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儒家，就不懂中國

儒家思想統治中國兩千餘年，但它是怎麼形成的？它為什麼曾經得到統治者的垂青、也曾經被拋棄過？在全球化的今天，儒家思想為什麼衰微了？我們又該如何復興儒家思想？

「儒」與「儒家」

「儒」並非由孔子首創，它最初的含義也不是後來的儒學，而是一種職業。「儒」最早指代一類術士（例如後來秦始皇活埋了許多煉丹求仙的方士，而當時卻稱其為「坑儒」），他們精通喪葬禮儀及習慣，專門負責主持喪葬事務。他們社會地位低微，收入也少，做事時還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了柔弱的性格。這種因卑微而柔弱的生存姿態，恰恰是「儒」的本意，並逐漸成為這一職業的代名詞。

在商代，「儒」這個群體開始分化，他們中的多數人成為知曉氣候以及天文星象，擅長占卜凶吉、作法求雨的「術士」；而另一部分人則成為負責主持宗社祭祀禮樂儀式和喪葬之禮的祭官，專門為王室和諸侯服務。

到了周代，官家壟斷教育，掌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官「儒」成了官學的教師。而到春秋後期，官學隨著周王室的衰落而逐漸破敗，之前身為王室祭官的「儒」及其子弟逐漸散落民間，「儒」這個群體的主要構成，也從官員變成了出身貴族卻沒有名分的「庶子」（貴族除嫡長子之外的其他子弟）。

這種轉變正是「儒家」等諸子百家產生的根源。大家知道，周代奉行「嫡長子繼承製」，非嫡長子的庶子（「庶子」即諸子百家中的「諸子」，「諸」意為多餘，「庶子」本意就是「多餘的人」）們，享受不到父輩的貴族身份與爵位，無法進入主流貴族社會，最終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游士」。先秦諸子中除了老子，基本都出身於「庶子」，孔子及其弟子亦不例外。

孔子開創了儒家新局面

在今人的想像中，至聖先師孔子的形象是個慈眉善目、充滿智慧的老頭。而鮮為人知的是，孔子身高1.9米以上，臂力過人，遠非後世某些人認為的文弱書生的形象。並且，孔子酒量超凡，據說從來沒有喝醉過。

孔子強壯的身體是從父親那裡繼承來的，他的父親叔梁紇臂大腰圓，十分魁偉健壯，武功當世無雙，是個地地道道的勇士。當年魯國進攻逼陽城時，中了城內埋伏，魯軍剛進去一半，懸門突然掉下，多虧叔梁紇大夫反應迅速，力大無窮將懸門抵住，直到魯軍完全撤退。

勇力過人的孔子沒有像父親那樣尋求軍功，而是當上了一個儒生。「儒生」在春秋時期是一個社會地位不高、但又掌握相當文化知識的職業，孔子從事這個職業，既有內心的喜愛，也有環境的逼迫。孔子的先祖是商代的王室，但孔子家族歷經王朝更迭後逐漸衰敗，到了孔子父親這一代已經很沒落了。更加不幸的是，在孔子兩三歲時，他的父親就去世了，孔子自幼就是在與母親相依為命的貧寒環境中長大的。

在當時，孔子這個破落貴族出身的子弟，最好的立身之本就是學習當時貴族階層的「六藝」，而得進身於貴族階層中當差服務，受祿養以為生。所以孔子很早就開始鑽研「六藝」，成為一名儒生。

開始於危難之際的春秋註定是一個多災多難、風雲激蕩的亂世，周天子的權威地位不斷受到挑戰，諸侯國憑藉強大的實力或發起戰爭相互征伐，紛爭不息。孔子遭逢其時，感嘆天下紛亂如麻，遂立志投身於時代的洪流中，試圖以一己之力改變那個「禮崩樂壞，武力橫行」的社會風氣，重新建立起天下的規範和秩序——其核心就是恢復禮義王道，拯救「天下無道」的局面。從這一點上來說，孔子繼承了乃父的勇氣，不過比乃父具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負。

