值多元論」，因此，劃定文化認同的界限直接取決於如何處理兩者關係。作者從兩個層面展開具體論證，首先，價值一元論並不必然導致衝突，只有當其與「價值觀優越論」結合時才有可能，因此，價值一元論的正當性界限就在於防範違背認同平等的「價值觀優越論」；其次，價值多元論的正當性界限由「規範性共識優先論」設定，此一規範性共識並非獨白式的道德唯我論的產物，而是通過主體間性的公共對話而證成。經由這樣的雙向限定，價值多元論和價值一元論可望相安無事。但由此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怎樣區分「價值觀優越論」與「規範性共識優先論」？尤其是作者對正當與善這樣的經典區分所具有理論功能並不以為然，對此，作者做了十分詳盡的論證，讀者自可觀覽焉。

許紀霖

涉及多元主義的正當性界限問題，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更著眼於歐美社會的具體困境，進一步深度反思西方政治正確、文化寬容和身份政治限度何在的問題。面對時下西方社會日趨嚴重的各種分裂和危機，許教授首先提出三個尖銳的問題：政治正確本身是否正確？對待與世俗化有隔閡的伊斯蘭激進分子，是寬容還是鬥爭？主導美國社會數十年的身份政治是否需要自我設限，還是任其泛濫？在這些問題上，歐洲和美國如果無法重新獲得共識，各種族群的紛爭、文明的衝突勢必有增無已，動搖歐美社會的根基。

針對第一個問題，作者指出，政治正確原本是為了保護少數族裔的集體權利和邊緣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適當限制主體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論自由，以便讓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處。但政治正確一開始就備受爭議，許多白人深感不滿，覺得自己喪失了批評這些群體和文化的權利，淪為另一種受傷害的群體，尤其是當他們面對以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背景的恐怖活動升級，外來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犯罪率上升的時候。許教授認為，政治正確爭議的背後，乃是越來越尖銳的國家認同的分歧。文化多元主義衝擊和消蝕了歐美社會基督教文化價值，由此引發的認同危機最明顯的表現在2017年10月歐洲十位保守主義知識分子聯名發表的宣言上，他們驚呼歐洲家園的被殖民，歐洲文化的覆滅，渴望回歸以基督教為文化根基的老歐洲。

對於西方來說，如何面對非政治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另一大難題。多元文化的寬容是否意味著不能批評？批評又有著怎樣的限度和底線？許教授指出，一個現代的文明社會一方面要捍衛自身的核心價值，反對文明的敵人，同時要對少數族群的宗教文化有大度的包容，這中間的分際就在於羅爾斯所說的正當與善的區分。

最後，如何反思困擾美國的身份政治，則又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按照作者的分析，身份政治的哲學基礎就是文化多元主義，它強調的是政治參與者的身份認同的特殊性，注重的是文化身份的差異。而由此強化的多元文化、宗教和身份的政治共同體如何維繫政治文化的同一性顯然是一個關鍵問題。如果身份政治過度發展必然會衝擊凝聚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同一性政治文化，導致共同體變得支離破碎，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因此，身份政治需要自我設限，也就是以不能破壞政治文化的同一性為限度。

本輯的特稿欄目聚焦中國歷史中的南北文化問題，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學術話題，雖然以往的相關研究有所涉及，但專題研討長期付諸闕如。本欄目彙集的一組文章源自2017年9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歷史中的南北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各地的學者各抒己見，從不同層面對這一主題展開了一場極富啟發性的討論。

羅志田

四川大學歷史系羅志田教授以漫談的方式將南北問題置於從古代到民國的歷史長河進行考察，集中於文化、政治與學術三個方面的南北異同關係，時見精彩。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科大衛教授則從商業制度來看南北文化問題，他發現就商業制度而論，南北基本上很相似，南北之分甚難成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從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考察南北文化問題，即元人的主觀意識中是如何認知到南方文化全面超越北方的優勢的，作者從儒學、繪畫、詩歌等方面對此加以分析，頗具新意。施展教授從中國內部南北東西的互動關係入手來重建對中國整體的自我認識，回答什麼是中國的問題。在施展看來，對中原和草原之間互相構造、相互形塑關係的深刻理解是重新認識古代中國的關鍵，以往對中原和草原各自分離的論述，無法真正理解傳統中華帝國的秩序構造。而到了近代，中原和海洋的關係取代原來草原和中原的關係成為新秩序構造的生長線。在此背景下，施展給出了一個基本的定位：中國是一個包含中原、草原和海洋的多元複合體系，而中國史則是這個體系不斷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政治表達形式的演化過程。