孔子不僅把「儒」當做一項謀生的職業，更賦予儒以「謀道」的使命，使其擔當起傳承文明的重任，從而使儒發生了一個根本性轉變，成為一個以天下為己任、卓然而立的思想學派。

屢屢碰壁的儒學

孔子在魯國為官的時候，他治理社會的能力都引起魯國乃至當時各諸侯國君的注意，甚至出現了「四方諸侯皆則焉」（都來學習孔子的法則）的局面。這無疑說明孔子儒學對於治理天下國家是行之有效的。

但君主貴族們敬重他、欣賞他，卻沒有一個願意重用他，所以孔子除了在魯國做過一陣子官外，在仕途上一直鬱郁不得志。直到55歲那年，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他還帶領弟子從魯國出發，先後經過衛、曹、宋、鄭、陳、蔡、楚等許多國家，一路上推銷著自己的學說，結果換回的不是各國君王的垂青，而是各國貴族的嘲諷、排擠，甚至追殺。

有一次，孔子在陳、蔡一帶，陳、蔡的貴族發兵在半路上把孔子截住。孔子被圍困在那裡，斷了糧，幾天都沒吃上飯。後來，楚國派了兵來，才給他解了圍。還有一次，在鄭國，孔子和弟子們走散了，獨自等在城門口，鄭人向子貢形容孔子說，「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子貢後來便把那人的話告訴孔子，孔子笑著說：「說我像只喪家之狗，太對了！」——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

孔子的理想為什麼在他那個時代屢屢碰壁呢？主要是因為孔子創立的「儒家」主要研習倫理道德、禮樂制度之類的內容，並不是當時各國君王們所需要的。

所謂「春秋無義戰」，說的就是那個特定時期，群雄爭霸都是你死我活的拼爭，講的只是實力。當時各國君主無不忙著富國強兵，需要的是能抵禦外辱、攻城拔地的兵家，能交遊諸侯、不辱使命的縱橫家，以及能夠發展生產的農家，能夠治理官吏和百姓的法家等等，根本無心關注「儒家」那些動輒仁義道德的主張。衛國君主衛靈公就曾問孔子：「先生懂不懂排兵布陣之法？」孔子說：「我學的都是些祭祀禮儀之類的事，軍隊里的事情沒學過。」於是，第二天衛靈公和孔子談話時，就心不在焉地仰頭看天上飛過的大雁了。

更深層次地看，孔子的「儒家」試圖以恢復周朝的禮樂制度來重建社會秩序，而禮樂制度是當初周王朝為維護中央權威而構建的一套完整而嚴密的身份、等級標識系統，而在春秋時期，這一套標識體系已經顯然阻礙了諸侯士卿，違背了他們的利益。楚國貴族勸阻楚王任用孔子時，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初楚國的祖先受封於周天子，僅僅是一個子爵，土地就五十里那麼大。現在孔子提倡是要恢復周公、召公時代的秩序，那楚國還憑什麼世代擁有千里國土呢？」

鮮為人知的儒黨

孔子生前歷盡艱辛，身後卻光耀千古，這首先得歸因於他在生命晚年大規模收徒講學，相傳教授弟子3000餘人。孔子就是春秋末年第一批開私人講學之風的學者，從而為儒家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孔子去世之後，孔門弟子繼承孔子的理想，在亂世中奮力宣揚儒家思想，使得儒家思想薪火相傳，穿越數百年戰爭烽煙，聲勢愈發壯大起來了，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社會上具有廣泛影響的「顯學」之一。

儒家之所以能夠一改孔子時代的狼狽，進而獨霸思想文化的神壇，其實同它在組織機制上的特性也有很大的關係。

戰國諸子中至少有兩個學派，並不單純是學術的思想與學派，這就是儒家和墨家。它們具有早期政黨的幾乎一切特徵：具有專一的政治綱領和遠期、近期的政治目標，有較嚴密的分層組織，有嚴格的紀律約束，有精神、政治和組織的領袖，且有組織經費來源，從事有組織、有目的政治活動。

孔子與墨子不僅是學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實上也是兩位出色的政治組織者和政治領袖。孔子聚徒講學的真正目的並非僅僅是要傳播一種學術，也是為了從事政治活動。他通過教育傳播一種政治信仰，再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們聚集在一起組織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就稱作「儒」。

這個團體既是學術團體，也是政治團體。他們共同奉行以「六經」之道為主體的聖賢學說，其從學者稱之為「弟子」，而外間則稱之為「徒黨」。這些「徒黨」皆尊奉孔子為精神領袖和政治領袖，實踐其政治學說和政治主張，從事政治活動。儒家也具有嚴格的紀律性，背叛師門者，會受到處罰。例如孔子的弟子冉求就因為替重用自己的魯國季氏徵稅擴充軍備，而違反了儒黨「斂從其薄，以德為政」的政治綱領，最終被孔子逐出師門，並號召儒家弟子「可鳴鼓而攻之」。

另外，孔子被當時人稱為「素王」，即無冕之王，實際就是政治領袖。以政黨的概念理解，孔子的三千弟子就是儒黨的黨員，而賢者就是孔子之下的各層領袖和骨幹。三千隻是個概數，當年晉國貴族趙簡子本來要攻擊衛國，由於聽說了孔子儒黨在衛，就不敢去攻了，可見儒黨人數之多，勢力之大，實際是組織成了一個在當時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性黨派。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孔子不僅是單純的教育家或思想家，還是傑出的政治家。他在春秋戰國社會大轉型的過程中，敏銳地意識到了通過聚徒結党參與政治的可行性，並付諸了實踐。這種組織結構不僅使得孔學得以長期傳承，並終於在漢武帝一朝得到國家承認，成為支配中國政治兩千年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

儒學得到統治者的賞識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漢初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漢武帝是歷史上第一個用儒家學說統一中國思想文化的皇帝，從此，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思想正統。

漢武帝上台伊始，曾策問治國之道。當時參與問策的100多位賢良人士，有儒家、有法家，也有縱橫家以及其他學派，他們都希望本門學派的思想成為漢武帝治國的依據。而其中，董仲舒的對策最受漢武帝的推崇。

漢武帝問董仲舒，如何才能實現百姓和樂、政治清明？董仲舒答：「所謂道，是國家走向大治的途徑。仁義禮樂，又是推行道的工具。」看到漢武帝若有所思，董仲舒又提出，「按照《春秋》的本義，尋求王道的出發點，那就是個正字。作為一個帝王，要上承天意，任用德教，不要專用刑罰。」

董仲舒的這次對策，適應了當時漢朝從政治、思想上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句句打動了漢武帝的心。在漢武帝的主導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成為統治階層的主導思想。與此同時，漢代也出現了一股把儒學宗教化的傾向，那些儒學大家們不斷地把「天」描繪成儒學中至高無上的神，竭力宣揚天是有意志的，能與人相感應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從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學理論，這就是「天人合一」理論。

其實，在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就是一種生活事實，人的活動若不與天的運動相符合，就不可能達到生產目的，也就不能使自己的生命延續下去。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就是天道循環，春天播種，冬天死亡，但死亡並不意味著生命的終結，到了春天又開始生了。這樣規整的自然秩序，人領悟到以後，就要試圖把握它，並且把這種自然秩序應用到自己的生活當中，使人類社會也能顯現出像自然秩序一樣的美好。

人類社會的秩序在儒家那裡就是「禮」。禮作為社會的一種制度，是以「天道」作為自己效法榜樣的。禮是天道秩序的人間化，按禮的教導去做，按禮的樣子去生活，這本身就是神聖的。「禮」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是有等級的，這也是對天地自然秩序的一種模仿。既然天地有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萬物跟它聯繫，不同的現象呈現給我們，那麼當制度建立起來後就一定要體現一種等級。有等級是不是就一定意味著不平等？等級是一種制度的外觀、形式；平等是一種價值，可通過很多不同的形式來體現，兩者完全是兩個東西。

在社會急劇變革的時期，這種秩序隨著社會的大動蕩而解體，在這樣的一種社會狀況中，如何實現人作為人的價值？這時人就需要內心的「仁」來改變世界，重建秩序。

人者天地之心，外面秩序沒有了，但每個人心中都還有「仁」，「仁」就是我們心中的種子。種子放到土地里，只要時機恰當，進行澆水，一定會生長發芽。我們心中的那個「仁」，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聖人的種子，只要每個人把「仁」這個種子養好了，天德天理就在了。如果每個人都能想到生命是有神聖性的，相信天道是存在的，對全社會來說，它所代表著的不僅僅是「禮」這個秩序的回歸，而且是道德的重新回歸。