許紀霖教授從更為宏大的文明視野來重新理解中國歷史上的南北關係，理解何謂中國。這一文明視野將中國視為包含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多元文明的複合體，其中中原中國代表農耕文明，邊疆中國代表游牧文明，南方中國代表海洋文明，通過對這三種文明、三大區域之間互動競逐歷史的精彩論述，回答何以在古代中國常常是北方征服南方，而在近代以降，一度南方征服北方之後，北方最終又征服了南方，這背後究竟蘊藏了中國歷史什麼樣的深層秘密。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劉志偉教授試圖透過中國最南之一的大都市——廣州，深度闡發一種獨特的「南方」氣質。這種獨特的氣質與韻味按照劉教授的說法是由南海海域、帝國南疆和世界體系的歷史三重奏演繹出來的。作者的討論也就圍繞著海域、帝國和世界體系之間的關係展開。作者的思考涉及到我們如何去認識一個城市或地方，所謂「三重奏」其實是三種不同視角的疊加，作者強調首先要從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出發來看待作為「地方」的廣州，然後才是帝國的各種規訓輻射，而世界歷史的影響則是看待廣州的第三個視角。在這樣不同角度的交錯光照下，不同於以往單一固定的帝國中心的視角，廣州呈現出更為複雜，更為真實也更令人深思的歷史圖景。

李磊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李磊教授聚焦秦漢六朝時代，討論這一時段南方政權性質及其對南北關係的影響。在作者看來，秦漢大一統時代「南方」的存在和意義只有在王朝話語中才能得到理解，而到了分裂時期，南方的蜀漢和孫吳政權都不是南方地域社會自發演進的產物，而是秦漢王朝因素匯聚的結果，也即是說三國時代的南方政權是超越了地域性的未完成的王朝，東晉時期雖然地理上的南方首次完成了政治整合，但依然自我標榜為天下政權，並未自我認同為南方政權，因此需要不斷北伐來獲取政治合法性。到了齊、梁時代，崇尚中原的風氣開始轉變為認同江南，這既意味著文化中心的南移，也意味著隨之而來的「文化北伐」，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南方文化內在於北方的標誌。按照作者的分析，由於北方越來越無法脫離南方，由此造成強大的驅動力推動北方最終完成了統一，結束長達三百年的南北分立。

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王愛松教授將30年代文壇關於京派海派的著名爭論視為中國歷史上南北文化差異在近代的延續和發展，從古代中國的文化中心由北而南的轉移，文化上的重北輕南到近代以來南方文化的北伐，其中南北文化差異被時人歸於新舊之不同，而舊與新則又常被等同於中與西。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信息傳輸的發達，流動性的增加，基於地域差異的南北文化也越來越混同，最終導致京派和海派的合流。

本輯現場欄目選刊兩篇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論文。許紀霖教授的文章旨在引入一種新的知識分子研究的路徑，他嘗試從知識分子的世代更替、階級出身和文化慣習三個方面來推進和深化知識分子研究，以期進一步揭示隱藏在歷史深處的多種複雜因素，呈現出知識分子世界更為豐富複雜，也更吸引人的畫面，極富啟發性。

夏中義

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夏中義教授用生動的筆調選取陳寅恪、馮友蘭和錢鍾書三位人文學者作為代表性人物，梳理出當代人文學者在1949年之後面對歷史境況中的「尊嚴與安全」做出的三種不同的人生選擇和由此形成的三種生命樣式。照作者的分析，陳寅恪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尊嚴，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代表第一種生命樣態，馮友蘭則恰好相反，與時俱進，改換門庭，以求順之者昌，不惜尊嚴掃地，而錢鍾書則介於兩者之間，追求有「安全感的尊嚴」，既不像陳那樣不計後果地決絕，也不像馮那樣毫無尊嚴地迎合，通過對錢鍾書隱微書寫的出色分析，作者指出錢「在陳、馮對立人格的黑白之間走出一條灰色人生的智慧路」。這種對人文學者所作的類型化的分析，對於理解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當有很大的助益。

十九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近年來廣受人們的關注和閱讀，本輯筆談欄目刊發五位學者在崇明教授研究托氏專著《創造自由：托克維爾的民主思考》出版專題研討會上的筆談發言稿，五位學者就托克維爾民主思想、自由問題以及其思想的當代意義抒發見解，提供了許多理論啟發。

本輯論文欄目選刊了有關中外思想研究的四篇優秀論文，分別涉及大革命的宗教性、從周邊看中國、20世紀中國的文明論述以及施特勞斯如何引入古代自由主義針砭現代自由主義等久受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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