董仲舒把「天道」賦予儒家學說，不僅給了統治者一整套的統治思路和道德基礎，更重要的是，它表達了一個具有上天意志的社會秩序觀。秩序，才是儒家學說立於不敗之地的根基，而其他諸子學說都只提供具體的權術、技能或者修身養性的辦法，這些都無法成為一個社會的根基。

儒學不是宗教

漢代的儒學雖然進行了一定的宗教化改造，但儒學關注的落腳點仍然是社會政治現實和人生現實，只不過是藉助天道來增加自己學說的合法性而已，因此儒學不是真正的宗教。而作為一種統攝人心的思想信仰，如果沒有宗教根基，它就會歷史上屢屢陷入危機，最終走向衰微。

真正的宗教相信宇宙中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的人生世界，一個是生命終結後永恆的世界，人死後那個永恆的世界才是完美的精神世界，具有一個永恆的價值觀。宗教正是依靠這個永恆的價值觀來衡量現實的世界，取捨現實的人生。而儒家並不認為有兩個世界，而是只有一個世界，死後如何，不是儒家所關心的，生命的意義全在現實的生活之中。

可是，無論上帝是否存在，但人類在很多時候需要有一個「上帝」（人們給他取一個什麼樣的名稱並不重要），人類在很多時候需要「確信」一些東西。因為現世的價值觀總是隨著形勢不斷變化的，如果人沒有一個永恆的價值觀來支撐自己，形勢一旦發生變化，人的價值觀就開始混亂。例如，在春秋時期，齊國陳氏貴族殺了自己的國君，孔子認為這完全是犯上作亂，就請魯君出兵討伐；到了戰國時期的孟子那裡，如果君王是獨夫民賊，「臣弒其君」則成了正當的革命。這樣一來，任何臣子只要有實力，都可以借口君主是荒淫無道的獨夫而拉其下馬了。如果「天命」可以如此變化無常，那麼它的約束力又在哪裡？人們的敬畏之心又怎能保持？所謂的「君臣之禮」又如何靠得住？

最生動的例子是兩漢之後，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衰落。此前，儒學在統治者的鼎力支持之下，已經成功成為中國的統治思想，可是到了東漢末年，形勢丕變，儒學陷入了長久的危機。

從東漢末年開始，經歷魏晉南北朝，中國社會進入了長達三百餘年的動蕩時期，漢末的戰亂、三國的紛爭、西晉統一不久發生的「八王之亂」，西晉的滅亡和晉室的東遷，接下來北方十六國的混戰，南方朝代的更迭帶來的爭鬥等等，在三百多年裡，幾乎沒有多少安寧的時候。戰爭使很多人喪生，伴隨著戰亂而來的饑饉、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規模遷徙，不知又奪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當接連不斷的災禍、死亡、政治的腐朽黑暗出現時，人們所依賴的儒學在這個時候無能為力了，弒父弒君之事數不勝數，儒家的倫理綱常再次遭到嚴重破壞，已經到了無法為繼的地步。在這樣的社會危境下，人們覺得仁不足以救世、義不足以衛己，這還有什麼天道可言？

儒學在這一時期轉入低潮後，佛教趁虛而入，迅速佔領了中國人的信仰高地。佛教雖然是舶來品，但作為一種真正的宗教，很快受到了深陷苦難的中國人的歡迎。對於佛教來說，「出世和解脫」是它的出發點和最後的歸宿，人們現世的努力是為了來世的回報（這點跟西方的基督教不太一樣，基督教追求的是永生的天堂），人的價值不是體現在當下現實中，而是體現在死後的輪迴中，這一特點正好迎合了那些現世之中無望掙扎的人們的心理需求。憑藉這一優勢，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超越本土的儒家學說，在中國迅速流傳開來。

儒學雖然在宋明之後再次恢復了統治地位，但由於它不具備足夠的宗教情懷，遮閉了人心裡對永恆世界的追求和敬畏，每每在社會劇烈變動時期無法應變，最終在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下逐漸衰落下去。

但如同基督教對於西方一樣，儒學對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財富。儒學敬畏天命的「天人合一」思想、克己愛人的社群觀念、「以理制欲」的人生旨趣等等，都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蘊涵著共同的人類價值觀。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徹底推翻儒家學說，而是充分開發儒學的多重價值，使其在現代社會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融入現代化的洪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